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作为理论命题还是实践问题，都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大背景下围绕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发生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对自己文化的过度推崇、自信到一度失落、自卑、盲目推重西方文化再到理性反思、注重中西文化结合、实现中国文化重生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根本上来看就是如何逐步地实现对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就其外在形式来看，毫无疑问属于西方文化，它的被传入和被接受，和其它西方文化思潮一样，都是中国人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整体生命，只不过其在内容上与其它思潮有根本的差异而已。所以，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入和接受，要想实现在理论上的创造性再生和实践中的创造性转换就必须要走“中国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就必须要正确地处理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和独到的体悟，他从中汲取了很多积极的因素，并将之完美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之能够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尤其是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总是能够在理论和实践层次都能高于一般中共党内领导人，从而实现了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在实践上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化的双重使命。

一、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

关于毛泽东的知识结构，毛泽东自己曾做过这样的自评：“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i]毛泽东之所以在其晚年会形成这样的知识结构，与其早年的受教育内容有关，与其长期革命实践的需要有关，更与其自身的兴趣爱好有关。

毛泽东自小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浓郁的农村环境，无论是言谈举止、食衣住行，还是礼仪道德、价值观念，都深刻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1902年春天到1906年，毛泽东入私塾读书，先后在南岸、关公桥、韶山桥头湾、钟家湾、韶山井湾里就读，学习过《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1909年秋到1910年春，他又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读书，阅读过《纲鉴类籑》、《史记》、《汉书》等书籍。在这个期间，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也有过涉猎[ii]，甚至很感兴趣。毛泽东对自己的这六年的读书生活有过这样的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iii]。可以说，毛泽东在家乡所受的这些教育不仅使得他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关键是在知识上打下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后来，毛泽东上了新式学校，但无论是在东山小学堂，还是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学习都没有放松。在一师学习期间，他对于自然科学不感兴趣，他坦言：“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iv]从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广泛涉猎中西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朝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v]。在此期间，毛泽东是把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作为自己的第一位任务，这一点可以从他在1916年2月29日写给萧子升的信中得到明确的展示：“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惟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则幸甚也。”[vi]他所列的77本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代文人学士的首选学习书目，毛泽东将其突出为自己的学习内容就深刻地反映了他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迫切学习、了解的态度

参加革命后，毛泽东读马列的书逐渐增多。在1920年代，毛泽东所读的马列著作我们目前所知主要是马恩的《共产党宣》、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十年内战时期主要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延安时期主要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恩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列宁选集》（多卷本）和《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同时还读过一些教科书性质的马列研究著作，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哲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哲学与生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忙于急迫而繁重的时务，从现有的资料看不出他系统而集中地阅读过多少马列著作，有关专家研究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我们现在掌握的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vii]  建国后，马列著作出版翻译越来越多，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1958年他又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毛泽东在建国后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的数量至少不比阅读马列著作少。建国后，他买了一套大字本的《二十四史》，约有4000万字，他硬是通读完了，有些部分还不止读过一遍。《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此外，还读了中国历代《通鉴纪事本末》及《十六国春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史书。他还喜欢看省志和县志等地方性史书。建国后他对中国文学书籍阅读的数量和范围既大又广，他这方面的阅读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古代诗词；第二类为古文和古典小说，他最爱读六朝的骈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最喜欢看明清小说；第三类为现代文学，主要爱读鲁迅的著作；第四类为笔记小说和其他杂书，如《智囊》、《笑林广记》、《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容斋随笔》等之类。

有人统计，在毛选四卷中成语典故来源中国古籍的非常之多，引用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至30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viii]。

毛泽东也读过一些自然科学的书籍，尤其是在建国后，但从总体上来看，自然科学类知识的阅读在他整个读书的内容中只占很小的部分。同样，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阅读也不是太多。

通过上述对于毛泽东一生读书情况的大致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的整个知识结构中占有极大的成份。这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和实践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样的说法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于毛泽东的影响，而是说明毛泽东在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没有脱离中国的实际，没有脱离过中国的文化背景。

