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春风   100871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田瑜    113-8654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专业博士生

 

【内容摘要】作为延安时期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宣传党的政策决策、体现中共大政方针方面，起了重要导向作用，从中可以清晰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取向。中国抗战的特殊背景，使日本成为《解放日报》的重要关注对象。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解放日报》对日本的报导更加密集，涉及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战时动员、反战情况等方方面面，本文以抗战胜利前后（1945年1月——1946年初）《解放日报》为研究文本，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

以了解其时作为在野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态度。

【关键词】《解放日报》；  抗日战争；   日本经济社会状况 

 

Abstract

As the organ of the CPC during the period of Yan’an, Liberation Daily played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publicizing CPC’s policies and decisions, from which the CPC’s political orientation could be grasped.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made Japan the focus of Liberation Daily. Before and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Liberation Daily intensified the reports on Japan, involving in its internal politics, economy, mobilization for war, the situation of anti-war and so on. Based on the Liberation Daily from January of 1945 to January of 1946, this article sorted out the attitude of the CPC towards Japan, before and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45年，中国抗战已近八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在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牺牲之后，出现了“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1]的新局面。《解放日报》1945年1月18日引路透社电：“一九四五年将是东京最黑暗的一年，东京的政治骚乱已清楚地显示这种预兆。一九四五年对盟国来说，是很幸福的，因为它是以在缅甸和太平洋战场迅速接踵而至的连续胜利开始的”。盟军节节胜利之际，日本国内则一片混乱，“关于日本正沸腾着政治变乱的消息，已由内阁紧急会议所证实，而小矶谒见天皇，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2]如此背景之下，作为中共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对日本经济社会及其他方面情况更予以密切关注。

一、对日本战时及战后国内经济状况的持续报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实行“战时管制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完全置于政府的统一控制之下。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至1945年，其国内经济已近崩溃边缘。

从1940年开始，日本食物、日用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就已经全部实行了配给制。1945年1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永夜之城>——东京》的文章，称东京景象凄凉，可称之为“永夜之城”，“无尽止的灯火管制使夜生活的人永如置身在黑暗世界中。”“东京目前实施严厉的配给制度，不但粮食配给，连上戏院看戏也要配给。话剧和歌剧从上年春以来就停演了。因为政府法令规定了只有与战争有关的戏剧才准上演。”“由于用纸的管制以及运输的困难，书报读物近来也锐减了。……各书店的书架上都是空空如也的找不出几本书来装点门面。”，文章说，“黑暗、书籍、食厅、酒吧、食粮的缺乏，使东京成为一个暮气沉沉的死城”[3]。其他尚可将就，但数量极少且极为粗劣的食物配给根本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解放日报》高度关注这一问题。1945年1月8日，《解放日报》报导说，日本人民生活痛苦，“每月只能吃到两次蔬菜，三个月才得到三根黄瓜。”市民为了得到食物，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因为政府禁止黑市买卖，所以“要饭吃的和偷菜园的不断的增加着”[4]。7月2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封来自日本士兵家属的家书：“今天早上，母子三人一共喝了两碗稀饭，中午吃的是豆腐渣，晚上到食堂里去吃了一客代用食，花了一元三十钱，一天的收入，吃一顿晚饭，就用完了。想买菜，没有钱，经常是撒一把盐下饭的”[5]。

急剧的通货膨胀亦同时威胁着日本经济。1945年3月9日，《解放日报》的一篇报导写道：通货膨胀首先使军需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而物价高涨，则“威胁了劳动者的生活安定，影响了劳动效率，因物价暴涨，房租也随着上涨，生活指数日益提高，而官定工资却只较战前提高一倍半”。恶性通货膨胀之下，日本政府对大财阀按月支付补偿金，但对中小企业却不闻不问，导致中小企业纷纷亏本倒闭，大财阀却借此“大发其财”。以三菱财团为例，“该财阀去年上半期的利润，较前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八”，其资本，“增到百分之四十到一倍”[6]。对于这种通胀危机，日本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收缩办法竭力应对，但所有措施均告失败。至四月下旬，“通货已达二百一十万万元的空前纪录，比去年年底，三个多月中就增加了三十万万元之巨额”[7]。

