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永:以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好伟大社会革命
伟大社会革命要实现的是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的变革,它不只是某个要素的改变、某个方面的改变,而是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根本变革,意味着对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明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这“两个革命”的重要思想,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
当下一些人对于“革命”存在不少认识误区,比如认为在和平年代谈革命,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在新时代、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两个革命”的关系?总书记为何多次强调伟大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多次强调“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二字被赋予了怎样新的内涵?
就“两个革命”相关话题,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陈培永。
伟大社会革命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从传统或前现代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全实现
长江日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伟大社会革命?体现在哪里?
陈培永:“伟大社会革命”是在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据此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这个论述更加明确了伟大社会革命要实现的是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的变革,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也包括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不仅是经济体制,也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甚至生态文明体制的变革。它不只是某个要素的改变、某个方面的改变,而是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根本变革,意味着对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明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只有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才可以说是伟大社会革命。
长江日报: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这一重要论断?
陈培永: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是伟大社会革命的开启,新中国成立前我们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被强调为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是因为它是要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使中国从传统或前现代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全实现的事业。所以,革命、建设、改革要解决的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都应该算是推进社会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社会全面变革完成的标志就是中国社会全面的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还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要满足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其实都是现代化要实现的目标。
革命是对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的革除、摒弃,也是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构造
长江日报:就革命本身来说,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根本不同在哪里?
陈培永:当我对“革命”一词进行拆解时,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我对中国汉字、词汇再一次感到惊讶。革命,一个是革,一个是命,“革”可以理解为对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的革除、去除、摒弃,“命”可以理解为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建设、构造。革和命其实大致对应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是被统治者为了改变自身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从下而上所进行的摧毁现有统治秩序的带有暴力性质的运动,社会革命则是执政者基于社会背景的改变、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推进社会变革的运动。两者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注重于否定、解构、摧毁,后者注重于肯定、建构、塑造,相同点在于都是为了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实现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长江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在“1·5”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怎样理解这句话?为什么进行好伟大社会革命,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伟大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关系是什么?
陈培永:这句话简洁明了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能进行好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就不能进行好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事业也注定不会完成。
一定意义上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来完成社会革命的道路,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好社会革命这项事业,关键也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勇于自我革命。
伟大社会革命也会促使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伟大社会革命的完成也包括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能力、领导方式的科学化、现代化,党的自身建设的加强和完善。
长江日报: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说明难,您认为难在何处?如何理解自我革命的彻底性?
陈培永:很显然,自我革命是对自己的革命,针对自己的革命注定是最难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就像一个人,只会找别人的问题,只要求别人改正缺点,而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不勇于纠正自己的缺点,那他就不是彻底的。一个革命党也同样如此,不敢触碰自己的问题,那它就不是彻底的革命党。要实现自我革命的成功,政治担当、政治勇气、政治智慧,是绝对必要的条件。自我革命的成功与否,关键是要看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建设是否是有力的、有效的,要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否是科学的、民主的、依法的,要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能够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拥护。
革命不仅是历史活动,还是一种沉淀下来的精神气质,不能被贬低、挖苦、讽刺
长江日报: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夺取政权有重大区别,在何种意义上还能把党称为“革命党”、把我们现在从事的事业与革命联系在一起?
陈培永:确实有观念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成为执政党,现在就不要再提革命党了,再讲革命不合时宜了。这种观念的危害在于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不再有正当性,看似是针对革命而言的,实际上也必然会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失去正当性。
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这样的界定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的连续性,不至于造成前后历史阶段、前后从事事业的割裂。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主要内容。夺取政权只是完成革命事业的第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完成这个革命事业找到的正确的道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这个革命事业的再进一步。
长江日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共产党人不要忘记了革命精神。请问革命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在和平年代从事建设和发展事业,为什么仍然需要革命精神?
陈培永:革命在中国不仅仅是历史活动,它还是一种沉淀下来的精神气质。革命精神的内涵是丰富的,最根本的方面,我认为它是不满社会落后、追求社会进步的精神,它是不因循守旧、追求积极变革的精神,它是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奋斗拼搏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所需要的,也是中国社会进步任何时刻都需要的。作为一个积极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执政党,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是革命者,肯定不能丧失了革命精神,而且必须把这种革命精神发扬光大,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
长江日报:关于革命,有些人思想上模糊,甚至一度出现“反思革命”“告别革命”的说法。您怎么看待这种认识?它的错误和危害在哪里?
陈培永:在反思革命、告别革命的名义下,有些人开始否定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所起到的作用,把革命看作为野蛮的游戏,给曾经进步的革命泼上邪恶的污水,把革命者的形象抹黑、矮化。革命,本是一个充满进步、希望、积极、先进的词汇,却要在新的时代被无情地贬低、挖苦、讽刺,这是对历史的极度不尊重。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意义,都不能否认革命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航向,并奠定了今天中国社会繁荣的前提和基础。尊重历史,必须尊重革命,尊重那些饱含理想信念的革命者,不能以自己的无耻去揣度革命者的伟大,以自己的卑鄙去侮辱革命者的崇高。
对我们来说,不是要反思革命、告别革命,而是要挖掘出革命的社会革命意蕴,将革命的理想照进现实,将革命的精神发扬光大,将伟大的社会革命进行到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境界。
原文发表于《长江日报》2018年4月9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