二、传统文化决定了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和取向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人在救国救民的理想的驱使下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他们用以拯救中国、复兴中国的直接动机和具体方案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本质上看都是对于中国未来命运的关注，都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中的家国天下责任意识的本能体现。钱穆先生如此评价了近代以来中国有为之士的这种共识：“盖凡此数十年来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其明昧得失有不同，而其归属于救国保种之意，则一也”[ix]。

毛泽东出生于晚清，国家危难的现实使之很早就有了一定的民族国家的危机感了。据他自己的回忆，他在韶山就看过《盛世危言》、《列强瓜分之危险》之类议论时局的书籍，并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尤其是后一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越南、缅甸沦为殖民地的历史。多年后他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x]在韶山，毛泽东还有幸阅读过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该报对于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大事经常做理论和实际的分析，鼓吹变法，毛泽东从这份报纸中也了解了中国危亡困苦的现实，无疑会增加其忧患国家命运的思考。1911年春他来到长沙求学，从此给了他睁眼看世界、看中国的越来越宽广的舞台，其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深度日益精进。他在1912年于省立一中学习时撰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就充分展现了他对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不满情绪，变革中国现实、改造中国文化、政治的欲望已跃然纸上。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毛泽东这样的思想虽然在今天看来对于解释近代中国的落后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但其对国家民族命运不幸之忧心如焚的心情却是不争的事实。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其独立审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体悟有关，但更多地是受当时中下层知识界普遍的爱国、救国、救世的宣传有关，更直接地说与接受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影响有关。梁启超从中西国民对比的角度对于当时中国现实国民的文化、知识、体能、组织等都表示了严重的不满，他和很多维新人士一样认为要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倡民权，认定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非此一途，兴国无望。晚清一些旧文人放弃仕途，主动改行从事维新、或革命或社会事业，其实质就是看透了中国国民素质的羸弱，必须要有先进的社会分子加以开导，使之能逐渐达到一体的智识完备、体格健全、人格独立，只有如此方能担负起建设新国家、新民族、新社会的重任。　毛泽东和当时的这些先进士大夫文人一样，随着自己生活和知识、思想视野的开阔，不断自觉非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这种状况持续了毛泽东的一生，尤其是在其离开家乡韶山走向中国和世界之后。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所做出的，他毕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运用、发展都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上。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最初的动因来看是为了救国救民、拯中华于危难之际，在对当时的各种思潮、学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学习了解之后，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思想颇能切合当时改造中国的实际，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的直接的样板给了很多在苦闷中寻找社会公平公正，超越当时资本主义两极分化、阶级对立严重、民族压迫严重的人士一个朦胧的希望，既要避免西方经典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又不可能不学习西方。而马克思主义则在理论和在彼时的实践中都符合当时中国有为之士探索中国未来的心理。其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早就是这种心理的产物：一方面希望学习西方民主法治、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不愿看到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具有的社会分化严重、公正缺失、社会问题严重等弊端在中国重演，还有就是为了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获得切实的实效而必须具有中国文化因子等内容和形式。

余英时对于俄国为何在20世纪初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形态，有过这样的分析：第一是俄国西化虽一再受挫，其民族认同却仍在西方，而马克思主义则恰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了英、法所代表的西方，满足了俄国人的憎恨情绪，第三，马克思主义号称代表著更完美的西方未来，这又满足了他们羡慕西方的心理。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以“反西方的西方主义”(anti-western westernism)这一特殊性质而为俄国人所接受的。[xi]

余英时的这个论断虽然说的是俄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心理因素，但在某些方面对于中国也很适用，至少在既不得不学习西方，又不愿重走英美老路的心理上很合乎当时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际。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发表的那篇著名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已经讲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分子用来考察、解决中国命运的工具！

纵观毛泽东一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信仰、实践、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从历时态的角度来加以检查，基本可以从三个阶段来加以审视，而无论这三个阶段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义理的理解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始终围绕改造中国这个主题。