这种经济衰退的情形，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的短时间内也难以得到解决。1945年9月1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部分反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状况：“钢铁：普通钢材平常为四百万吨，一九四四年度减低至二百七十万吨，今年第一季则仅产二十五万吨。石炭：战前为七千万吨，今年预料将在五千万吨以下”，其他包括铝、液体燃料、化工产品等均不同程度减产[8]。日本本土所产粮食本来就严重不足，特别是30年代以来，其主要粮食来源来自中国东三省、华北，以及泰国、越南、台湾等地，而现在日本当时仅剩本土，劳动力又严重不足，因此，战后日本所面临的最迫切而最严重的危机，应该首属粮食供应问题，“今后数月内，日本五百万人民或将遭受饥困”[9]。

日本参与战争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希图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然而疯狂的战争机器发动之后，不仅给被侵略国带来严重侵害，最终也导致本土经济的更进一步衰败。

二、对日本战时动员情况的关注

194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推进，盟军在太平洋战争取得连续胜利的同时，开始发动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当美机开始轰炸时，日本方面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大轰炸的威力，《朝日新闻》甚至向人民宣传：“只需用三张席子（铺在地上用的一寸半厚的席子），便能挡住美国的炸弹”。然而接踵而至的大轰炸，使日本人开始谈“机”色变。日本《读卖新闻》写道：“以为‘敌’机只能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来临，实是极大的误解，当它要攻击某一目的物时，虽然是阴天，有些不便，但他利用电波的诱导，很容易的飞到目的地的天空”。“不管天阴落雨，飓风黑夜，‘敌’机想什么时候来，他就在什么时候来”[10]。

而在此时，日本国内战斗人员及后备力量不足的矛盾也开始急剧显现。日本政府不得不竭力加紧战时动员。学生、妇女、工人、老人甚至儿童，都成为动员的对象。《解放日报》报导，由于人力严重不足，除部分学校如医学部、医科大学、大学理工部、工业大学、大学农学部若干科及高等师范学校的理科学生之外，“其他各部学生都在被募集入营之列”[11]。1945年3月10日，日本执行全面动员令，要求日本国民即使不加入军队，也必须加入生产前线，“除主要军需工人以外，自十二岁到六十岁的所有日本男子，和自十二岁到四十岁的所有日本妇女，都要动员，以便在主要的军需工作中，分配任务”[12]。3月，日本政府决定贯彻实行“决战教育措置纲要”。根据这一纲要，“除初级小学外，全国学校一律停止授课，把学生编成队伍，参加防空防灾、军需生产、增产粮食及其他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业务”。3月21日，议会通过“军需特别措置法案”，强迫人民平毁自家用地及建筑物，筑造防御工事。25日，《解放日报》发布消息称：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国民义勇队，“全国人民凡初小毕业以上的（约十岁左右），男子在六十岁以下的，女子在四十五岁以下的，一律强迫参加，不在上述年龄限制之内的则‘自愿’参加”[13]。4月16日，《解放日报》报导，“敌文部省通令各地方长官及各学校校长，要加强小学生的身体锻炼，高级小学生进行投掷手榴弹、刺杀、剑术、柔道和竞走，初级小学生也要训练，女生则进行防空、救护、搬运和投掷手榴弹等训练”[14]。

为了应付日益紧迫的战事，日本政府进一步加紧对工人的盘剥，工人连续工作数十小时为常事，然而如此繁重的工作，每个工人“只能领到一斤的米和杂粮，吃三顿不饱的饭”。工资更是异常微薄，随着“征用工”制度的普遍实行，“工人差不多成为无报酬的奴隶了”[15]。战争状态下，工人早已失去了集会、结社、罢工等等自由，1945年，政府又发布战时紧急法令，授权厂主在遇到空袭或其他战时特殊情况时，有权采取非常措施。对于工作时间，厂主可以不管“劳工规则”，作“临时必要的指示”；而对于工人，则要求他们成为“事业主的基础”，发生空袭或其他灾害时，必须绝对遵守命令，“死守工作岗位”，没有厂主的指令和安排不能擅自离岗。同时授权厂主建立准军事化组织，根据各工厂规模在工厂内组织国民义勇队，大体上十人至三十人成立一分队，其上有小队、中队、大队等组织，各以主管负责人为队长，每个工厂成立一个团，以厂长为团长，超过三千人以上的工厂，可设立几个团[16]。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是为了战争需要，但同时也成为厂主镇压工人不满和反抗的有效手段。

1945年，整个日本在这种法西斯统治的引导和强压之下已经高速运转成为一部战争机器，这样的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只能是痛苦和悲哀。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有反抗。

