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刘同舫，湖北天门市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学科带头人，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标兵人物”，入选广东省委宣传部“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和“十百千工程”优秀人才。兼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研究基地负责人和首席专家、湖北省“楚天学者计划”湖北大学讲座教授等社会职务。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6篇(含英文版)，被《新华文摘》等转载54篇；出版学术专著8部、译著2部、主编教材5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共4项，省部级项目10项，优秀等级结题6项，免于鉴定2项；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项。

 

世马会记者：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门学科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如此深刻地论证过关于人类解放的问题。刘教授您是国内研究人类解放理论的知名学者，请问您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

刘同舫教授：人类解放是指人类不断地消灭现存状况、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运动，是人类在经由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和文化解放所创造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下，把握与超越外部自然限度，并通过全面颠覆资本逻辑，消除私有制，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市民社会体系和国家，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

追求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毕生不变的第一主题，也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和献身的目标与根本价值诉求。在马克思多维度、多层次的学说体系中，人类解放思想无疑是具有统摄意义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构成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而且也渗透在他的全部思想体系之中。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是在吸收了西方古今丰厚思想营养的基础上绽放出来的。生于、长于西方传统之下的马克思，其心灵不可避免地受到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犹太—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文艺复兴和启蒙以来的理性思想等西方传统的滋养，其直接思想资源主要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世界历史观、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人类学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人类解放学说的深度理论背景，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使得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站在更为坚实的历史基地之上。马克思的家庭教育、人生经历与其自身的志向，以及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也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形成的现实根基。

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已同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一起，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石，它作为一个基本范畴深深积淀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底部。马克思思想系统的形成、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以黑格尔法哲学为突破口，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研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纠结关系，得出了与黑格尔相反的结论——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从而深化了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以一个新的视角——市民社会，找到了理解社会历史的钥匙。以市民社会及其超越为基点，从法哲学研究到经济学分析，马克思科学地抽象出了“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等重要范畴，摆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洞悉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市民社会及其超越既是基点，又是中心线索。正是伴随着从“市民社会”动态抽象出“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过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纠结关系及其化解构成了马克思深刻、复杂的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基础与逻辑起点。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构建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过程是在市民社会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中寻找人的解放和人类解放之路。马克思立足于市民社会批判，以对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张力的辩证审视为核心，将人类解放具体化为社会力量和个体主体性之解放，将政治解放拓展为经济解放、劳动解放与文化解放，从而建构了唯物史观之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其中政治解放、经济解放侧重于从社会力量维度与唯物史观之客体向度论及解放；劳动解放与文化解放侧重于从个体主体维度与唯物史观之主体向度论及解放）。它们的逻辑关系是：政治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前提；经济解放为人类解放创造物质基础；劳动解放为人类解放提供革命动力；文化解放展现人类解放的智识策略。政治解放的条件与实质内容是宗教批判与理性精神解放，国家是政治解放的主要实现形式；经济解放思想的核心是消除社会层面的异化力量，主要指使生产力不再是劳动者异己的力量而成为他们能够自觉掌控的力量，生产关系不再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而成为人们自己的关系，这最终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解放的核心是将异化劳动转变为自主活动，其动力来自异化劳动本身固有的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的斗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是其前提条件；从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到实现平民的、大众的文化建构，再到以文化解放对抗市民社会的权力与资本逻辑，文化解放在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中发挥着一种智识策略的作用。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与文化解放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马克思对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既没有脱离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与文化解放的时代要求，也没有囿于它们的历史框架，而是着眼于多维度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历史转换，把解放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合理地纳入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中，通过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与文化解放的路径来达到人类解放，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对多维度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张力所作的精辟分析与贡献体现了马克思的伟大智慧。