第一个阶段，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理性工具和思想信仰。    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时，毛泽东愤怒地写下“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整个求学期间，他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非常强烈，无论是同师友的通信，还是课堂笔记，都能看出他的忧国忧民的强烈的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情怀，并把立志、励学、健身视为其在当下培养报国技能的基础。“思之思之，日日人诚我国劲敌！.......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优之现象也”[xii]

第二个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旗号进行苏俄式革命，扫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五四前后他曾接触过种种改造中国的方案，其基本的途径是非暴力的改良，但无论从当时现实可能性还是部分的实验的效果来看，作为全国性的改造方案明显缺乏全面实践的条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新颖性及对其与中国现状的严密切合，给了毛泽东以极大的震动；马列主义提倡暴力革命的理由极大地增强毛泽东对于这种革命模式正义性的理解，俄国革命由此所造成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冲击和启示。在1919年12月1日的《学生之工作》中，毛泽东就表示出彻底社会革命的倾向和对俄罗斯革命的尊重，“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夫论政治革命之著明者，称法兰西；论社会革命之著明者，称俄罗斯”[xiii]，“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xiv]。上述这些言论清晰地表明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要以之为指导来改造中国，是要以此为指导来在中国建设新社会制度，是要以之为指导最终实现中国的振兴。所以，无论是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知识的了解程度虽有差异，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实施的成效也有差异，  但无论在哪个阶段他都没有放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想、观点、方法来改造中国。改造中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只能说明共产党人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问题。所以，他在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关注的比较多，而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细节的设计是否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找出直接的依据来，他是不太关注的，他所关注的就是在对于大的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上是否符合我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来看，毛泽东都是提倡活的马克思主义，其根本目的就是改造中国，而不是玩弄马克思主义词藻，不是搞一般的学术思想竞赛，而是把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视为首要任务。

第三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理论指导，推动中国超越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则是想依靠马克思主义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都要不同的现代化社会。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的认识在建国后表现得非常充分，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这样讲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xv]这里他所说的工具主要是就世界观、方法论角度而言，其针对性是教条主义、经院哲学的学习方法，内在的逻辑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是按照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毛泽东开展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致力于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经济建设的方式、道路上走自己的路——既避免资本主义又避免苏联的教训，其二是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纯洁性——既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又防止赫鲁晓夫式修正主义。  他主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就是试图在经济领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胆探索，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验，不幸的是这两次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

建国后毛泽东无论搞了什么样的的实验，无论客观的成效如何，但毫无疑问，在主观上毛泽东是想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来统一国家民族的意志，凝聚人心和力量，以建立一个经济上富裕、精神上充实高尚、军事上强大的现代化中国。毛泽东不来不空讲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是他一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怀疑。正是有了这样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取向，我们才能理解他何以能在晚年放弃建国初期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转而实行联美抗苏的外交政策。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联苏，还是联美，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其早年选择马克思主义时就有的目的——救国救民，强国富民！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和实践的历程，他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将其运用到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当中，这个思想取向的直接源头乃是中国士大夫文人的家国担当意识，直接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三、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促成了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方法论、社会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与中国人的心理需求截然相反，那么很难让人理解在其传入中国不久就能得到不少人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赞许，并能在此后的岁月里能成功地充当中国革命的理论旗帜而把千千万万的中国中下层民众集合到这个旗帜之下。具体地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获得认识：