三、对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况的报导

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之下培养起来的日本军人，不仅残忍，顽强，而且视“为天皇而死无比光荣”，一些日本民众也深受法西斯思想的毒害，甘为军国主义之炮灰。然而，在这场规模庞大、持续多年的战争中，包括士兵和一些普通民众也深受战争之苦，1945年开始，随着战争一步步逼近本土，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国内反战情绪逐渐高涨，对这一问题，《解放日报》持续予以关注。

1945年4月1日，《解放日报》转载日本《朝日新闻》的文章，文章称日本士兵“左倾思想”增长，“现时的社会思潮依然杂劣，左倾思想者否定国家兴忠孝，并诅咒兵役，奖励怯懦，其策动不仅渐渐露骨，而且企图在演剧、歌舞、电影的时机与场所进行发展，培养这种恶思想。”文章说，这种恶思想的传播，以青少年为目标，“像近来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等的蔓延倾向，即为明证。”“他们的魔手伸到纯正无垢的小学生中去，连最尊敬的司法官也在其掌握。”[17]

1945年6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封在华北参战的日本士兵的家信，信中写道：“战争是愈来愈残酷了。东京每天都飞来七十架飞机，受到了很大损害。我们住的片贝地方也是天天地拉警戒警报，大家都吓得发抖。愈早愈好，快一点结束战争吧！我在一面看着孩子的脸，一面祷告着神佛。真希望早一点恢复到自由和平的日本吧！”[18]7月22日，《解放日报》又登载多封译自士兵家属的家信。“有钱人嘴上说着为了国家，暗地里却在购买私货，过着奢侈的生活。穷人淌着眼泪，没法过日子，这是今天的世界。战争再不快些结束，真没办法了！这样痛苦的生活，还是死了的好！”“内地比前方各位所想象的，还要痛苦，每天是‘应召’和‘征用’，连留在家里的妇女、小孩，都无日无夜的‘勤劳奉仕’。并且没有东西，配给也不经常。我们倒还没有什么，孩子们实在太可怜了”。“想到这样的生活，真令人厌倦了。我们每天都过着这样痛苦的生活，这一切都是由于战争”。“不知道丈夫的骨灰，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母子三人过着寂寞的 日子，一天也忘不了已经去世的他。……战争真可恶啊！”[19]

战争的无限期延长，人民生活的日益困难，使日本国内这种厌战、疲惫情绪蔓延。6月22日，《解放日报》登载了几则《敌国拾零》，其中引用东京朝日新闻报导，“各方面都表现出自暴自弃不负责的现象，小至自来水管，遭受爆炸，……就抛在一边，不加修理”。

日本读卖新闻也反映了当时日本工人的工作状态：“上工的钟响了之后，工人们还是不做工，他们不顾工头在旁监督，仍旧谈天开玩笑，但是在敲下工钟一小时之前，工人们就洗手洗脚，准备回家了”[20]。政府公务员中间，同样充斥着这种情绪：“最近如果你于上午到某中央官厅去，只有一些女孩子在玩耍，办公的男人连影子也看不见。每天不到十点钟没有人办公”。“有原在霞关的一部分人员疏散到目黑（地名）方面去办公，在这儿办公的公务员，十一点钟便坐电车回霞关本省（部）去吃午饭，一点钟才归去，吃一顿午饭花两个钟头时间，没办完的公事积压起来，下午四点，又回本省吃晚饭去了”[21]。

除了对普通民众的反战、厌战状况予以关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共产党进行的反战活动也高度重视。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在战争结束前一直被迫留在中国，延安给予其很高的待遇和荣誉，直到1946年1月战后情况平稳时才返回日本。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上，冈野进发表了《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全面阐释了日本共产党的政策纲领，1945年5月29日《解放日报》全文登载。战争结束之后，日共部分领袖被释放出狱，中共认为，“日本共产党在日本已经复活”，“将成为民主日本的主力”，中国共产党认为，日本共产党是“从来最坚决最彻底的反对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反对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民最主要的争取民主的力量”[22]，此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共也一直积极关注日共的活动。

