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旸：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方左翼思想界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
［内容提要］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方左翼思想界对资本主义作出全面批判：就经济方面而言，新自由主义的利润导向和私有化趋势导致抗疫失败，并因此加剧了金融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危机；就政治方面而言，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责任相悖离的制度矛盾导致疫情中政府职能缺位和对社会结构性暴力的放任；就社会方面而言，疫情加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批判的阶级分化与剥削，并激化了结构性种族不平等与社会撕裂；就生态方面而言，疫情映射出全球资本主义增殖体系造成的自然界新陈代谢的断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流行病危机与生态危机相互交织。西方左翼思想界将此次疫情视做批判和替代资本主义、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契机，呼吁开展社会变革，朝一个平等、共享、团结、绿色的社会主义共同体迈进。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资本主义批判 社会主义 社会共同体
当前在西方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面棱镜，不仅映射出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相互交织的矛盾与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衰退。在这个被称做“人类历史关键时刻”的重要节点上，西方左翼思想界透过西方疫情大流行之下的种种症候，对资本主义提出了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后疫情时代以社会主义为特征的世界图景，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政治理论注入了新的历史内涵。
一、经济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利润导向和私有化趋势导致抗疫失败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呈现出应对乏力的表征：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在大范围感染面前几近崩溃；经济危机与公共健康危机双重爆发，顾此失彼；政府干预之后疫情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看来，西方国家应对疫情失败不只是因为表层的决策失当，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当今在西方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弊端与矛盾导致的。美国著名左翼批判学者、语言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指出，西方世界的病毒大流行源于三个根本因素：资本主义的一般逻辑、更残酷的新自由主义版本以及政府的应对。按照资本主义一般逻辑，预防流行病的研究因无利可图被排除在计划之外；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将决策权交给受利润驱动的私有资本和企业，在效率的指挥棒下减少病床和护理人员，导致医疗体系没有充足的能力应对疫情；美国等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没有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疫情肆虐时，特朗普政府甚至计划削减卫生部门的预算。因此，从根本上来看，疫情危机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版本的资本主义的巨大失败。这次危机是一次预警，人们应该认识到当前世界经济制度的功能失调及其对生命、社区、自然环境的破坏。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理论家、德国社会哲学家拉尔·耶吉（Rahel Jaeggi）也认为，从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可以透视整个西方社会的结构性缺陷与危机。可以确定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构无法应对这样的危机，以利润为导向、强调经济效益的医疗保健系统在应对这次危机中是失败的。
首先，西方国家在疫情中暴露的公共卫生体系缺陷根本上应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导向和日益加深的私有化趋势。新自由主义将资本主义的增殖驱力发挥到极致，主张在公共卫生领域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在经济效率和增长的导向下削减公共支出，并在医疗服务、关键药品上过度商品化，最终导致巨大的公共卫生服务缺口。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疫情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医疗资源的普遍短缺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有关。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在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财政紧缩政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医疗体系把利润置于人民生命之上，通过削减医疗保健的机会来赚取巨大的经济回报。当前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处于垄断金融资本的最新阶段，其主要目的是利润与积累，而度过此次危机所需要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团结同这个体系的内在逻辑是相违背的。事实上，最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霸权见证了社会网络的破坏和社会团结的假象。疫情大流行已表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无法应对这场危机。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同样指出，肆虐的疫病暴露出西方国家严重的医疗资源短缺，这本质上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在增加短期股息和利润的指令下，紧急医疗在私有部门持续缩水；而由于财政紧缩和预算削减，公有部门紧急医疗的规模也在减小，投资不足导致当前医疗与防护资源短缺。在利润的驱使下，私有医疗保健的致命矛盾、大型制药公司和营利性部门垄断药物和医疗服务所导致的生命危机都空前突显。