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有四次影响深远的体系化理论创新的工作，分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化工作，列宁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初步探索经验的理论体系化工作，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经验的理论体系化工作，以及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化工作。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习近平同志在大会报告中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第五次理论体系化工作。

　　每一次体系性理论创新的工作，都是从时代判断出发的。没有明确的时代判断，就难以称之为一次体系性的理论创新。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分析，构成了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以《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构成了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特点的分析，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邓小平同志对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分析，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础。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中国和世界都感受到了这种实际上的发展。但真正把这种感性体会加以理论思考的人，是习近平同志。以十九大报告为代表的对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判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判断重要意义有三：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第二，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每一次体系性理论创新的工作，都在时代判断的基础上分析了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没有对主要矛盾的深刻分析，也难以称之为一次体系性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经典科学社会主义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列宁指出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是列宁主义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邓小平纠正了八大之后逐步出现的错误判断，指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当时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的落后面貌已经从根本上获得了改善，但在区域、城乡、经济文化、经济社会、经济生态等诸多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不协调的状况。习近平将这种现实进行了理论思考，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转化分析的重要意义有四：第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自然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仅仅通过经济发展去解决生产落后这个矛盾方面的旧思维已经过时了；第二，群众的需求不再仅仅限于物质和文化这两个大的方面，对生态、社会、政治等方面也开始较为关注，物质、文化这两个方面需求的内涵也更加拓展了；第三，要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第四，要用抓住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办法，进一步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全面进步。

　　每一次体系性理论创新的工作，都在主要矛盾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本方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通过党组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列宁指出要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要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固的党，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武装夺取政权。邓小平指出要通过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现中国的快速发展。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征程已经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阶段，历史方位的变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要求基本方略的再次提炼。习近平概括了“十四个坚持”，构成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这“十四个坚持”包括：（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四）坚持新发展理念。（五）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九）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十一）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十二）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十三）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重要意义有三：第一，基本方略具体展开了如何在新时期解决新的主要矛盾，如何全面推进党的各项主要工作；第二，基本方略体现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工作方法，把各项主要工作整合成了一个系统工程；第三，基本方略突出了党指引方向、把握全局、协调各方的关键作用，以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始，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终，抓住了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线。

　　每一次体系性理论创新的工作，都在提出基本方略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了阶段性的展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必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革命转变时期走向社会主义和它的高级阶级共产主义。列宁指出，无产阶级要领导民主革命并推动它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会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逐步发展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人民生活要从温饱到小康再到比较富裕。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建党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建国一百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局阶段，因此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习近平据此提出了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新的两个“十五年”的两阶段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第一个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第二个十五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两个“十五年”的战略安排重要意义有四：第一，根据实际加快了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时间从二〇五〇年提前到了二〇三五年；第二，根据实际提高了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将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强国而非一般的现代化国家；第三，进一步明晰了未来实现“中国梦”的时间表，描绘了走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伟蓝图；第四，更快、更强、更宏伟的蓝图，必将振奋人心、凝聚民力，进一步激发亿万中国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昂热情。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判断，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到“十四个坚持”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再到于“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需要提出的两个“十五年”、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习近平实际上进行了一次体系化的理论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这一次理论体系化，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所进行的四次理论体系化的历史经验，又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的诸多现实特点，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都进入了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