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十八大报告阐明了三者的相互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与之相对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也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归结起来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贯穿其中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理论以及所确立的制度的高度自信。

“自信”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表达的是一种对自己身份、能力、成就及价值的信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观察，自信一定有其历史条件和客观基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是对于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和文化、近现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成就，以及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实现文明复兴的明确意识与坚定信念。本文从我们为什么可以自信，为什么需要自信，以及自信何以保持三个维度，对此作出探讨。

 

一、何以自信：历史之源与现实之基

 

自信是需要“家底”的，自我估量过高，是自大；过低，则成了自卑。执政党和民众是自信中的主体，“家底”则是自信中的客体。正确的自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主体的态度要不偏不倚、实事求是，既不自大，也不自卑；二是客体本身必须是真实存在的，即自信的“理”和“据”必须充足充分。

我们的自信从何而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我们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概括起来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源于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文化传承、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心理认同。

第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是长时段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这是“三个自信”的历史文化源泉。中国文化是一种内聚式发展的文化。所谓内聚式发展，指的是中国的农耕汉文化在遭遇周边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文化冲击时，以包容的姿态吸收他们的先进之处，同时保留自己的核心内容，从而把外来文化都融合到同一文化体系之中，形成了共同的中华文明。因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内部整合机制、向心力和凝聚力。“三个自信”之所以不是执政党或部分民众的自信，而是一种“全民共识”和“全国同心”的状态，与其传承了中华文明的内聚力直接相关。如果没有内在的整合机制和凝合文化，这种普遍的自信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地域辽阔、多种民族共存，人口众多，之所以能够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前沿，是因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和融合性。与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世界大帝国不同，中国内聚式的发展道路及其相应的发展文化，能够在吸纳外来事物的过程中保存自己并不断增强活力，最终形成民族凝聚力。正是因为5000年沉淀下来的内聚式文化的传承，中华文明在近代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反复冲击下并没有消亡，而是在借鉴和吸收外来事物的过程中，反复“试验”，最终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复兴之路。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正式这种内聚式发展模式的产物，因而可以在普遍范围内获得认同与支持。

第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中时段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发展历程之深刻总结的结果。1840年鸦片战争后，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中国走上了一条曲折的现代化之路。从19世纪中期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历了三次现代化的努力。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当时的现代化限于器物层面，没有推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革新，最终以失败告终。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推动的现代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广大民众，加上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最终流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足，以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连串的失误和挫折。洋务派的现代化，在英风美雨之中执着于船坚炮利的梦想，未能吸收西方制度和文化为中华文明所用，谈不上“聚”因此更谈不上“内聚”式发展；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得西方制度文化之形却未得工业化之实，广大民众更是在现代化努力的范围之外，有“内聚”之尝试却无“内聚”之成功；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现代化，过多借鉴苏联模式，在建设道路上没有能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实际相结合，实际上没有能够“聚”他国社会主义经验为我所用，因此也没有完成对中华内聚式文明的传承。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接过中华文明火炬的同时，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取得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短时段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解决旧问题、处理新问题的能力之心理认同积累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中国近现代以来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总结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层面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架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保留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又吸收借鉴了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最终升华了内聚式发展的中华文明。

1985年，邓小平在回答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的提问中充满自信地说：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成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三十多年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综合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快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成绩面前，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回避改革与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改革意识，不断推进改革和发展模式的调整。1997年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上升为政治发展方略，并明确提出尊重和保护人权。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7年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2012年十八大把民主、自由、法治、公正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并且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和有效性，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改革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的决心和能力。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理论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世界产生日益增长的影响。近些年，国外不少专家学者、政治家都以“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中国经验”等命题探寻中国成就的秘诀和根源。据中国外文局对外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十八大期间，国外媒体共发表十八大的英文报道2516篇，比十六大期间的1410篇高出78%，比十七大期间的1473篇高出71%；发表十八大的中文报道2559篇，是十六大时1005篇的2.5倍，是十七大时1352篇的1.9倍。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世界感到强烈震撼，中国党和政府对新旧问题的解决既有决心又有办法，我们应该从中获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力量。

 

二、为什么需要自信：实现文明复兴与应对结构性压力

 

面对当今世界体系及其产生的结构性压力，中华民族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复兴，必须要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首先，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复兴必须建立在“自决能力”以及相应自信的基础之上。汤因比通过对人类历史上诸文明的研究得出结论，文明的衰落在于“自决能力的丧失”，并归纳了若干“自决的失败”之表现，如“模仿的机械性”、“对短命制度的崇拜”、“放纵和骄横”、“对胜利的陶醉”等。（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描绘成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边缘、半边缘国家在发展道路、文化、制度等多个方面受到中心国家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中国在从边缘、半边缘向中心运动的过程中，必然面临“自决能力”的考验。纵观当下盛行于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及其对应的社会治理方式和国家制度设计，如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激进自由主义观念、安于现状和自我满足的极端“中国模式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未能正确应对世界体系结构性压力的产物，和汤因比指出的自决失败的种种表现如出一辙。