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则从女性主义视角剖析了新自由主义对公共卫生系统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她指出，这次疫情使新自由主义制度几十年来累积的“照护危机”（crisis of care）以爆炸性的方式凸显出来。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资本主义不断压榨社会再生产领域：一方面，社会生产制度使大量女性成为有酬劳动力，从事照护工作的时间被严重挤占；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府削减社会支出，不断减少对照护工作的社会支持。公共健康系统是照护工作的一部分，而由于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以及越来越多的资源与人力被转移到盈利性质的领域，照护危机空前严重。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以盈利为基本逻辑的生产系统导致了照护供应链的崩溃，这是此次疫情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激化了金融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端空前凸显，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衰退。美国后现代与都市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资本流通和积累的内在矛盾，即资本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分配、消费、再投资等环节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经济无限扩张和增长的螺旋式模式；而这种模式嵌入到政治、文化、社会、自然、地理等方面后，又形成一种广泛的、动态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人们可以从资本主义的这两种运行模式，特别是资本流通和积累的内在矛盾来审视当前疫情对资本主义的影响。现行的资本积累模式，即在南北美洲和欧洲主导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早已危机重重，存在过分倚重虚拟资本的倾向，面临着价值生产能力与社会有效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激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层面来看，疫情阻碍和中断资本流动，中断供应链、生产链并进一步引起需求和消费萎缩，这些都将导致资本贬值进而引发经济危机。资本无休止的螺旋式积累正在从内部崩溃。经济危机与健康危机互相交织，使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疫情中呈现出全面的颓势。对此，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指出，这场危机清晰地暴露出当前“发展模式”的弱点。这种发展模式长期以来被视为具有“创造力”，但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模式，是通过内战和全球经济战争实现的，它罔顾公共福利和环境后果，具有反社会的效应。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卫生状况给当前的经济模式敲响了警钟。现今数据经济模式的基础是一套完全服从于新自由主义的信息技术理论，它将一切简化为市场的可计算性，而不考虑不可计算风险的多样性，疫情中口罩等防疫资源的短缺便体现了这一点。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大大削弱了部分国家对当前危机的适应力。
二、政治批判：政治制度的缺陷与治理能力的匮乏在疫情中显形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全球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既是对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也是对各国政治制度的深度检验。疫情暴发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方案不仅效果惨淡，其制度和政策体现出的漠视生命、破坏团结的倾向也备受诟病。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看来，马克思曾揭露过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弊端，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匮乏在疫情中暴露无疑。
首先，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致使多数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中将经济价值置于生命价值之上。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经典批判中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在资本本性的主导下，西方国家的治理方案更多体现的是对重振经济的担扰，而非对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视。对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žek）批判到，资本主义式的野蛮主义将经济和市场的平稳运行看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这是不可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呼吁：“与以规避不希望的经济代价为重的功利主义考量相比，国家挽救每个人生命的努力必须置于绝对的优先地位。”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约书亚·克罗沃（Joshua Clover）重点批判了特朗普政府“不能让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糕”的荒谬立场。他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指出，生命政治的内核是决定人们生死的主权，特朗普所言体现出他将这种决定生死的权力完全服从于政治经济学的支配，即由资本及其强制力所形成的政治与经济的真正统一。根据意大利左翼社会理论家马可·德拉莫（Marco D’Eramo）的观察，西方世界的统治者甚至利用疫情大流行推行在正常时期会引起民众愤怒的经济政策：特朗普向美国工业发放了在紧急状态下可以违反污染法的自由通行证，而马克龙则将劳动者每周最长工作时间延长至60小时。上述情形正如同法国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言，西方民族国家仍然遵循资本机制来对抗疫情，而疫情则要求资产阶级国家必须公开明确地将更普遍的公共利益置于自身阶级利益之上。
