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7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学马列，读原著”第18期学术讲座在北京大学理科5号楼举行。马克思主义学院史春风副教授与聂志红副教授担任主讲人。我院博士后马思宇担任讲座主持人。

史春风老师讲座的题目为“民主集中制——从历史到现实”，她以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开场，以苏联与美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处理民主与集中关系的历史及现实经验和教训入手，对中共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解读。在沙皇俄国的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列宁认为革命需要坚决的集中制，广泛的民主只能使全党意志涣散，使革命形同儿戏。历史证明了列宁的判断，集中制在十月革命及其后的斯大林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仅用了30年就以“残酷的办法”和“坚定的意志”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年的发展历程，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国家。然而，集中压倒民主的弊病也日渐显现，最后成为苏共亡党的因素之一。苏联解体与世界冷战格局结束后，以福山《历史的终结》为标志，美国一度自信地认为人类历史已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然而近来布莱尔等一批左翼政党领袖不断反思，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已经走上了弯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背后是相互掣肘、效率低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便继承了列宁的建党理论，凭借严密、有力的组织制度，在人数与各方面力量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依然给派系林立、争斗不断的国民党带来了巨大威胁。蒋介石虽然看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组织力量上的差距，却只得诉诸法西斯式的独裁、猖獗的特务活动以图实现党的力量整合，其结果也只能是南辕北辙。我党则在历次实践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与党自身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任何政治制度均是优劣并存，问题在于它是否适合运用它的国家和政党。历史证明，我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革命与建设时期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必须继承和发扬的重要组织原则。

 

聂志红老师的讲座，梳理了现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主要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理论逻辑。该书从界定官僚政治的内涵开始，认为官僚政治就是一种使官僚得以借用公权谋取私利、发生体制性的而非技术性腐败的政治制度。中国官僚政治源出于两千年的专制政治传统，而专制政治的核心便是君主集权。在这样的体制下，每个人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上是奴才，对下是皇帝。反观西方政治史，只是在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中出现了短暂的专制政治，其后经历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西方国家逐步走出了专制政治而发展出民主政治。中国官僚政治的悠久性、包容性、贯彻性使得中国自身难以发展起强大的市民阶层，更遑论可以限制甚至推翻君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悠久性，指中国自秦至清的两千年历史皆行秦制，不外乎是一部专制政治与官僚政治再生产的历史。包容性，指统治阶级通过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构出一套天道、大一统思想等的意识形态机器，将传统社会的每个细胞都统摄在专制政治与官僚政治的体制之中。贯彻性，指官僚政治通过弹性租税制、弹性监察制、科举制等手段长期规训与控制农民、市民与知识分子等主要社会群体，从而稳固自身统治。长期的专制与官僚政治导致了社会封闭、生产停滞、思想闭塞，近代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至中华民国时代，官僚政治进一步以官僚资本的新形态出现。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家族，或直接控制国家企业，或利用公权开办私人企业，投机倒把，中饱私囊，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要超越官僚政治，仅靠打倒几个贪官是不够的，只有取消官僚政治的三个现实前提条件——官僚对民众基本物质资料的控制、对民众精神文化的钳制、阻碍外部先进思想文化的壁垒——并在根本上诉诸于人民大众的启蒙与觉醒才是可能的。

 

（王绯璠供稿，黄敏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