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9日上午8：30，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PKU-M学者对话会”第五期“生命政治学视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以网络视频会议的方式如期举办。

本期学者对话会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王庆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培永研究员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旸老师担任主持人。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和同学共300人，通过腾讯会议参加了本次对话会。

生命政治是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生物性生命所形成的一种治理技术。这里的生物性生命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政治场合中所理解的生命，尤其是在艺术中所理解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医学的、生命科学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霍布斯按照人类医学的方式，设定了一种国家医学，如果说现代医学的科学性建立在一种有机的组织和器官的组合上，那么霍布斯的医生旨在建立国家的解剖学和器官学，让主权者可以像医生一样，采取强力的治疗手段让国家的机体恢复正常。医生代表着对内的绝对权力，正如暴发疫情时，各个国家（无论何种制度）的封城和社会隔离措施就是一种悬置日常生活权利的绝对权力。巴斯德是微生物学的创始人，他将卫生且有利于防疫的生活习惯树立为一种新的主体形式，推动了“卫生主体”的出现，这正是福柯的规训主体的雏形。福柯则集中到不正常的人和正常的人的区分和隔离上，现代治理要保证绝大多数人安全就需要做这种健康者和感染者的区分。生命治理第一个原则是考虑整体安全，不要急于一开始就把生命政治认定为邪恶，而应在仔细研究机制机理之后做出判断。如今生命政治治理与数字技术已经进行了高度的融合，不仅仅将活生生的生命变成了档案和数据，也变成了受算法掌控和支配的行动者，将各种可预知的风险降低到了最低，从而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共同体和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生命政治是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生命，其目的在于规训出驯顺且有用的主体，但同时也把原有的有个性的、独特的、奇异性的主体化去掉了。在某种意义上，生命政治就是主体化和去主体化相统一的过程。对于中国而言，儒家道德学说中的“修身”具有生命政治学治理术的内涵，并且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可以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生命政治学概念。对于西方而言，福柯认为人口是生命政治学关注的对象，“人口统计学”代表的统计技术可以对生命进行全方位把握，在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它让我们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从赤裸生命变成了透明生命。在新冠疫情下例外状态的社会治理，西方社会主要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放任的治理术，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严格管控很难实现，无法收到良好的管理的效果。对于中国而言，治理手段背后都有一个集体主义的威权治理在起作用，正是有了这种威权治理在背后做支撑，疫情可以得到迅速管控。我们不能把生命政治学仅仅看做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术，它应该具有更高的形而上的价值，我们完全可以发展出类生命意义上的形而上的生命政治学。

各路哲学家们在新冠疫情中的出场并没有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好，甚至有人说这是哲学的至暗时刻。这场病毒的一个特殊性就在于它改变了我们议程设置、改变了幸存者偏差、甚至改变了整个学术研究，整个社会的官僚制度、等级体系全部失效，我们都面临着生物性的最底层的平等。古典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不是生命政治而是卓越政治，而现代政治哲学已经跟那个时代没有了关联，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就是作为文明聚焦点的霍布斯。阿甘本最担心的正是当年霍布斯开启的那个后门漏洞：至高的治理权力被赋予了利维坦式国家之后就不知道后者能干出什么。从此恐惧就成了生命治理术的核心内容，一切（包括古代的）主权者都在诉诸这种方式，在他的生命政治理论中，主权者的至高权力和神圣人的赤裸生命的共同体的结构在司法秩序之外便不再处于平等的状态。总之，新冠疫情给生命政治的古今之争带来了新的视差之见，在后新冠时代、后疫情时代作学问的、做哲学的或者做政治哲的，在作批判分析真的会面临非常重大的前景。我们能看到有很多的、以前还隐藏在下面的逻辑都在崩塌。我们一直觉得新冠是一个坏消息，但是要有能力将其变成一个好消息。

生命政治是一个现代概念，其基本意涵是政治直接作用于生物性生命，但不一定是形成治理技术而一定是要使人活下来。将“生命政治”仅仅理解为治理技术，很容易使其成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权力邪恶性批判的范畴。新冠病毒是一个生命政治事件，促成了一种新型生命政治的出场或大行其道。有不同的生命政治事件，新冠病毒只是一种，还有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暴乱、军事侵略，还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事件反映出生命政治其实是面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被逼无奈的政治行动。生命政治的大行其道，意味着政治或权力（超越经济发展与民主法律）的大行其道，意味着客观的、真实的例外状态的开启，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生物时刻，也意味着科学（尤其是医学）具有了法律效力和政治效应。在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摆脱“生命政治本身就是恶的”这一假设，努力构建一种建构性的或形而上的生命政治学，这要求我们必须放弃生命政治中存在的几个设定。第一个是主权者必恶的设定。要认识到生命政治的进步性和无奈性，而不能只强调政治权力的任意性。第二个是人的精神生命更重要的设定。生物性生命是基础性的，是不应该以自由、人权之名而否定的。第三个是走向死亡政治的设定。生命政治不一定会走向死亡政治，但要防止生命政治走向死亡政治。第四个是威权政治的设定。如果我们实现了正常状态下的民主法律秩序，我们就不用担心进入例外状态后会完全沦落为一个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国家。

（发言人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