其次，疫情放大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责任的分裂与悖离，最终导致政府职能缺位和对社会结构性暴力的放任。波兰左翼社会批判理论家安杰伊·诺瓦克（Andrzej Nowak）指出，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履行职能方面越来越消极，特别是在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严重失职。疫情来临时，一些西方学者批评隔离、封闭等措施，反对国家权力过度干涉个人自由，这恰好为新自由主义政权提供了不作为的借口。这种批评未能区分两种政治权力：一种是通过保障人口福利使自身合法化的政治权力；另一种是让位于市场专断游戏的政治权力。新自由主义政权正是后一种，它以自由为借口正当地从公共卫生、医疗保险等需要国家干预的领域退出。殊不知，免于政治权力干预的自由并不会导致国家权力的减弱，而只会增加其不负责任的程度，这种源于疏忽和不作为的暴力及其带来的生命损失更应该被批判。在疫情之下，若无法保障生物安全，政治领域的自由便无从谈起。美国左翼社会批判理论家亨利·A.吉鲁（Henry A.Giroux）透过疫情分析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他指出，当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政治降低到个人层面来掩盖大规模的、系统性的不平等，将社会定义为一个无关乎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市场，将社会与政治问题转化为个人命运与个人选择的问题。在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下，社会被分化为个体，不平等被常态化。奥地利左翼思想家伊莎贝尔·弗雷（Isabel Frey）同样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范式以私有化和市场化取代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这种看似自由放任的政治其实是一种精巧的针对弱者的结构性暴力系统，它将不幸归结为个人自身的原因。疫情流行之下，欧洲一些国家实施的“群体性免疫”策略集中体现了对这种自由放任的无条件信任，这一策略使政府可以将公共卫生系统的失败归咎于病毒。死亡将由自然、命运或个人负责，而不是政府。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走向极端就是自由放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最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能力的匮乏在疫情应对中无所遁形，既无法充分调动和协调社会各方资源，也无法获取民众信任，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只能通过操纵种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迎合极端意识形态来掩盖治理危机。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对新冠病毒手足无措之际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制造种族主义恐慌。对此，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学者安德鲁·朗汉（Andrew Lanham）指出，正是特朗普推行种族主义方针，加大军事投入，削减对外援助、全球卫生和疾病防控的资金，破坏了应对疫情所需的国际合作和公共卫生福利。因此，对美国而言，疫情危机既是医疗危机，也是政治危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哲学家扬-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提醒人们警惕西方国家在疫情中强化的民粹主义倾向。他指出，民粹主义政治家向来以反对精英、代表人民自居。虽然疫情所需要的团结性与民粹主义的主张相矛盾，但民粹主义者仍然可以推行他们的关键战略，即分裂公民，使人们相互对抗，例如将问题归咎于少数族裔，或将口罩归为精英主义的文化象征。掌权的民粹主义者会受益于“聚旗效应”，在类似于战争状态的疫情面前，他们能够主张“政治至上”的原则，采取一些将直接对右翼民粹主义有益的行动，例如关闭边境；其惯用的战术还包括散布分裂甚至仇恨言论，例如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等。疫情虽然带来了真实的苦难，但可能不会激励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而是成为右翼“抱怨文化”（culture of grievances）的一部分。种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不仅破坏了对抗疫情所必需的社会团结和国际合作，还导致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政治倾向，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政治危机。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理论家、德国政治哲学家赖纳·弗斯特（Rainer Forst）呼吁，应当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自然反射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应对病毒实际上需要跨越国界的反应和团结，关闭边境等行为是极其危险的。吉鲁指出，当前的病毒大流行不仅仅是一场医学危机，还是一场政治和道德危机。随着财政紧缩政策、经济金融化、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种族和社会清洗言论主张等方面的结合，新自由主义已经演变成一种法西斯的政治形式。这场病毒大流行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种族和年龄上的歧视，它用经济产出衡量生命价值，欧洲一些国家的“群体性免疫”政策也是如此，将老年人、移民、穷人和有色人种视为非生产性的、可抛弃的、不值得保护的。在肆虐的病毒下，种族主义暴力泛滥，这背后是新自由主义强加的暴力。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流行病，是当代的法西斯政治的危险先兆。
三、社会批判：疫情加剧阶级剥削、不平等与社会分裂
在疫情中，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阶级、族裔、身份的群体处境迥异，并因此社会冲突不断。西方左翼思想界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并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固有的贫富分化、阶级剥削、种族歧视等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分裂与危机。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与剥削在疫情的映射下更加分明，并且愈演愈烈。福斯特指出，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疾病和流行病的阶级背景做出剖析，并揭露这种条件所导致的“社会谋杀”，而这场疫情赋予了恩格斯所谴责的“社会谋杀”以新的涵义。在美国，从感染风险、收入、住房、资源和医疗服务机会等方面来看，抗疫期间关键劳动者（essential workers）与特权阶级都是不平等的，而新冠病毒在工人阶级和贫困社区（特别是有色人种社区）的传播率和致死率更高。
