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马藏》2023年五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024年1月6日,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马藏》2023年五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北大学、湘潭大学、嘉兴大学等近年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领域已经出版系列成果的研究团队代表,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参与《马藏》编纂的专家、青年学者,本次研讨会征文入选作者,以及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和科学出版社的同仁共计50余人出席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军教授主持。
会议现场照
已出版的《马藏》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仰海峰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对参加本次研讨会和参与《马藏》编纂工作的校内外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他强调,在顾海良教授的带领下,《马藏》编纂与研究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该工程的学术影响力日益扩大。《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不仅成为北大马院向学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坚实文本基础,还为培养青年教师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仰海峰指出,《马藏》的编纂与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探索,是理解和践行“两个结合”的关键基础。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的重大意义将愈发凸显。
仰海峰作开幕致辞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良教授在开幕式上做题为“《马藏》编纂及其学术学理意义”的主旨报告。他系统阐述了《马藏》的编纂宗旨、编纂通则、体系结构等。为进一步提升《马藏》编纂与研究的学术和学理水平,顾海良教授从五个方面作出阐释:第一,以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标格。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历程。深入研究这一过程,既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要求,也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的要求。第二,将“历史路标”和思想“过程”方法相结合。《马藏》编纂需在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本理路的基础上,探寻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路标”,并从“过程的集合体”的视角,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于这一思想历史的过程及其规律性特征。第三,采用“通变”的理念开展文本研究。以通变思维进行《马藏》研究工作,就是不孤立研究“作品”,而是突出对文献的原始文本、文本多种迻译本、文本多种版本、文本流转、文本扩展和转呈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遵循“文以载道”的基本原则。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情况看,“文以载道”的理念体现在清末中国仁人志士以“载道”的强烈意愿,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所欣赏的思想主张和种种“主义”,在“传道”中“悟道”,在“悟道”中“行道”。第五,关注文本迻译理念的变化。《马藏》第一部第一卷收入的《富民策》《大同学》《俄罗斯大风潮》三个文本,呈现了那一时期文本迻译中的“西学中源”“西学中述”和“西学中用” 理念。在之后的演进中,这三种理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文本迻译的新理念。
顾海良作主旨发言
会议研讨发言阶段由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藏》副主编孙熙国教授主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统考》主编杨金海,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主编徐方平,嘉兴大学红船精神研究中心教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主编吕延勤,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红藏》编纂团队代表李永春分别介绍了各自团队的研究情况、最新成果和未来研究计划。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藏》第二部第七卷、第十卷主编黄伟力,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藏》第四部第一卷、第二卷主编丁晓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藏》第四部第五卷、第二部第十一卷主编宋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万仕国,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保贤先后围绕会议主题发言。
杨金海指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文本和文献的整理出版,学界能积累文献整理和考证经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早期传播思想及其背后的基本观点,并深化对经典文献早期传播资料收集、整理和考证工作的认识,在出成果、出经验、出人才方面不断深入推进。徐方平详述了湖北大学搜集、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相关史料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的经验,并着重介绍了团队关于早期传播翻译者群体的独特研究成果。吕延勤介绍了嘉兴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料研究中心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史料、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以及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永春对《红藏》的主要内容及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解析。《红藏》完整、系统地收录了1915至194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或间接创办的红色进步期刊,为深化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黄伟力的发言题目是“与无政府主义相交织: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指出,与无政府主义相交织,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样的交织有其思想基础和积极作用,但马克思主义终将同无政府主义分道扬镳是历史的必然。丁晓强强调,史料与文献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科学化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关联在早期传播的文本中得以清晰展现。宋俭基于陈独秀关于“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以及毛泽东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的论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两个结合”的思想理路。万仕国的发言题目是“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吸纳”。他从刘师培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最初接触、与日本革命党人的交往过程等历史背景出发,深入剖析了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王保贤指出,“两个结合”中“第一个结合”重在理论联系实际,而“第二个结合”则重在文化汇通。中国具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回顾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历程,既有自发、自觉的“结合”,也有无意间的“结合”,它们均在思想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会议主旨发言阶段主持人和部分发言人(从左至右、从上到下:孙熙国、杨金海、徐方平、吕延勤、李永春)
会议主旨发言阶段部分发言人(从左至右、从上到下:黄伟力、丁晓强、宋俭、万仕国、王保贤)
1月6日下午,会议研讨发言阶段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马藏》副主编孙代尧教授主持。共有8位研讨会征文入选作者和2位参与《马藏》编纂的老师先后发言。湖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博士生导师马建强发言题目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首个恩格斯著作中译单行本的出版与意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刘庆霖发言题目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在天津的出版与传播(1919-1949)”,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思宇发言题目是“仿军组党:孙中山与国民党改组的军事化面相(1923-1925)”,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东娜发言题目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下‘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的交点’——以五四时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及国民党人为考察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汪越发言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理论取向与实践主题——基于近代两个《社会主义讨论集》的比较研究”,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周慧发言题目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矛盾’话语体系的建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袁蓓发言题目是“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儒学渊源”,上海市松江区委党校副教授陈安杰发言题目是“《共产党》月刊对欧美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侯志江的发言题目是“《赤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孔玺铭发言题目是“李大钊儒学观的历史演进、核心要义及时代价值”,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馆员巩梅发言题目是“参与《马藏》编纂,做好文献资料搜集工作”。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初期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马克思主义根植于我国独特的文化土壤,深入民间,汲取养分,稳稳扎根于中国大地和民众心中。大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对传统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引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剖析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程,有助于深刻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发挥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进程。
研讨会发言阶段主持人兼会议总结人和部分发言人(从左至右、从上到下:孙代尧、马建强、刘庆霖、马思宇、周东娜、汪越)
会议研讨发言阶段部分发言人(从左至右、从上到下:周慧、袁蓓、陈安杰、侯志江、孔玺铭、巩梅)
孙代尧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是和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不断融合、进而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要早于它和中国现实实际的结合。这一认识对于进一步理解“两个结合”、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契合性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中国,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重大课题。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自近代西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学术的影响。这些早期传播文献,不仅为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带来经验与启示,更为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提供重要学术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