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研究及辩证审视涵括不同维度之解放的人类解放大系统，马克思得出了超越政治解放，完成“两次飞跃”，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因此，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在典型意义上使得世界历史被合乎逻辑地分成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个阶段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三形态”——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具有内在关联。“三形态”理论着眼于人的解放程度与全面发展的境界，是人类解放进程中对社会形态意义上“革命”实践的总结，社会形态嬗变与人类解放进程实际是同一个过程，因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境界构成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归宿。世马会记者：当前，中国共产党正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那么您认为，从人类解放的视角出发，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解放的实现路径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刘同舫教授：20世纪以来，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阐释、实践与创新，最受关注、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延伸式的探究不断提出重新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取向和实现方式，但它始终没有超越学术思想探讨的范围。只有苏联和中国是切切实实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地拓展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学术空间并努力开辟全新的实现方式。然而，苏东剧变这一人类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悲剧性事件，使得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历史终结”的声音甚嚣尘上。在这种历史境遇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屹立不倒，既不放弃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又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探寻实现人类解放的新途径、新方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最具说服力的成功模式。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在不断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并在实践上开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解放理论实现模式与道路。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现实化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逐渐凸显出其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历史地证明和演绎了自身道路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探索中的伟大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研究前人的学术探究和借鉴他国实践经验,创造性开辟出来的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全新方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人类解放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价值目标，将其作为改造社会现实的根本尺度，又辩证地看待最高理想与当前现实的差距，稳健地采取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建设方略，通过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不断实现“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自然历史过程，既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确立而宣告结束，也不会因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宣告“历史的终结”，而是必将沿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毅然走向人类解放的新境界。

 

世马会记者：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所蕴藏的逻辑？把握这一逻辑，对深化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具有何种意义？

刘同舫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所作出的崭新的重大判断。揭示“新时代”的由来、阶段特征和时代意义，厘清“新时代”在社会形态中的历史定位，是我们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开启新时代征程的必要前提。

“新时代”的到来是“新时期”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阶段。新时代的开启，意味着新的奋斗目标和新任务的出现。而新时代所有的目标和任务，都必然衍生于一个特定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精确定位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能够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发展质量的提升、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出正确指引。

主要矛盾在新时期和新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依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阶段性表现，但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生产和需要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矛盾对旧矛盾既有一定的继承，也有一定的发展。这一判定基于: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在内部发生阶段性的量变而非质变，由社会发展阶段性质所决定的主要矛盾转化的性质不能认为是“质变”，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割裂开来。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质尚未改变，但矛盾的两个方面及其力量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呈现出新的具体形态，新形态既体现了主要矛盾的变化，又没有突破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质。

十九大对主要矛盾转化的认识，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为内在逻辑，在把握时代发展变迁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重大的历史性判断，充分展现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也为明确新时代的工作重心提供了指引。根据主要矛盾来确定发展目标和工作重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十九大之后，着力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自然成为党和国家下一阶段的重要工作任务。

   世马会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论断？

刘同舫教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论断，标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明确了新时代的发展目标和崇高使命，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

首先，蕴含着质变和量变的关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性“量变成果”。在社会主义改革不懈探索的基础上，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社会才能实现整体跃迁，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此意义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场具有新的内涵和任务的伟大社会革命，它应当在继承社会主义革命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未竟事业，继续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主体需求，最终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转化为客观现实。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是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发展阶段。

其次，蕴含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的“伟大社会革命”论，内蕴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在化解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彻底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了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跨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但同时也要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点。我国在发展中产生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鉴于此，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夺取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总目标，必然要依靠各个阶段性的胜利来实现。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新时代的社会革命任务，就是要围绕主要矛盾开展重点攻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升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最后，蕴含着理论和现实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革命现实结合产生的又一次历史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对新时代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法治、军事、外交等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作出了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为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的行动指南。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先进政党、先进理念、先进阶级和先进道路结合诞生的伟大成果，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理论武器，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下去。习近平总书记的“伟大社会革命”论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论逻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不仅要点检行囊、总结经验，更应当坚定理想、脚踏实地，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行。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核心任务，不断深化生产关系领域的改革，推动社会革命向纵深发展，打响打好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攻坚战，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谱写华美篇章。

 

附：刘同舫教授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主要论文（共发表论文200余篇）

1．《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独撰。

2．《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及实现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独撰。

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中国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独撰。

4．《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独撰。

5．《技术可选择还是现代性可选择？》，《哲学研究》2016年第7期。独撰。

6．《从显性到隐性的主奴辩证法》，《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独撰。

7．《激进民主的理性重建与技术转化的微政治学》，《哲学研究》2008年第8期。独撰。

8．《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历史逻辑》，《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独撰。

9．《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独撰。

10．《在应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独撰。

 

（二）出版著作

1．独著：《马克思的哲学主题》，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独著：《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独著：《技术的当代哲学视野》，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独著：《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独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类解放境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6．独著：《马克思的解放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7．合著：《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8．合著：《马克思对个性解放的探索之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9．合译：《自由与平等——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政治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0．合译：《青年马克思——德国哲学、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