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陈培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摘  要:资本扩张必然冲破地域限制,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必然主动或者被动地进入到资本塑造的世界中。资本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一片光明、满是进步,而是伴随着问题和代价。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历史进程,不能因为它会带来问题和付出代价,就拒绝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引领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正是因为依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积极改革开放走向了世界,主动参与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变革,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替代性方案,它的提出代表着中国对人类社会文明走向的基本判断和基本追求,标志着中国引领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自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不是将其事业定位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上,而是坚持放眼整个世界历史、整个人类社会建构自己的宏大叙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种视野和格局,从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到提出构建和谐世界,再到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不得不开放,到今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世界开放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演绎着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魅力。

一、还记得那个“世界历史”的预言吗?

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到来,世界市场必然会形成,人类历史将进入世界历史阶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做出的判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就表达过一个观点,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将建立起来,每一民族的发展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世界交往”、“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才真正有了现实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清晰地指出,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最终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民族之间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互相依赖,用今天的话来套,可以称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

认真阅读会发现,他们还道明了在政治上必然出现的结果——“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对全球化进程的阐释是多维度的,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在那个时代,他们就已经谈到了我们今天谈论的各方面的全球化。

我们可以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资本扩张必然冲破地域限制,一定会走向全球各地,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没有办法抵挡住资本的入侵,都必然主动或者被动地进入到资本塑造的世界中。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用过全球化或“地球村”这样的范畴,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确实是在讲全球化的故事,而且还不是泛泛地讲表面的故事,他们要揭示真相,揭示推动全球化的背后主导力量,那就是资本。总结一句话,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正是资本逻辑空间扩张的必然结果。

这无疑是富有创见性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只要是客观规律,无论主观上是否认同,它都必然会呈现出来。全球化的进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完全是符合人们的美好意愿的,它并不是一片光明、满是进步,而是伴随着问题和代价。它本身是资本逐利和无限扩张的本性带来的,它将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它带来世界范围内少数人财富的集中,它转嫁阶级矛盾、贫困给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等等。这是资本推动的全球化的必然附带品。

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作用,他们知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不能因为它会带来问题和付出代价,就否定资本主义带来的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就拒绝参与到这一进程中。这一进程比起以前的时代总体上是进步的,它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它结束了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把野蛮的民族卷入到现代文明中,终结了很多国家和地区落后的封建政治制度,消灭了依靠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认定,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没有它推动的世界历史性的发展,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就永远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4]他们相信,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一步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完善,民族分割和对立将会消失,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会出现,全人类解放的事业最终会取得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在他们的视野中,他们关注着中国在整个资本主义扩张史上的命运,写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对华贸易以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在验证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它的落后和挨打,正是因为它奉行闭关锁国,没有参与到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没能抓住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最终只能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的大门是被敲开的,是被坚船利炮打开的。

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新中国不可能进入到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只能选择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可惜的是,这条道路并没有成功,历史教训再一次让我们明白,如果不与世界接轨,向世界开放,或者说不进入到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就没有办法摆脱落后的局面,社会主义也就无法真正建设好,显示出它的力量和优越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征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正是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在当时的中国,走出开放的这一步并不容易,有些人认为创办经济特区就是搞资本主义,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能加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中?怎么能与他们同流合污?这不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吗?这些观念在当时很有市场,而且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定中国走上了补资本主义的课的道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明白很多人的担心,打消了很多人的疑虑:“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5]他明确提出,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不要担心开放会带来坏的东西。今天我们会更加理解,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进步。实行对外开放并没有伤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而使其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对外开放,引入外来资本和技术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是正确的选择,是应对世界历史进程、全球化客观趋势的必然选择,这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反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世界观”的认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这才是真正地向马克思、恩格斯致敬,我们怎么能忘掉他们的那个世界历史的预言、那个全球化进程必然到来的预测呢?

二、何以引领当今世界的开放发展?

正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判的那样,今天的世界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利益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达到空前水平,不同国家的人们进行着从来没有过的世界意义上的普遍交往,有机会享受着世界其他国家的物质和文化产品。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预判到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再是那个被打开大门、那个不得不去开放的国家,它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为开放发展的引领者。

今天的中国凭什么能引领当今世界的开放发展,凭什么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是因为中国不算晚地通过开放政策走向了世界,主动参与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是因为中国依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到必须站在全球化时代的潮头之上;是因为中国善于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并能对世界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主张。中国引领当今世界的开放发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验证,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丰富与发展。中国为什么行,凭什么能够做到,接下来该如何继续努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给出了很好的总结和启示:

