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其思路与方法主要有：坚持经验来源于历史，主张对党史上的一切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作历史的分析；认为教训可化为经验，强调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认为经验有多种形态，党既要创造和汲取直接经验、也要积累和运用间接经验，既要创造和汲取一时之经验、也要积累和运用永久之经验；坚持从经验中求理论，强调通过历史分析、抽象概括和实践验证，从经验中抽象出理论来，实现对“理论”的创新。

　　关键词：历史决议；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就是高度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对历史经验的分析和总结，并将其上升为新的理论成果，更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一条基本途径。因此完全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党不断创造经验、汲取经验、积累经验和运用经验的历史。这既体现在党的实践活动中，也记录在党的历史文献中，而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无疑是其中最新最全的一次总记录。本文就试图从这个角度，探讨一下中共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作为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点体会。

　　一、经验来源于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经验的总结是要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

　　马克思的这段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实在的事实可归结为经验的事实；第二，经验是观察历史的条件和基础。显然，马克思是基于人类生活的“经验”，并运用“经验”的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经验”一词多次出现，诸如“经验的考察”、“经验的材料”、“经验的存在”，等等。他对于“经验”的强调，首先针对的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其目的就是要反对从抽象的观念出发来理解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因此，只有人的实践才能产生感性材料，也只有实践的人才能从中获得理性认识，才能真正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这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得到证明。毛泽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同样存在一个运用“经验”来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为此，在1961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4]另一方面，党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5]

　　当然，无论是总结经验，还是积累经验，都必须尊重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后来成为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道路的重要方法论。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6]

　　除此之外，在总结经验的具体工作中，还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正如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7]。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它要求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对党史上的一切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都作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以逻辑的理论推理取代历史的现实研究，更不能以抽象的逻辑去人为地剪裁历史事实。在处理经验与史实的关系上，也不能用一般原理去框定历史，把史实作为理论的注脚；而是用理论去分析史实，通过史实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或问题进行理论的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强调“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均不可取，只有“史论结合”才能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它的经验来。

　　这一历史主义原则也被应用于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中。虽然写“历史决议”不同于修党史，但也要遵守历史研究的基本法则。所以毛泽东要求研究党的历史，必须“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8]。在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中，他更是强调总结历史经验，“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9]。

　　这一条原则也体现在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因此，他要求“决议”起草小组，“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10]。邓小平指出，对党史上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正确的东西要坚持，“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1]。正因为此，“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12]

　　这也是起草第三个“历史决议”所遵守的基本法则。正如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强调的，要用三个观点看待党的历史，其中第一个就是“具体历史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体现在历史经验的论证方式上，而且还体现在其对各时期党史人物与事件的分析评价中。比如，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说明党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说明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说明党带领人民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针对新时代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说明党带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华民族正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3]

　　二、教训可化为经验

　　在党的历史上，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表面上看好像是水火不容的两个东西，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14]因此对它们，在分析历史、总结经验时，也需用发展的眼光作辩证地看。

　　首先，要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功过。毛泽东说：“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15]事实上，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这样经过反复的实践，“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16]。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一次右倾错误、三次“左”倾错误以后，才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是在经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以后，才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17]

　　其次，要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经验教训。对此，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18]所以他说，“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19]，主要目的还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方向上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同样要求运用这一方法来处理历史问题。他说：党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总结起来都“很有益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所以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20]。

　　这表明教训可转化为经验，坏事也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刘少奇说：“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21]这个条件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从理论上分析二者之间的区别联系，并在实践中把握其转化的基本环节。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区分教训和经验。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2]因此早在讨论第一个“历史决议”时，毛泽东就强调：“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23]所以评价功过是非，区分经验教训，还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是说别人的东西都不行，我才能够做最后的判断，最权威的判断。没有这种权威，权威就是人民”[24]。

　　二是坚持“两个务必”，这主要是针对成功和经验来说的。毛泽东认为，党的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25]。在延安整风中，他还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强调“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26]。有鉴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更是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的问题：“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7]这已经成为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作风。也正因为此，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还一再强调：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28]。

　　三是坚持“自我革命”，这主要是针对失败和教训来说。邓小平说：“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当然也就不可能“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29]。事实上，能否具备“自我革命”精神，能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的确是一个政党能否将教训转化为经验的关键。正因为此，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还一再强调：“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30]

　　上述思路和方法也体现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正如习近平指出：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的失误，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进程。[31]党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已经生动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起草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习近平也同样要求贯彻这一思路和方法。正如他在这个“历史决议”的说明中所强调的，“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32]。

　　三、经验有多种形态

　　经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它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也是认识的开端。一般来说，经验有它的初级阶段，即感性认识，也有它的高级阶段，即理性认识。历史经验指的就是后一种认识。它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人们运用概念并经过判断和推理以后，产生出来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历史结论。

　　首先，就其来源看，历史经验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经验，二是间接经验。前者是指人们从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知识，而后者则是指从别人或书本里得来的知识。毛泽东说：“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33]。所以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对直接经验的提取和应用。这当然与党的那一段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党的历史上，有很长一个时期，外来的间接经验占据着主导地位。对此，毛泽东曾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论述：“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34]