从全球来看，尽管富裕国家处于大流行的震中，但是整体危机，包括其经济和流行病影响将更严重地打击贫穷国家。而在经济上，除了大流行的直接影响外，南方国家和地区注定要付出最高的代价，崩溃的全球产业链和随之而来的商品链的重建会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遭受重创。资本主义政权造成的巨大阶级和地区差异，使得最严重的环境风险压在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群身上。英国剑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认为，病毒大流行加速了从大融合到大分裂的转变，放大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阶级结构。他区分出六种阶级群体及相应的六种不同的疫情体验：（1）最顶层的大资本所有者和高级经理。他们不必担心自己的健康和经济富足。虽然疫情加速了资本分化，但他们并不受影响。（2）中上阶层和部分中产阶层、经理和专业人士。他们能够安全地在家工作，其薪水也保持不变。（3）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中小型、生产型企业家。他们收入大幅下降，对不确定的未来充满担忧。（4）在卫生保健、老年人护理和关键劳动岗位上的劳动者。他们收入虽有保障，但处于病毒攻击的前线，面临致命风险。（5）曾经在正式经济体中有稳定工作的前劳动者。他们或许能通过兼职或者政府补贴获得一定收入。（6）最底层的、被切断收入来源的非正式经济劳动者，如小时工、街头小贩。他们的命运岌岌可危。由于风险和保障方面的区别，阶级差距和阶级分化在疫情推动下更加严重。德拉莫指出，在西方社会，隔离在家中只有对于特权阶层才是可想象的，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这将直接导致失业和饥饿。如《纽约时报》所说，隔离实质是“白领隔离”（white-collar quarantine）。疫情进一步扩大了阶级之间的鸿沟。意大利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 （Roberto Esposito）同样指出，大公司持续盈利，而劳动者却被迫在日益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疫情加剧了受剥削的工人和特权群体之间的差别。
其次，疫情还加深了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种族不平等。根据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左翼理论家鲁卡耶·叶尔贝（Ruqaiijah Yearby）等人的研究，疫情期间，在就业方面，非裔、拉丁裔美国人在护士、工人等关键岗位上占据高比例；在住房方面，结构性种族主义导致居住隔离，少数族裔社区的居住环境更为恶劣，并缺乏投资与资源支持，这些都增加了少数族裔的感染风险；在医疗服务方面，少数族裔患者获得的医疗服务质量低于白人，一部分人甚至无法获得医疗救治的机会。基于疫情期间非裔美国人的高死亡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左翼学者基安格-雅马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将新冠病毒称做“黑色瘟疫”。他指出，此次流行病席卷黑人社区的速度令人震惊，促使人们对此前就存在的种族和阶级状况进行深刻审视。由于种族歧视，疫情对非裔美国人造成更大的打击，种族主义导致的住房、就业、健康和医疗保健水平的劣势使他们在疫情中更为脆弱。但美国政府官员却试图将问题归结为非裔社区住房不合标准、糟糕的饮食习惯、过量饮酒和吸烟等个人原因，借此分散对种族和经济不平等的注意力。此次疫情中，西方国家的不同族裔在健康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以至于有左翼学者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揭示出“健康带有颜色”（color of health）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
最后，在疫情的映照下，深刻而广泛的不平等与社会撕裂显现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美国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新冠病毒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全球人类社群处于同等的危险之中，但资本主义剥削却在疫情中积极地再生产和巩固自身，制造极端的不平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病毒本身没有歧视性，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却使病毒带有歧视性。埃斯波西托则断言，由于资本主义制造着不平等和苦难，今天的西方社会正面临滑向普遍社会冲突的风险。一些学者借疫情之机对西方社会普遍的不平等和分裂根源予以反思。美国社群主义政治哲学家迈克尔·J.桑德尔（Michael J.Sandel）着重批判了西方精英统治的不平等属性。他认为，这次疫情使人们有必要作出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反思和革新。像美国这样的西方社会在过去40年受市场驱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种精英统治的态度，忽视了大多数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为社会和经济所作的贡献。精英统治的傲慢和由此引发的怨恨是民粹主义反弹的关键所在，也是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的强有力的来源。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精英在改善非精英人群生活方面做得很少。当金融在企业利润中占据更大份额时，许多从事实体经济工作、生产必需产品和服务的人，不仅忍受着停滞的工资和不确定的就业前景，也从社会中得到较少的尊重。在此次疫情中，真正的关键劳动者都是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他们没有在家中安全工作的奢侈，但正是因为他们将自身健康置于危险之中，其他人才可以寻求免受传染的避难所。因此，应该重新配置经济和社会资源，向这些劳动者提供补偿，并对他们表示认可，而不是假设市场自身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吉鲁则重申了新自由主义模式与社会分裂之间的内在联系。新自由主义政府将不平等塑造为美德，否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对个人责任的极端定义撕裂了社会团结。这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宣传以市场为基础的利润、私有化、商业交换的话语，并使孤立、剥夺、痛苦和死亡的话语合法化。在疫情危机中，一些西方政客将所有社会问题归为个人责任问题，社会中充斥着对弱势群体的蔑视、猖獗的种族主义、公民文化的崩溃以及对财富和个人利益的痴迷。要结束这场瘟疫，必须超越私有化和原子化的资本主义观念。
四、生态批判：疫情映射出资本主义增殖体系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