四、对日本国内政治动向、包括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军占领政策的报导

中共认为，日本经济之所以导致如此状况，其原因是政府坚持战争，坚持其法西斯统治。这一问题在战争结束之后并没有能得到及时解决。

1945年前后，在是否应该继续战争、战争该如何收场等问题上，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小矶政府依然坚持其战争叫嚣，1945年1月22日，小矶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今后不管有怎样的苦战，也能忍受到底，不管遭遇到任何危险的局面，也决不退缩”，并提出增产航空兵器、增加铁矿、液体燃料等的生产、增产甘薯、大米、小麦，增强国内的自给等应对措施。第二天，《解放日报》就摘要发表小矶在议会的演说，认为小矶的演说“显示了小矶的狂言”，“除了空口说白聊以自慰而外，是一点也不能兑现的”[23]。几个月之后，由于军事上所遭受的一系列失败，终至小矶垮台，铃木内阁上台。1945年4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时评，指出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最近不仅日本人民对于军部和战胜的信心有显著的降低；而且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对战争发生了动摇，一股妥协的暗流，在潜生滋长。”文章认为曾经打着“举国强力内阁”招牌而上台的小矶内阁，实际上并不强力。而对于新上任的铃木内阁，中共同样认为其难以有所作为，“首先，铃木不能避免军事上的失败。其次，盟国无条件投降、消灭军部的原则，将粉碎他一切和平妥协的阴谋。而且，与法西斯势不两立的苏联，决不会饶恕‘帮助了德国的反苏战争’的日寇。还有日寇内部的经济危机，铃木也没有办法克服”。所以，中共认为，铃木内阁也不会是一个强力的内阁，只不过又一个过渡内阁而已[24]。

日本宣布战败后，1945年8月15日，铃木内阁辞职，8月17日，组成了以皇族东久迩宫为首相的内阁，吉田茂担任外相，10月15日，东久迩宫内阁总辞职。10月9日，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至1946年4月22日，币原内阁总辞职。之后又组成吉田茂内阁。对日本国内这种政局动荡，《解放日报》密切关注。中共认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并未被摧毁，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时刻有可能卷土重来，1945年9月17日，《解放日报》发表新华社电讯，认为战后日本各级政党组织纷纷改头换面，以所谓“民主”为幌子，但其目的是“阴谋准备下一次侵略战”， “东久迩宫说的要‘再建’的‘国体’，不是准备把被同盟军打败了的军部法西斯统治的‘国体’‘再建’起来吗？”文章警告：“对于这些伪装的战犯，盟国如不严加注意，则盟国虽然赢得战争，却难赢得和平”[25]。吉田茂出任东久迩宫内阁外相之后，《解放日报》发表新华社电讯，认为吉田作为老牌的日本法西斯罪魁之一，其出任外相，乃是“东久迩内阁保存军国主义势力，巧妙地对盟国玩弄手腕的一种步骤”[26]。币原内阁上台后，《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尹光的文章，认为“币原内阁，从它全部班子看来，大多数阁员都披着‘亲美’的外衣，搽着‘自由’的脂粉，但是揭开这些伪装，这个内阁依旧是军国主义稳健派的内阁，是金融财阀主要影响下的内阁。这些外貌的装扮，仅只是投合盟国的绥靖分子，同时欺骗国内人民，达到继续保存军国主义势力的阴谋”[27]。10月30日，《解放日报》引用塔斯社莫斯科电讯对币原内阁予以评价，认为“统治的官僚集团中最著名的首脑之一，现在公开地宣告，目前日本新内阁意欲保卫使日本独占资本家和军阀集团的统治合法化的宪法。”“它表示了日本统治官僚集团与民主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点，而且现政府与辞职的东久迩内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28]。

日本宣布投降后，所谓盟国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实际上是美国的单独占领和管制。从1945年9月开始，美国在日本推行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包括政治整肃、军队非武装化、处置战犯；社会民主化方面的改革；修改宪法，改造日本政治制度；解散财阀，经济生活民主化；农地改革等等。

中共严密注意美国对日本的各项改革政策。麦克阿瑟的改革启动不久，《解放日报》就接连发表多篇评论，认为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改造并不成功，保留天皇制，未能废除财阀，宽容日本战犯，这一切都未能肃清日本军国主义根源，认为美国的所谓“民主化”改革非但无益，并且妨碍日本民主化进程。1945年10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称：“当今天财阀、地主及天皇制官僚掌握下的国家资本仍控制日本经济的时候，麦克阿瑟总部允许日本对外贸易的措置，是不妥当的。这与麦氏自己声称使日本经济民主化的愿望相抵触”[29]。

