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意味着在知识、技术、制度、思想、文化等层面实现系统性的创新，这种系统性的创新存在“涌现”的特征，涌现的出现则依赖于能够激发创新的系统机制。面对现实中存在的阻碍创新的系统瓶颈，推动创新需要从国家层面建构创新系统，通过改革释放行动主体的集体创造力。发展带来的经济剩余为新文明的创造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将在自我变革与系统创新中实现爆发式的成长。

【关键词】系统机制 集体创造力 系统创新

      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又一重要节点。面对各种复杂难题，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科学认识这些难题并寻找正确的方法，创新则是一条根本路径。

文明复兴的创新主题及系统瓶颈

理解中国面临的问题需要从大历史的角度认识这一变迁的本质内涵，把握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文明复兴的本质内涵不是“量”的积累，如物质财富的增长、科学知识的传播、传统体制的强化等，它更意味着“质”的飞跃，即在知识、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核心层面的系统创新和建构。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意味着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这集中表现出中国现代文明的创造。但是，这些仍然只是一些具体表现，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带来包含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文化创新等在内的系统创新。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化的本质正是在突破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重构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其本质特征之一便是形成激发创新的系统机制，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在经济层面，以市场为导向适应市场竞争而形成创新机制，市场竞争的压力和逐利的驱动促成了创新的产生；在政治层面，民主和法治解放了人的思想，为人探索新知提供了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在文化层面，思想启蒙与自由理念解放了人的思想，释放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现代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更成为创新的关键载体。因此，现代化不仅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更表现为培育发展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制度和文化，系统创新成为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复制，而必须立足中国的社会文化基础并在新的生产生活中创造新文明，创新的主题更为凸显。正是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弊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而如何在中国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却是全新的事业。因此，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表现为古老文明的自我复兴，更表现为人类新文明的探索。届时，中国向世界展现的不仅是“中国制造”，更有改变世界面貌的“中国创造”。在经济领域，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创造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在政治领域，在有着数千年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在思想文化领域，构建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价值规范、信仰系统，需要直面传统文化的遗产和世界文化的冲击，在新的生活实践中创造适应和引领社会的新思想新文化，这既要全面清理传统文化中的不合时宜的陈腐内容，也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更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中创造新文化。中华文明的复兴表现为创造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生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新的和谐共生。这既是中国文明发展和社会历史演进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的主观认知与自觉选择，其本质要求便是新文明的创造。
从现实看，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瓶颈正是创新乏力，这构成实现文明复兴的主要障碍。在经济层面，过去依靠高投入、高污染、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向创新经济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出路，然而创新转型也面临重重阻力。除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惯性之外，市场的扭曲、体制的僵化等仍然阻碍转型的实现。由于制度具有强大的惯性，改革开放以来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推动制度创新面临重重阻力。各种落后陈腐的思想观念和现实的利益结构又常常交织在一起，共同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创新。
从经验事实看，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因为不能顺利克服一些系统性瓶颈而陷入困境，如经济发展不能向创新经济转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美国学者卡拉斯认为，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低成本生产者（或地区）和高技能创新者之间摇摆的时候，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转型本质上是成为有竞争力的高技能创新者。[1]历史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现代社会更存在高度的风险性，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发展与转型中遇到的矛盾尤其突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种创新困境越来越成为历史进步的突出矛盾。要想顺利推进中国现代化，需要清醒认识这种创新困境，在系统层面上寻找突破瓶颈的出路。

 

