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马会参会学者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家祥教授

【嘉宾简介】赵家祥,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市和全国优秀教师。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党委书记、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简论》、《唯物史观的核心与当代现实--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新技术革命与唯物史观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教程》、《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变革之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主编五卷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问题。

 

世马会记者:赵教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想请您谈谈您的一些学术观点。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相关问题都有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您曾经发表过多篇文章论述对社会形态划分的看法,可否与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

赵教授:我认为,社会形态是一个反映社会整体特性,研究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类型及社会结构的社会历史观范畴。人类社会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系统,人们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标准、运用不同方法划分社会发展大的阶段或社会类型,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和技术社会形态划分法,是划分社会形态的三种主要方法。根据这种理解,我提出了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个序列划分的观点。经济社会形态是指以经济为基本标志划分的社会形态。在这一范围内,又有两种基本的划分法:一种是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另一种是分别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这三种宏观的经济形式为基础,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三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五形态划分法和三形态划分法都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它们的作用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

技术社会形态是指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志划分的社会形态,其发展序列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技术社会形态”这个概念,虽然具有理论渊源,但毕竟是原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所没有的新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补充技术社会形态概念,是时代的要求,是实践发展的需要,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其理论意义而言,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分理论。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它有助于说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和处于同一经济社会形态的国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有助于全面科学地评价西方学者提出的信息社会概念和信息社会理论。技术社会形态划分法和技术社会形态序列的划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着充分的理论渊源。信息社会作为技术社会形态序列发展的一个阶段,反映了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在当代技术体系和产业结构中所占的主导地位。无论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还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补充技术社会形态这个概念和技术社会形态划分法的条件都已经成熟。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应该补充技术社会形态这个概念和技术社会形态划分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缺少技术社会形态这个概念和技术社会形态划分法的状况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世马会记者:您提出了以生产力、技术的发展水平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对技术社会形态进行了划分。那么赵教授,请问,您又是如何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呢?

赵教授: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二重性。它既可能造福于人类,也可能给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它究竟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不取决于它自身,而是取决于利用它的社会形式、方式方法和社会目的。面对科学技术已经和可能带给人类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后果,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一个尖锐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全面正确地确定评价科学技术社会作用好坏的标准。我认为,这个标准应该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首先,新的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上的应用,无疑会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但是,当今社会进步不能单纯以物质标准来衡量。如果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虽然提高了物质生产、增加了物质财富,但却导致道德、审美、精神、政治方面的日趋腐败和没落,那就不能认为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是合理的,它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是要大打折扣的。

其次,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评价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当代,由于国际联系日益加强,使科学技术的应用超出了国家的界限,进入了世界范围。因此,评价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就不能仅仅看它给某个国家是否带来了好处,还要看它给其他国家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新的科学技术和应用只有既推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又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使全世界逐步趋向共同富裕,其社会作用才是积极的。如果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成为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具,那就不能认为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是合理的,它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也应该是大打折扣的。

再次,科学技术的应用应该有利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解决当代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果科学技术的应用造成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生态平衡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也不能认为这种利用科学技术的方式是合理的。

最后,科学技术的应用不能只着眼于人类的眼前利益,只有既能带来眼前利益,又能带来长远利益,才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世马会记者:无论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时,都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初形态,而这种原初形态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又有不少观点被人们误读或误解。在这里,您能对学术界的部分观点做一些回应吗?

赵教授:好的。

世马会记者: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中都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是说一切国家和民族都注定要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等到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才能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的?

赵教授: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宣告资本主义已经腐朽,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发生,而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在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第1卷中,宣告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而此时仍然有很多国家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民族和国家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等到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写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了。不仅如此,他们倒是应该去写如何促进前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著作了。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意味着要以一切国家和民族都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准备好了普遍的世界交往,只要那些控制着世界市场并拥有巨大生产力的“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以使这些发达国家的革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改变一切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把它们同时带进社会主义。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和中期的著作中,就已经蕴育和包含了有些国家和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世马会记者:那么,在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一问题中,马克思、恩格斯是认为落后国家可能首先发生并取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吗?