　　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毛泽东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35]正因为此，毛泽东才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认为钉子还是要自己碰，要努力从本国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经验。他说：“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36]

　　不过，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直接经验，但也不是一味地排斥间接经验。相反，党还要求关注间接经验，并把它作为直接经验的必要补充。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7]。其实，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因为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8]。

　　但这种学习和借鉴，也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因为此，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9]

　　其次，就其内容来说，历史经验也主要有两种：一是一时之经验，二是永久之经验。前者仅具有一时之价值，过时而价顿减；而后者则具有永久之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这是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 [40]。然而绝对真理，毕竟是由无数相对的真理所构成。所以对这两种经验，中国共产党都主张认真总结并加以应用。

　　第一，要关注一时之经验，主张“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说：“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41]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更需大胆实践，更需及时总结经验。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后来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方法论。邓小平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42]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我们是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相信是会成功的，当然也很容易出偏差，所以“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43]。对此，习近平后来总结说：“我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是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的过程。”[44]

　　第二，要关注永久之经验，强调“加强顶层设计”。习近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45]这表明党不仅要及时总结经验，更要经常总结经验，要尽量关注那些可以超越时空，对现在及未来仍可发生影响的历史经验。也就是说，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党既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发掘中共历史中的“支流”、“个体”、“残骸”和“碎片”的独特价值，更要从整体的历史进程出发，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揭示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这一思路和方法也体现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这个“决议”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历史经验与第一个“历史决议”中总结的建党以来24年的历史经验不同，与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总结的建国后32年的历史经验不同，与2018年习近平对改革开放4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不同，因为它需要贯穿并涵盖党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也正因为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46]

　　四、从经验中求理论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而且还强调从经验中抽象出理论来，实现对“理论”的创新。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和要求。毛泽东说：“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47]因此对党来说，能否把握从经验到理论的各个环节是至关重要的，这实际上也是判断其在政治上理论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

　　一是要关注历史分析。早在1942年《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倡过这种方法，叫“古今中外法”。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48]对此，也可以作灵活的多层次的理解。首先是“古今”，这既指时间意义上的“往古”和“当今”，也指过程意义上的“既往”和“当前”。两者均表现为时间上纵向的联系。由于过程是前后相续的，所以“古”中有“今”，“今”中也有“古”。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就是既要关注“一时经验”，也要关注“永久经验”。其次是“中外”，这既是指地域意义上“中国”和“外国”，也指事物关联意义上的“己方”和“彼方”。两者均可理解为空间上横向的联系。由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所以“中”内有“外”，“外”内也有“中”。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就是既要关注“直接经验”，也要关注“间接经验”。正因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49]

　　二是要注重抽象概括。即从经验看规律，从现象看本质，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其内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这种工作只有借助抽象力，并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毛泽东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50]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正是运用这一方法，从建党以来28年的历史经验中，抽象出中国革命的基本“公式”。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51]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邓小平也同样是运用这一方法，从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中，抽象出社会主义本质来。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得到共同富裕。”[52]

　　三是要坚持实践验证。毛泽东说：“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53]。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为此，一方面要对一切理论和权威论述采取实事求是态度。“经典作家”不是“神人”，他们的著作也不可能是“神话”。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54]另一方面也要深刻认识到，实事求是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55]。事实上，那种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56]。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有过深刻教训的。

　　只有把握以上环节，才能从经验中求出理论来。这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起草“历史决议”的主要意图。在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通过与毛泽东的政策主张作对比分析，全面阐述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错误，在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各方面的表现及其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明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57]，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一个“历史决议”昭示全党：经过24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已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实际，并深刻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因此“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58]。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中心工作，是“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阐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59]。在这个“历史决议”起草中，邓小平还要求“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60]。所以第二个“历史决议”不仅明确提出要“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61]，而且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中，提炼和概括出10条经验作为“理论结晶”。这是对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的第一次归纳和总结。

　　第三个“历史决议”主要是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其中心工作是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这是因为对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成就和经验，此前党中央已作过系统总结。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集中概括十八大以来党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深刻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历史发展的逻辑结论。

　　由上所述，坚持经验来源于历史，认为教训可化为经验，强调经验有多种形态，注重从经验中求理论，以实现对“理论”的创新，这就是党总结历史经验的思路和方法。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100岁了，他不再是一个懵懂少年，而是一位阅历丰富、经验丰富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了。也就是说，党不仅懂得总结经验，而且对待经验现在也有自己的“经验”了。这个“经验”就是运用“历史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以便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而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已经很具体很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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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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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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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8页。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2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1—42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5页。

　　[2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

　　[2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7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7—948页。

　　[2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7页。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9页。

　　[28]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6页。

　　[2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6—347页。

　　[30]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7页。

　　[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7页。

　　[3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8页。

　　[3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8—339页。

　　[3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3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78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4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5页。

　　[4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

　　[4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9页。

　　[44]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页。

　　[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68页。

　　[46]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1页。

　　[4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

　　[4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5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2页。

　　[5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5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

　　[5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55]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0页。

　　[5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7—818页。

　　[5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2页。

　　[5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9页。

　　[5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2页；《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6页。

　　[6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2页。

　　[6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7页。

　　

　　作者简介 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 《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4期。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