在培育创新系统中促进创新的涌现

从创新的角度看，实现现代化需要直面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推进系统创新，它不只是偶然的、零星的、纯粹技术的创新，而是大规模的、系统的、整体层面的创新的爆发，从而表现出“涌现”的特征。让创新涌现出来需要遵循创新的规律，核心是培育能够激发创新的系统结构和系统机制。
现代社会的创新遵循一条规律，即存在“系统性”和“涌现”的特征。创新是个人或组织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获得的新认识、新方法以及形成的新理论、新制度等，因此具有个体性和偶然性特征。但是大规模和系统性的创新却依赖于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系统的理念和运行机制。现代文明的发展就建立在这种系统机制之上，它以创新为导向，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的相互交织和互相支持，共同推动了创新的勃发，结果表现出“涌现”的特征。涌现是复杂系统演化的一种现象，其形式是超越常规的系统衍变，在特定条件和机制下爆发出新的特质。涌现描述了系统的如下特征：低层次的各要素主体交互作用，在互动中促使系统在整体规模上出现低层次所没有的高层次的新特性，但这不能还原为低层次的要素特性。[2]现代社会的创新表现出“涌现”的特征，各种条件具备时，各种创新要素会充分激荡、各种主体充分参与、各种创新的理念和行动得以实现，最终汇成创新的“涌现”，即一种爆炸性的成长。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的兴起激发了各种创新要素的生长，在长期的演化中逐步形成了激发创新的系统机制，促成了一系列相互支持的革命性创造。从哲学革命到科学革命，从思想启蒙到社会革命，从工业革命到政治革命，这一系列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汇成了系统创新的强大力量，最终导致了现代文明的勃兴，推动西方文明走在了历史的最前沿。
在过去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这既是文化移植和传播的过程，也是在适应本土社会文化生活中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国人在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秉承“革故鼎新”的文化传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最终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以说，在探索中不断创新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方向，这与世界现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如今，中国要迈向创新型经济体，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将创新置于新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客观趋势，这种发展也为实现这一转型提供了可能。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正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才有了人类文明的创造。涂尔干在研究大学的起源时发现，11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种思想的欢腾，其基础是储备的多余物质能量使人们能够免除物质匮乏。他提出，“就文明而言，当各个共同体中积聚起一种活力，一心想要找到一个出口，找到某些消耗自己的手段，与此同时却又不存在任何非解决不可的迫切之事，能够理直气壮地吸纳这种活力，恰恰要到这样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文明富有创造性的年代”。[3]如今，中国已走出了经济匮乏阶段并储备大量的“经济剩余”，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这为文明的创造提供了物质基础，系统性、大规模的创新是现实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的需要，而过去经济发展的积累也为此提供了可能。可以想象，未来中国将需要并实现技术、知识、制度、思想、文化各个层面的系统性创新，各种要素相互激荡促成创新的涌现，最终形成新文明的创造的灿烂景观。
要实现这种系统性、大规模的创新，关键在于破除存在阻碍创新的系统机制，需要在克服系统瓶颈中构建能够激发创新的系统。创新常常表现为个体的创造而带有随机性，但是从更宏阔的背景看，一个社会在某个时代的整体性创新不只是少数天才的灵光闪现，更是整个社会系统运行的结果。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本身是社会系统重建的过程，其方向则是不断优化系统机构，形成能够激发创新的复杂有有效的机制，最终带来整个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涌现。这个过程，即是创新涌现的过程。
基于对这一规律的认识，中国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不过在实际运行中，创新常常局限于“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往往被视为“科技部”的任务，这是需要改变的认识误区。现代社会的创新依托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系统，绝非是科学技术所能承担的事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系统的整体变迁，探索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更是前所未有的新事业，必然需要系统性的创新，而实现系统性的创新则需要有利于创新的系统机制。社会本身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激励或者抑制创新的系统机制。培育创造性思维和创新人才是创新的基础，但教育受制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而鲜少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政治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权力缺少约束不仅带来腐败还会钳制思想，导致变革与创新的动力不足；文化受制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影响而难以展现其主体性。为现实利益驱动和现实规则的约束，各种行动主体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导致系统整体的创新能力不足。这种系统机制抑制了创新的热情与动力，形成了阻碍创新的价值观和行动机制。克服创新瓶颈、实现系统创新的大规模涌现，就必须破除上述阻碍创新的系统机制，构建能够激发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构建国家创新系统旨在培育以创新为导向、能够激发创新的结构，以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文化创新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系统机制，进而产生大规模创新的效能。其中，中国由于有着大一统的漫长传统，国家在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完善具有根本意义。