实际上，汤因比所谓的“自决”，本质上是在强调人、制度、社会机体等因素所具有的创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始于创新，并将改革精神一以贯之。解放思想，尊重实践，鼓励创造，尊重基层与群众的首创，构成了中国改革独特而鲜明的品格。改革没有完成时，创新也就不能止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理论体系和制度设计，已为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大胆探索，不断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留出了巨大的创新空间；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需要这种足够大的空间。只有牢固地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才能进一步提高“自决能力”，从而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其次，中华文明不得不与其它文明碰撞的现实，使得对作为文明融合产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成为必要。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并提出文明冲突论。文明的冲突固然在所难免，但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与融合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文明的多样性，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近代以前中华文明辉煌于世，正在于她能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吸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形成内聚式发展的文化。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内聚式发展的文明，既吸纳了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文明和发展模式，又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创新。例如，现代市场经济是20世纪人类社会在经济制度方面创造的最大文明成果之一，中国大胆吸取和借鉴这一制度文明成果，并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坚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文明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即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提出“三个自信”的必要性在于，在世界各种文明相互竞争的背景下，只有建立对实现文明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既不走盲目排外、因循守旧、保守落后，使文明“去共性化”的弯路，也不走照抄照搬他国经验和模式，使文明“去个性化”的歪路，才能保留中华文明内聚式发展的优秀基因，才能在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保存、发展和振兴中华文明。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就没有通过文明融合来复兴中华文明的可能。

再次，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压力造成的国内外挑战，也使得坚持“三个自信”成为必要。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度不断提高，同时国内的改革事业进入攻坚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国际上看，虽然全球合作向着多层次、宽领域和全方位的方向拓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互惠互利进一步加深，但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因素始终存在。中心国家的经济科技优势所带来的经济竞争压力以及由此外化出来的发展道路压力、文化压力和制度压力长期存在，唱衰和遏制中国的声音仍有较大市场，既增加了中国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民众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从国内来看，30年来中国积极应对全球化并摆脱边缘、半边缘地位的努力，推动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渐突出，社会利益分化持续加剧，网络时代的到来对应对转型时期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更高要求，信息时代的国内舆情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的并存在促进社会多元化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否定或阻碍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潮和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右声音始终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和诋毁之声时有出现，部分民众信心不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此，面对国内外挑战以及与之相应的困惑和质疑，更需要树立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自信心，继续推进中国的发展进步。

 

三、自信何以保持：解放、自觉和中国梦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既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怎样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则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第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演讲中提出的这“三个解放”，既是中国接下来深入推进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也是未来我们保持“三个自信”的必要条件。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文明舞台上将扮演什么角色？保罗·肯尼迪认为中国将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亨廷顿预测中国将与欧盟一起充当主角，汤因比期望中国成为世界统一的中心，沃勒斯坦则期待中国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体系上发挥重大作用。这些理论和思想大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然而，我们自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旗帜，成为凝聚中国人民建设幸福美好生活的动力，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需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是尽善尽美，尚需更加成熟和定型。面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艰巨任务，我们必须自信而不自满，继续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开放，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对此，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第二，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认识和处理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的强势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形成了巨大压力；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体系，西方理论和思潮也会更加汹涌地进入中国。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能否保持文化自信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大问题。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路和“天下之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才会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才能获得在新时代条件下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首先要求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其他多种文化，这样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地适应，和其他文化之间建立取长补短、和平共处、联手发展的关系。文明多元并存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全球化不可能消除文明的多样性。中国应坚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同时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构建国际文明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合理构建社会理想，凝聚中国力量。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不能没有社会理想的引导，用哲学人类学家米切尔·兰德曼的话说，人的生命活动“需要一个指引方向的榜样或理想以供参照”。黑格尔也强调对民族的认同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精神”，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独特的历史演进历程，“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必须体现这一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1—292页）在当代中国，建构一个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的社会理想，对民族共识、民族精神、民族自信的凝聚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进步有深远意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人们对未来的关注以及关注的程度就会有所不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实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社会理想。没有社会理想，就不会有动力；同样，找不到实现社会理想的途径方式，就不会有自信。如何实现“中国梦”？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清晰地描绘了中国人民的社会理想及其实现理想的现实路径和精神力量，有利于保持和增强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