新冠肺炎疫情是发生在人类社会场域的一场健康危机，而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它也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次巨大震荡。因此，不仅需要从社会维度进行反思，也需要在自然维度上予以审视。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看来，疫情不仅凸显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矛盾和弊端，也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在疫情的产生与全球大流行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疫情又反过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生态危机。巴迪欧指出，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经历过的诸多大规模流行病之一。流行病之所以复杂，在于它是自然维度与社会维度的结合点，既要看到病毒在自然物种之间的迁移和传播，也要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及其所依赖的持续快速的流动性导致病毒的全球蔓延。哈维认为，威胁人类的疫情本身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资本再生产背景下的各种独立的、自主的演进力量持续地重塑着环境，带来了气候变化等未曾预料的后果，因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难。新冠肺炎疫情本质上是自然对它40多年来受到野蛮而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榨取和虐待所进行的报复。
福斯特对疫情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一种生态学—流行病学—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批判。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凸显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相互关联的生态、流行病和经济三方面的危机。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和全球大流行都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相关。这一流行病的病因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态破坏这一整体问题。根据流行病学家罗布·华莱士（Rob Wallace）及其团队的研究，新冠病毒病原体是近年来人畜共患病的一种表现，很可能起源于资本生产的前沿，是全球农业综合企业的产物。跨国农业综合企业更密集地渗透到自然系统中，在生态系统与物种以及物种之间制造了断裂。伴随着全球商品链的流动，病原体不再局限于大陆腹地深处，而是蔓延到大城市，为潜在全球大流行病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福斯特强调，马克思从来没有忘记资本流通的自然物质限制，他始终提醒我们当涉及生产的自然条件和人类与自然整体的新陈代谢时资本增殖的消极的、破坏性的一面。资本主义正在物种、生态系统和大气中制造着人为断裂，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这场生态—流行病危机可以最终追溯到资本积累体系的内在矛盾。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流行病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互交织。当今全球商品链和农业综合企业的活动所带来的生态和流行病学综合灾害已经扰乱了整个全球生产体系。疫情下的封锁和社交距离的拉大导致全球关键部门停产，对全球商品链产生了巨大的长鞭效应。停产引发全球性的供应链危机，而供应链中断又对价值链，即交换价值流（exchange value flows）产生影响，最终可能在仍然以停滞、债务和金融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中引发金融崩溃。反过来看，就金融资本的本质而言，它只关注成本控制，罔顾公共健康、环境保护、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的投资不足，其结果必然是加剧当代全球生态和流行病危机，而其金融后果将进一步破坏已呈泡沫特征的金融体系的稳定。福斯特指出，从总体上看，21世纪帝国主义是一种围绕全球劳动和土地套利而形成的世界剥削与征用体系，晚期帝国主义的资本流通已经造成了一场有吞噬人类文明风险的迅速发展的地球生态危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和越来越多的、更致命的流行病的威胁应被视做这种晚期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全球剥削和征用的链条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而且破坏了物种之间的关系，造成有害病原体的酝酿。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做是由以下因素引起的：（1）农业综合企业及其基因单一栽培的引入；（2）大规模生态破坏；（3）一个建立在罔顾自然和社会限制，把土地、身体、物种和生态系统视为“免费馈赠”来加以征用基础之上的全球资本主义增殖体系。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是外在力量造成的，也不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而是属于一种广泛的复杂危机趋势。
尽管疫情揭示了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但西方各国未必能汲取教训，转变发展模式，反而可能为恢复经济进一步罔顾环境代价。法国巴黎第九大学社会学与哲学教授多米尼克·梅达（Dominique Méda）指出，面对隔离造成的经济损失、失业率暴增的难题，西方各国政府可能重启褐色经济，重新增加化石能源使用，从而加剧气候危机。要改变这种情形，需要从现在开始计划绿色复工，社会各产业努力进行生态转型。法国左翼环境地缘政治理论家弗朗索瓦·杰曼奈（François Gemenne）同样认为，人们在展望后疫情时代时，不能认为疫情的经验必然对解决气候问题有利，相反，疫情可能是导致气候进一步恶化的威胁。目前西方各国的救市计划似乎将化石能源产业作为救命稻草。更糟糕的是，许多政府和企业都把疫情当做放弃环境政策的借口。西方社会应当从当今疫情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找到超越国界的共同之处，保护每个人都赖以生存的地球。
五、应对与出路：重建共同体与资本主义替代
新冠肺炎疫情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方方面面的危机，暴露出资本逻辑对公共福祉、社会正义、共同体、生态环境的侵害。西方左翼思想界将这场疫情危机视做替代资本主义、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契机，呼吁人们跳出固有的制度框架，提出新社会愿景，推动社会变革，使世界朝向一个平等、共享、团结、绿色的社会主义共同体迈进。