赵教授:这完全是误解。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认为,只有欧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创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供俄国社会利用,俄国社会才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苦难而享用它的一切积极成果。没有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是不会拱手把大工业所创造的物质技术成果让给俄国人去搞社会主义的。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或俄国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不仅不是以他们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丧失信心、反而是以他们坚信这个革命必定胜利为前提的。

世马会记者:学术界现在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也颇有争议,您能否向我们阐述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赵教授:列宁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里说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建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或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关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加以考察。在我国1905年革命至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来观察和分析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关系,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推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又会反过来支援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得以巩固,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是必定要丧失的;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反复强调,俄国革命如果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是注定要失败的;1918年春夏之交至1920年底,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开始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迫投入自卫战争,在这段时间,列宁反复强调,没有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的成果是无法维护和巩固的;1920年底至列宁病逝,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经过三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保住了苏维埃政权,而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被镇压下去了,这时列宁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没有推翻苏维埃政权,但是国际资产阶级还在准备向苏维埃政权发动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次武装干涉,没有几个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苏维埃政权仍然是不巩固的。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应该采取巧妙的策略,尽量避免同国际资产阶级发生正面冲突,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等待下一次欧洲革命高潮的到来。斯大林1924年5月以前也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1924年12月以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国用本国的力量、依靠工农联盟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斯大林把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两个紧密相连、二位一体的问题割裂为两个不同的问题,是不科学的。

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明确“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但不能建成完全的或发达的社会主义,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但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三个的阶段,三者是一以贯之的。

世马会记者:感谢您的回应。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准确理解其原意。但在国内外理论界,误读和误解马克思经典著作原意的情况时有发生,您认为,究竟如何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准确地理解其原意、避免误解呢?

赵教授:我根据自己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经验,总结了以下几方面的原则与方法。第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解读他们原著中的思想,而不要根据后来变化了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用后来的实践及其需要来解读。第二,要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把他们不同时期著作中的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而不要只读他们某一时期的某些著作,或把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的观点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国内外学术理论界都有人制造所谓的“两个马克思”,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对立起来,究其认识论上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系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联贯起来加以思考,没有看到这些著作之间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第三,要用发展的观点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不要把他们某一时期著作中的思想凝固化、教条化,看做一经提出就不再变化的永恒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个人认识上的变化,对同一问题的论述可能有差别。任何理论都有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也不例外,问题在于能不能通过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克服这种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们敢于对黑暗的现实和各种错误理论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们勇于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革命,不断克服自己理论的局限性,不断为自己的理论开辟新境界,把自己的理论推向前进。第四,要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既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相同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别,把这些有差别的思想看做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更不要把他们的思想割开来、对立起来。国内外有些学者之所以制造“马恩对立论”,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第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任何问题的论述都是全面的,毫无片面性的弊端。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力戒片面性。但在学术理论界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经常出现片面性的毛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我们应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原原本本地研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此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世马会记者:最后还有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想请您解答。赵教授,您认为在今天,我们应如何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呢?

赵教授:首先,要准确把握时代课题的内涵要求。问题是时代的呼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0多年中,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行解答。

其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正确解答时代课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境界,都需要认真、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试想,如果没有系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哪有资格谈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呢?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以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前后相继、一脉相承,而不能离开这个基础和血脉另立门户、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同时,要坚持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并不提供对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那种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企图从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只有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有效解答时代课题,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

再次,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方法。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旺盛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它同实际紧密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这主要表现在,不管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还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都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和联系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分析和解答时代课题、实际问题,一定要在弄清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不能离开理论只分析实际问题,也不要离开实际空谈理论。

最后,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开展研究、推进理论创新。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有许多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南,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开展研究。离开实践和时代发展谈论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更是没有出路的。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旦停滞和僵化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丧失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工作者要高度重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简单化、庸俗化。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解答时代课题中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世马会记者:好的,谢谢您!

赵教授:祝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