其一,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历史进程,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客观历史进程是客观的进程,它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无论愿不愿意,它就在那儿,躲避是不行的,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欢迎它。不能因为引入资本逻辑、向世界开放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选择不进入到世界发展的轨道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地认识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的根本之道。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外部动力,改革是发展的内部动力,没有开放的外部动力,内部改革的驱动力就会不足。只有双重动力相互促进,共同给力,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推进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其二,开放必然有代价,谋求没有代价的开放是不可能的。加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引入资本运作促进中国发展,要学会利用好的东西,尽可能避免坏的东西,但不能因为有坏的东西,就放弃好的东西。邓小平强调:“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6]这种说法在现在看没有任何问题,但在当时却遇到多么大的思想抵触啊?明明是好的东西,明明拿来就可以改变中国的技术和经验,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属性划分,就断绝与其他国家的技术、经验交往,就不去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这种做法无疑是幼稚的。而学了其他国家某个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就认为中国的开放走向了资本主义,这种想法同样也是幼稚的。没有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和技术的学习,怎么可能青出于蓝,怎么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进而引领世界的开放发展?

其三,立足当下,放眼长远,从学习开始,从适应开始,走向引领。力图成为世界市场的领导者,就必须先走向世界。没有走向世界,社会主义就无法显示出比较优势,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在整体的人类社会层面上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一下子实现的,不是靠美好想象实现的,它必须尊重客观历史进程,必须经过漫长的奋斗历程。它势必要经过世界市场的洗礼,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的物质基础、先进观念等条件,需要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发展。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既抱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又尊重现实,从加入资本逻辑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从小到大,积少成多,逐步将理想照进现实。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抉择正确。它既看向远方,又立足脚下,它不止于当下,而是一直眺望远方,现在它更有机会实现曾经看似很远的奋斗目标,它离这个奋斗目标前所未有的近。

其四,无论何时,都要准确判断世界局势,看清时代主题和发展潮流,摆明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世界上问题很多,但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也就是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两大突出问题的提出,以及在此基础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炼,揭示了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指出了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都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奉行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理念。

前有“时代主题”,今有“时代潮流”。习近平指出,“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一时代潮流的揭示,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当代发展,而且也讲清楚了今日中国开放发展的基本理念,“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7]正是拥有这样的理念和主张,中国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才能有机会、有能力引领当今世界的开放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样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中国对人类社会文明走向的基本判断和基本追求,它是在全球化新形势下面对全球性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引领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自觉。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加深,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资源能源安全等各类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只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寻找各类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声音:“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9]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分几个方面来理解它:

权力观,强调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都享有平等的国际地位,并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每一国家都应充分尊重他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能强加干涉别国事务;

利益观,呼吁每一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不仅要重视本国国家利益,还要重视人类的共同利益,各国应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

文明观,秉持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和包容的态度与原则,坚决抵制那种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的做法,注重各种文明包容互鉴,不用“文明冲突论”制造文明之间的对立,也不用“普世价值观”消解其他不同文明;

安全观,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坚决反对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

发展观,提出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要推进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等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个倡议、一个概念,它还是一种实践,“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带一路”的建设就是它的理念载体、落地之举、现实路基。“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政治主张、一个追求目标,它已经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要看到的是,作为理念和实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的是在现有全球化进程中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它是对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变革,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替代性方案。新自由主义基于“我们”(以西方发达国家代表进步、正义)与“他们”(以其他国家为代表落后、野蛮)的二元对立理念,不顾各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主张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全盘私有化,吹嘘只有各个国家打开大门,接受解除管制、完全开放、自由贸易、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等建议,就能最终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发展。这种理论确实迷惑了一些国家也包括我国的一些人,使其沉浸在美好想象中。

但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必然是资本力量主宰一切的秩序,新自由主义必然是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代言者,其理念的现实化根本不是全球共同繁荣、共同进步,而注定是牺牲大多数国家成全少数国家的大资本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对后发达国家“暴力性掠夺”成全国际垄断资本,实现国际大资本对后发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其带来的结果是肆无忌惮的投机和掠夺,是中心—边缘结构的剥削链条关系的维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对手都是新自由主义,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不能重犯新自由主义曾经犯过的错误,把本国利益的实现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资本正在更大规模地走出国门,在新自由主义使某些发达国家名誉扫地的时候,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建立自己威信的时候。我们应坚持合作共赢,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道路,为此需要明确,人类社会的未来必然是通过通力合作规制资本逻辑的扩张,走向全世界范围内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平行结构的伙伴关系,基于“利益攸关性”、“同命相连”和“共同发展”建构真实的、平等的、互利的真正共同体。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与他们所追求的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一脉相承。世界历史必然走向民族国家的联合,必将建立真正的普遍交往,必将摧毁“虚假的共同体”建立真正的共同体。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赋予世界历史进程的方向、目的和价值。现在,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称呼出现,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也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等都是其内在的基本理念。因此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追求,又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所追求的美好社会的凝聚。历史给我们惊喜,这种追求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得到呈现。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539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168页。

[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版,第272页。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版,第261页。

 

原文发于《云梦学刊》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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