首先，资本主义在疫情下的全面失败引发西方左翼思想界对私有化与公共保障、市场的限度、社会化分配等核心制度问题的讨论，在寻求当前社会制度替代的同时激活了社会主义话语和想象。戴维斯认为，疫情表明，应对流行病，不仅需要全民医保，还需要限制大型制药公司的权力和改革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保健体系，打破药物垄断，为生命线药物（lifeline medicines）的公共生产提供支持，并通过政府等机构保障人们享有免费获得疫苗、抗生素、抗病毒等生命线药物的权利，而这些都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提倡社会所有制和经济权力的民主化。耶吉也强调去私有化改革的迫切性。她指出，不仅健康领域不应该由市场管理，教育、文化和生活都是以经济效率和增长为导向的市场所无法合理对待的。这应当成为从疫情中得到的主要教训。在疫情发生以前，在社会基础设施、健康和教育等公共产品上以利润为预期、过度商品化就已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就更长远的意义而言，应该反对资本将利润私有化、将成本社会化的行为，争取经济民主化，劳动的去商品化。而在对后疫情社会的设想中，法国左翼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疫情之后最需要避免的就是恢复以往的经济模式，必须超越作为人与世界关系中至高原则的生产逻辑，应当设想一种颠覆既往生产逻辑的社会主义。
其次，西方左翼思想界借此次危机强调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结与相互依赖，批判资本主义体系对社会纽带和国际团结的破坏，呼吁以疫情为契机重建社会与国际共同体。马克思曾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表面上作为普遍共同利益的象征，但实际上却与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疫情使人们进一步识破了资本主义社会虚假个人主义的迷雾，病毒的无国界性也使得国际团结的必要性显露出来。要使人们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枷锁中真正解放出来，建立共享、团结的共同体，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耶吉指出，当前西方社会中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私有的紧急护理体系所显示出的团结的普遍缺乏是一种结构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生活如何将取决于能否应对这些问题并构建政治解放的空间。桑德尔认为，我们现在应当把握危机中关于团结一致的线索并予以追求，重构公共话语的术语，抵制“为了重启经济，应当拿多少人的生命冒险”这类有害的政治辩论，避免回到那个在过去40年里让社会分崩离析的体系，从危机中创造出一种能让“我们都在一起”的经济。乔姆斯基指出，新冠病毒的积极意义在于让人们反思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瓦解以利润为基础的全球化，改变充斥新自由主义病症的社会，唯有此才能构建真正的国际主义，重建社会纽带。
最后，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看来，疫情构成进步理论与进步运动蓬勃交融的契机，应当号召集体行动，消除野蛮的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女性、弱势群体、环境的剥削，彻底重建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瑟伯恩指出，在气候变化和病毒大流行进一步发展的阴云之下，现有社会制度中日益明显的不公平和生态的脆弱性应该成为激进反思的起点。这场病毒危机挑战了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激活了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平等主义、气候运动等进步的社会运动与理论潮流，人们需要找到政治领导和组织将这些力量聚集在一起，推动平等主义的、和平的、生态的变革。福斯特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出，生态系统的变化和气候危机将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流行病爆发，应当弥补生态与经济、城市与农村、荒野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还需将公共卫生放在更优先的位置。这就必须推翻以“创造性破坏”而骄傲的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的逻辑，打造一种具有实质性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生态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以社群—公共性为基础的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体系，其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着与自然的社会新陈代谢，以促进作为所有人自由发展基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时节约能源和环境。弗雷泽基于女性主义的视角强调，新自由主义时代下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教科书式地向我们展示了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照护工作等）之间如此明晰的交互关系，因此，应当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改造作为一条“绝对命令”。总体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严峻形势下，西方左翼思想界对资本主义体系提出了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其要旨在于揭露资本主义持续加重的危机与衰败，并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论证和实践空间。恰如吉鲁所言，人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过去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在这个新时代中，有必要提出一种语言和叙事，既要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排斥、剥削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进行持续的批判，又要批判以贫困、阶级统治、环境破坏和死灰复燃的种族主义这些意识形态的和结构性因素为基础的话语。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改革运动，而是一项旨在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秩序的彻底的重建工程。
[作者单位]李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卓群，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