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2日，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学马列，读原著”读书系列活动第十四期在理科5号楼352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期读书活动由我院赵诺助理教授、马思宇博士后和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李桦教授担任主讲人。陈培永副教授主持本期讲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其他兄弟院校及科研单位的研究生，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好者，共计30余人参加了本次读书活动。

赵诺老师以“整风运动的地方实践——以‘太行整风’为中心的探讨”为题，主要讲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整风”与整风运动研究。赵老师对“整风”的基本内涵作了简要解释，认为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他梳理了全党整风运动的过程，并对既往有关整风运动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反思。其二，整风前太行干部群体的思与行。在此部分内容中，赵老师重点对四个一般性问题作了细致的阐发，分别是：干部来源问题、困难期干部队伍内部问题的积累、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关系问题以及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以太行整风前的一次思想调研为例，分析了该时期干部队伍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指出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其三，太行整风的一般过程。具体包括四个重要环节：从“似整非整”到“二次发动”；过渡中的转向：太行党校第一期整风班；升温与偏向：太行区党校第二期整风班和高潮与落潮：太行区党校第三期整风班。其四，小结部分。赵老师对太行整风运动作了四点小结：一是太行整风真正构建了太行根据地政治上的“法理秩序”；二是太行整风的领导层保持了总体上的冷静，这与中共中央的指示有关，也展现出根据地领导层较强的政治智慧，根据地党内治理的深入性、艺术性都有明显提高，但确实应注意将群众运动引入党内的偏误；三是整风运动对干部群体中思想意识改造有重要意义，但也具有局限性；四是太行整风对根据地干部政策产生一定影响，但不能估计太高。

马思宇博士后以“‘反帝’何为？：20世纪20年代反帝国主义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为题，结合20世纪前20年反帝话语的发展脉络，解释五卅惨案后舆论界从争言“公理”到急起“反帝”的历史现象，分析反帝话语传播的过程、机制与效用，生动地展现了20年代中期话语传播与政治宣传、社会运作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复杂互动的历史场景。马老师的讲座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20世纪前十年的“帝国主义”，指出“帝国主义”挟西方最新学说之威，一时风头无两；“帝国主义”更是救亡图存之大势所趋。第二部分是反帝话语的进路。20世纪20年代，一条由俄国输入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话语传播路径，自隐而显、逐渐清晰。这套反帝话语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批判色彩，为列宁率先阐发，成为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部分是反帝话语的传播与兴起。帝国主义的侵略形象由单个到整体、由偶然到必然，中国被描述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和牺牲品，而中国的灾难都应归之于国际性的、有预谋的帝国主义侵略；从中共的报告中，可以大致梳理出反帝话语为社会所接受的过程；群众运动的宣传对象，多为一般群众。反帝话语内涵较为抽象，不易为其所接受，在简化成口号过程中，误解、错解便在所难免；吊诡的是，共产党的论敌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中，使反帝话语呈现出更为繁杂多变的面相，隐然有将矛头转向苏俄的趋向。第四部分是结论。马老师总结道：反帝话语通过对帝国主义侵略历史性的系统阐述，解构了以往的国际秩序想象，进而建构了一套全然不同的叙述方式；反帝话语更富政党政治宣传运作的色彩，也更为切近群众，而非仅停留于精英阶层。但由于知识体系复杂，术语深奥难懂，而难为普通群众真正接受，加之运动宣传时，重口号领导，而轻解说劝诱，暴露了反帝话语在宣传动员初期存在有“文”无“义”、望“文”生“义”、易于灌输、难于消化的移植困境；同时，反帝话语简化、泛化、转化的现象值得注意。

李桦教授以“《论我国革命》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为题，从写作背景、内容介绍、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四个维度依次展开了他对《论我国革命》的文本解读。李老师首先阐明了《论我国革命》的写作背景。他指出《论我国革命》是“列宁遗著”中的一篇，旨在回击苏汉诺夫等的挑战，由列宁在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分两次口授完成，其标题是发表时由《真理报》编辑部加的。其次，《论我国革命》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指出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形式，肯定俄国先革命再建设的道路；第二部分进一步阐述通过革命创造社会发展的前提的观点，强调东方社会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再次，李老师指出《论我国革命》的理论价值主要有三点：一是列宁分析了当时俄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提出“先革命再发展”的理论，认为可以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然后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和文化。这对我们深刻理解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二是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为前提的，东方国家将比俄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这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列宁指出，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必须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一思想对于理解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最后，李老师总结强调，研读《论我国革命》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个意味着”的深刻内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场听众积极参与了思想互动环节，就讲座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提问。三位主讲人分别对听众的疑惑作了详细、耐心的解答。

“学马列，读原著”系列读书活动的开展，体现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对青年学子的高度责任感和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强烈使命感，是彰显马院师生“在马研马、在马爱马、在马信马、在马用马”卓越风采的重要平台。读书系列活动受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们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院内外、校内外师生的热情响应，这是我们继续努力办好读书系列活动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下学期，北大马院还将继续推出“学马列，读原著”读书活动。后续讲座信息，请关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官方网站的通知或关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微信公众号“PKU马院”。欢迎北大马院学生及其他院系学子、校外学子踊跃参与，共同进步！

 

（张懿供稿，倪雯、李并柯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