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契合。大同社会理想是很多古代中国文人的至高社会追求，它的基本政治诉求就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生活富足、没有国家机器、社会和谐，这种社会极有可能是中国古代原始社会末期的的社会图景，自夏商周之后这种落后生产力条件下的共产制从没有整体再现过。但中国长期战乱、愈演愈烈的阶级分化、经济分化、社会分化使得处于绝境中的人们不时地唤起大同社会的思想来寄托这些处于或乱世、或弱势状态的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无奈的精神寄托。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外来势力的侵略和本国传统皇权的压制下，在巨大的生存压力的重负下，都普遍地产生了一种变革现实社会秩序的思想。但他们基本上都缺乏一个明确的社会制度设计，基本不了解系统地变革社会的制度安排。在对西方思想了解有限而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还有无限眷念的背景下，路径依赖似地想从既有的文化中寻找变革中国的答案是不少人的梦想，大同社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最容易被人们所找出来的本土思想资源了。但能在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变革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大同社会理想进行再创造式的设计，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了。康有为和孙中山则是其中少有的能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人物。康有为所写的《大同书》明确指出要“破国界”，“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立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并系统地论述了人类大同的整体设计，即“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他的这种大同思想已经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大同思想了，而掺杂了很多思想，可以说古今中外的内容都糅合了一些，不仅包含了传统中国的儒释道思想，还有妇女平等、民族自由、经济全球化等观念，包含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政治思想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可以说是一个人类美好理想的大杂烩，用今天的话来讲，他的视野是关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对于康有为来说，孙中山的“天下大同”思想不仅在现代化的理论意义上更加浓厚，关键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路径上有更为清晰的思路。孙中山的大同思想集中体现在民生主义中，这个民生主义可以说是在吸收19世纪中后期逐渐兴起的欧美社会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形成的，孙中山有时用中国人都能理解的大同思想来形容和表述之不仅是能够在实践中因其通俗、本土化而容易被理解接受，也有使之更加合法化的考量。

总起来说，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描绘“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生产力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很雷同。所以，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尤其是关于其社会理想的内容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对于这种古代中国人美好社会理想的向往，并由此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美好的印象，一下子就拉近了其与中国人的距离。郭沫若在1925年所撰《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承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有如此的契合之处，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社会主义一定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是同义词）它在传入中国后能很快生根发芽。

自幼就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非但熟知，且与许多中国人一样有一种本能的向往。所以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时，自然本能地产生一种亲切感、认同感，极大地推动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服膺和信仰。他对于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某种契合的认识还直接影响到后来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具体实践。

以善于变通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与中国人所传播的矛盾、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契合。

张岱年先生认为：通变是中国传统哲学重要内容，“《易传》的辩证思维可以用‘通变’二字来概括”,“把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称为‘通变法’,是很恰当的”[xvi]     我觉得张岱年先生上述论断对于中国哲学之重要特征的概括是很准确的，它从总体描绘出传统中国的思维特征。通变，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具有应时而变的内在前进、进取的潜力，不会逆势而动，自甘落后、堕落；从消极的角度看，它有被动的无奈地去“变”的倾向，缺乏“创势而动”的积极主动性。不管怎样，中国人具有通变的思维特质，就表明中国人不会排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思想：世界是变化发展的！而且，与中国传统通变思想相关联的对立统一、矛盾体的相互转化的观念也很突出，如阴阳互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等，这些思想在中国古代很多典籍中都有，如《易经》《老子》《庄子》《淮南子》等，这更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相统一。所以，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传到中国时，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觉得生疏、隔膜，反而充分地认同，因为他们已有的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思想被这种内容和形式都更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激活了，他们内在地想超越已有的自我认识局限性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毛泽东是人所周知的辩证法大家，但是很难说毛泽东是在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形成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毛泽东在指挥红军反击国民党的围剿时所采取的的战略战术可以说是辩证法运用到实践的典范，尤其是指挥四渡赤水的战斗，简直将辩证法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但在那时，毛泽东到底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著作？至少目前的史料还不能加以充分地肯定。至于抗战前后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更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确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著作，但是就其辩证法思想的系统、复杂、运用之娴熟来说，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他所长期浸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是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结合起来共同运用到具体的理论和实际分析中的结果。有的专家此毛泽东的辩证法作出如下论述：“毛的军事思想的哲学明显地近似或符合这个中国古老的兵家辩证法，而与西方的辩证法根本不同......被毛运用得很熟练的可说是实践中的中国传统的兵家辩证法，后来便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能动反映论改造和表述出来了，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中国实际（农民革命战争）和传统（兵家辩证法）而中国化了”[xvii]这段话在某些方面可能强调得过多了一些，但基本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源泉。