构建创新系统的现实路径

当代中国创新需求高但创新能力不高，这是整个社会系统创新机制不成熟的表现，又是各个要素之间彼此不协调、相互掣肘的结果，整个社会创新能力受制于各个不同的短板。面对庞大的阻滞创新的机制，建构创新系统需要从社会变革的系统整体入手，破解难题、弥补短板、理顺机制、建立激发创新的合理制度安排，培育致力于追求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构建国家创新系统以实现大规模创新的涌现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但这并非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从现实看，社会结构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和惯性，既成的利益格局、制度的惯性、传统观念的束缚等都阻碍了创新系统的形成。而在强大的结构面前，个人常常是无能为力的。如何克服阻力、突破瓶颈是历史提出的重大命题。克服创新瓶颈，构建创新系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突破。
一方面，改革各种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以制度创新作为突破口，鼓励各行各业的创新试验，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构建国家创新系统。创新是在试错中不断探索、排除错误和发现真知解决问题的过程，允许自由探讨、鼓励试验探索、允许犯错失败是创新的客观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才能达成目标。鼓励各种行动主体的创新探索，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以法治为创新提供保障和动力。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难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也是构建创新系统需要抓住的“牛鼻子”。在法治国家的大格局下，推动整个社会的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全社会激励、保护、追求创新的社会机制和文化价值观。在总结各方实践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在国家系统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构建国家和社会整体层面的创新系统。
另一方面，锻造创新主体，激发亿万人民的集体创造力。人是社会历史和文明创造的主体，一切文明的创造都植根于人的行动中。马克思主义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的集体创造力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为此，就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民主是促进创新迸发的关键条件和强力保障，它通过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为各种主体的创新探索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进步与教育的发展培育了一代新人，觉醒的中国人民展现出强大的创造力。在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借助思想启蒙和教育普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获得极大提高，强大的人力资源为实现全面创新提供了主体基础。中国人民站起来、组织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必能释放出空前的集体创造力，生动展现中华文明的新气象。
上述两个方面相互依赖相互支持，不能等待一个条件具备了再考虑准备另一个条件。事实上，主体受制于社会结构的强大约束，制度的变革常常具有决定性；同时，人又是能动的创造主体而非完全被动的客体，所以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又是突破结构约束的现实切入口。在培育创新系统中形成自由创造、大胆试验、鼓励合作、宽容失败、锐意进取的社会和文化景观，正是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当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城市形成激发创新的文化精神，当整个社会建立起鼓励和保障创新的制度安排时，所有中国人的智慧与想象力将得到充分的挖掘与释放，其中所蕴含的创造力将无可限量，创新的“井喷”将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劲动力。这不仅是解决当代中国复杂社会问题的手段，更是让人们在创造中快乐生活的过程。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中国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更是一个以璀璨的古代文明傲然屹立于世界的文明体。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兴起并成为强势文明，中华文明在其冲击下走向低谷。历经艰苦卓绝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之后，中华文明复兴已经取得历史性突破。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进程酝酿了文明爆发式成长的条件，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充分量变的基础上必然会发生质变。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可视为一次“阶段性质变”，构成新的历史性飞跃。1930年，在革命处于困难低潮时期，毛泽东同志从历史发展的大势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壮丽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4]如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人可以更加自信地遥望和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以系统性创新引领世界文明的新潮流。
注释

[1]［美］霍米·卡拉斯：《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应之道》，《比较》，2011年第5期。

[2]R. Keith Sawyer., 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

[3]［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3页。

[4]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页。

 

魏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发展理论。主要著作有《中国转型的系统困境与改革方略》《中国复兴的哲学探讨》等。

文章来源 | 《学术前沿》2022年1月上 。

排版 | 瞿杨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