 “消灭日本一切带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东西。尽一切力量援助日本新兴的民主力量”[30]。“在经济上、政治上与思想上消灭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最后残余”。“摧毁其最后的巢穴”。“爱好和平的民主列强必须团结一致，加强合作，共同达到这一目的”[31]。这是战后初期《解放日报》的多篇文稿和电讯一直强调的重点。二战时，日本政府坚持战争，战争结束后，日本统治阶层所关心和致力的依旧是要“维护国体”，即维护天皇制，竭力回避对统治阶级发动战争责任的追究。而战后初期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思想依然强劲，大财阀势力不仅没有消弭，反而有更加上升之势。对此，中共表示强烈不满和担心，时刻警惕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

 

 

总之，日本军国主义者作为战争的发动者，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困扰，转移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注意力，最终使日本走上了侵略道路。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何亚洲，也给日本和世界造成了严重灾难。深刻反思这场战争，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作为全面反映中共政策决策的党的机关报，从抗战胜利前后《解放日报》对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战时动员、国内反战状况等多方面情况的报导中，我们可以清晰了解日本当时局势，亦可以了解中共对日的态度和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32]。毛泽东当年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掷地有声、寓意深刻、影响深远。

 

 

作者介绍：

史春风：女，（1971——），山西阳泉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电话：13683226700，Email:cfshi@163.com

田瑜    女，（1985——），北京人，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专业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国共政治宣传史、国共内战史。

 

[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29页。

[2]《太平洋盟军胜利进展敌国政情空前严重》，《解放日报》1945年1月18日，第3版。

[3]《解放日报》1945年1月14日，第3版。

[4]《日本人民生活痛苦》，《解放日报》1945年1月8日，第3版。

[5] 《日本人民的呼声》，《解放日报》1945年7月22日，第3版。

[6]《工人进行怠工斗争，反对财阀发财穷人受穷》，1945年3月9日，第3版。

[7]《敌国通货膨胀恶劣  政府各项收缩办法都落空》，《解放日报》1945年5月19日，第3版。

[8]《日寇侵略战争的结果国内生茶产大跌落》，《解放日报》，1945年9月12日，第3版。

[9]《战后日本困难之一粮食恐慌空前严重》，《解放日报》，1945年9月10日，第3版。

[10] 《“敌”人想什么时候来他就在什么时候来——敌报谈美机空袭》，1945年1月16日，第3版。

[11] 《盟军逼近敌本土日寇矛盾愈多》，1945年2月22日，第3版。

[12] 《日寇今日执行全面动员令》，1945年3月10日，第3版。

[13] 《敌寇组织‘国民义勇队‘妄图在本土作最后挣扎》，1945年3月25日，第3版。

[14] 《敌国动态》，《解放日报》1945年4月16日，第3版。

[15] 《敌国工人生活痛苦》，《解放日报》1945年6月14日，第3版。

[16] 《发布战时紧急法令  加强厂主专横管制》，1945年6月14日，第3版。

[17]《<朝日新闻>供认 敌国反战思潮增长》，《解放日报》1945年4月1日，第3版。

[18] 《日本国内及华北沦陷区对盟军轰炸的反映》，《解放日报》1945年6月6日，第2版。

[19] 《日本人民的呼声》，《解放日报》1945年7月22日，第3版。

[20] 《敌国拾零》，《解放日报》1945年4月22日，第3版。

[21] 《敌国公务员》，《解放日报》1945年6月25日，第3版。

[22] 《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2日，第3版，1945年10月3日，第3版。

[23]《小矶国会演说暴露日寇面临严重关头》，《解放日报》1945年1月23日，第3版。

[24]《小矶滚蛋铃木登台》，《解放日报》1945年4月10日，第1版。

[25]《敌法西斯组织改头换面阴谋准备下一次侵略战》，《解放日报》1945年8月30日，第3版。

[26]《吉田出任外相的阴谋》，《解放日报》1945年9月21日，第3版。

[27]《从币原内阁看日寇阴谋》，《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8日，第3版。

[28]《日本现内阁企图保持财阀军阀宪法》，《解放日报》1945年10月30日，第3版。

[29] 《容忍财阀操纵日本经济 麦氏允日本对外贸易》，《解放日报》1945年10月27日，第3版。

[30]《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援助新兴的民主力量》，《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8日，第3版。

[31]《完全摧毁法西斯的最后巢穴》，《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9日，第3版。

[32]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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