毛泽东在实际中所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的中国辩证法与中国人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基本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具有明显的耦合之处。我们经常所阐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运动变化发展、矛盾对立统一、世界普遍联系，这些观点与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在不少地方在形式上至少是有共通性的，尤其是对于事物多面性和内在本质性的关系的认识、事物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把握上中国传统的认知体系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一拍即合的默契。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辩证与中国传统的认识论、思维方式之间没有差异性，而是强调其两者之间实现互补、结合的可能性因素之所在。

中国固有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契合。中国儒家传统中基本的价值追求就是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内圣强调的是修身，包括知识、道德，而外王就是服务社会、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的统一是无数儒者的梦想，但能将其统一者，少之又少。自宋明理学出现，中国文人士大夫过于讲求心性之学，疏忽了其经邦济世的实学。但明朝中后期的阳明心学提出的知行合一又强调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虽然这个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但对后人的启发意义很大。明朝的灭亡使得一批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痛定思痛，对于空谈心性之学进行了批判，黄宗羲、顾炎武、王夫子就是突出的代表。明末清初这些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虽然在清王朝严酷的政治统治下无法实现其现代性的转换，但毕竟给广大文人沉浸功名利禄、心性功德的状态一种冲击，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这些实学思想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曾国藩等的倡导下而获得越来越高的声望，及至甲午前后成为中国政、学、商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毛泽东青少年都生长与湖南，晚清这些主张经世致用的人很多都是湖南人，他们的思想、行为通过口耳相传和老师讲授，成为毛泽东青少年时期重要的学习内容。毛泽东最为佩服的老师之一杨昌济就是一个极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他主张学习外国的科技文化必须要运用到中国的实际，强调要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正是受到很多像杨昌济这样的思想取向的老师们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那几年对于经世致用思想可以说是佩服之至。在《讲堂录》中他抄录了有关顾炎武的文字：“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xviii]毛泽东还认认真真地手抄过《曾文正公家书》。他的上述行为不正是表明毛泽东从青年时起就崇敬那些开经世致用一代风气之人的思想吗？他对曾国藩的“不说大话,不好度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极其赞同。他在青年时期关注时事，成立新民学会，主办勤工俭学，参与驱张运动，奔波建立湖南自治共和国，一直到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可以说都是这个强烈的经世致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思想在起作用。若无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毛泽东不可能那么踊跃地四处寻找中国未来的出路。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个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毛泽东就不可能在后来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实事求是就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最简便的表达，尤其是在湖湘文化当中。经世致用思想不仅对毛泽东这些后来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人很为熟悉，其它不同政治、社会思潮的人士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影响，否则怎么可能在晚清出现了那么多不同观点的志士仁人呢？就是对于实事求是这个词，也有很多的人使用之。就我接触的材料，至少蒋介石曾数次使用，章太炎也曾使用过，当然他们使用的语境和含义与毛泽东的关于实事求是的语境和含义差别很大。他们主要是从微观的层次强调要对具体的学习、工作持一种认真的态度，而毛泽东则把其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实践要求都浓缩在这四个字当中了，这样的酒瓶子装新酒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了。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念 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天人合一的实践取向、重视“气”本论的唯物主义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吻合，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自我融通的合理解释。所以，对于急需新的思想资源来更生我们民族文化的中国先进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对于抛弃中国文化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武器，又是中国人实现民族自信和自救的精神仓库，它让中国人不仅敢于破坏旧世界，也自信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i]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30——1031页。

[ii] 《毛泽东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iii]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8月,第37页。

[iv] 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21页。

[v]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5-66页。

[vi]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vii] 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4页。

[viii] 李锐：《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5年，第234页。

[ix] 钱穆：《国学概论》，第367——369页，上海：商务艺术馆1931，转引自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404页。

[x]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11页。

[xi]余英时：《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3-08-08/113051184.shtml

[xii]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0页、45页、56页。

[xiii]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0页。

[xiv]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xv]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63——264页。

[xvi]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第27页。

[xvii]李泽厚：《中国思想史稿》（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994页。

[xviii]《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