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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孙熙国

本报记者 王斯敏 张胜

 

记者：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请问孙院长，应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历史使命是什么？二者具有什么关系？

孙熙国：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即劳动阶级的解放。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因此，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实现劳动者的解放，要不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历程，始终围绕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和劳动者阶级的解放这一主题。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让无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无产阶级过上好日子，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

什么是无产阶级？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第二问中接着说，“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把无产阶级理解为劳动阶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主张。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欧洲已经发展到出现了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的程度，因此，他们所说的工人既包括工业工人，也包括农业工人，资本家既包括工业资本家，也包括农业资本家。

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让劳动者、让无产阶级过上好日子的学问。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好日子”要有三个指标：第一，要有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要生活得好，摆脱自然界的奴役和压迫，实现经济解放，做自然的主人；第二，要有和谐平等的社会关系，要生活得有尊严，摆脱社会的奴役和压迫，实现政治解放，做社会的主人；第三，要精神舒畅，心情愉快，生活得开心，摆脱思想的奴役和压迫，实现思想解放，做自身的主人。因此，让劳动者过上好日子，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基本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解放”和“三个主人”。在这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是摆脱三种“压迫”、实现“三个解放”、做“三个主人”的理论。这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提出的基本思想。

如何才能摆脱三种“压迫”、实现“三个解放”、做“三个主人”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物质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摆脱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使生产资料成为公共财产，使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取得“公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只有这个时候人才能成为自然、社会和自身的主人；只有这个时候让无产阶级、劳动阶级过上好日子的目标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记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探索与青年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发生了切换和改变？应当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孙熙国：任何真正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和解答。马克思的理论也不例外。正如马克思1865年4月在《自白》中回答女儿的问题“你的特点是什么”时所说的“目标始终如一”那样，马克思的目标就是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解放。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马克思研究的这一目标从未改变，也未出现根本性的“中断”“改道”和“转移”，更谈不上向早年的“回归”。那种力图通过寻找马克思早年和晚年之间的差异，以此宣扬和制造“两个马克思”的说法是站不住的。

从马克思一生理论研究的目标——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出发，不难发现，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是为了通过对古代社会和人类早期生活与实践状况的考察和研究，来完善、发展和深化他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时代问题与历史任务的认识，是为了寻找解决这一时代问题、完成这一时代任务的基本方法和现实路径。

就经济解放来说，晚年马克思考察古代社会的生活和实践，不是要求我们回到原始社会，而是通过对财富，尤其是集体财富的历史形态与历史意义的研究，说明集体财富的创造与公有制的实行，既是适合人类本性的原初方式，又是未来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

就政治解放来说，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是从古代社会中个人与共同体相统一的原始状态中发展而来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要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这是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得出的基本结论。

就精神解放来说，马克思在他的晚年笔记中不仅考察了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的路径和内容，而且通过考察原始道德和宗教等精神现象的产生及其内容，追溯产生这些精神现象的物质的和世俗的基础，探讨人类如何改变物质和世俗世界的不合理状况，克服人的思想精神异化，寻找实现劳动阶级精神实现解放的现实道路。

可见，马克思所讲的劳动阶级的解放是经济解放、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三位一体的解放。马克思晚年所做的工作，和他早年所做的工作一样，都是围绕如何实现“三个解放”、做“三个主人”这一主题展开的。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不能在概念称谓上兜圈子而应看到马克思这些笔记的强烈的实践意识，即看到马克思晚年为了探索如何实现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和解放道路而作出的努力。因此，无论是把马克思晚年笔记归结为“古代史笔记”（如苏联学者），还是从人类学角度把马克思晚年笔记定义为“民族学笔记”（如西方学者克拉德），还是把马克思晚年笔记诠释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如一些中国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遮蔽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历史使命，即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理论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记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忘记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否则我们将没有未来。”马克思主义至今仍具有鲜活生命力和持久影响力。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近年来有哪些证据可以支撑这一结论？

孙熙国：看一种理论是否拥有生命力，就要看是否有适合这种理论发展的土壤。简单地说，就是要看理论对实践、理论对现实有没有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影响力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门研究让劳动者、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的理论。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希望过上好日子，都期盼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都向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都呼唤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这是中国人民的目标，也是世界人民的追求。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人类历史的大趋势改变不了。人类社会最终都要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方向走，这就是各国人民呼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具有强大生命力，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这种影响力和生命力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世界各种问题的正确解答，根源于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更根源于它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关切和维护。正如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所说：“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灭。”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找到了无产阶级，找到了劳动群众这一强大的物质武器，就在于它是研究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科学。

记者：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发展与传播还存在哪些困难和不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应当如何推动其发展？

孙熙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和传播既有良好的机遇，也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回应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特点、回答时代问题。第二，东欧剧变虽然过去20多年了，但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传播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今天，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国际范围内提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第三，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几乎成了专制和贫穷的代名词。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我们为马克思主义正名。第四，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使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状况相对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缓解了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削弱消解了工人阶级的斗志，致使其社会主义意识有所弱化。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需要做好至少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要积极关注和回答时代问题，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二是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化，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国际话语权。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和实践的重要代表，中国应主动示范引领，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和传播作出更大贡献。

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想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真正做到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以百姓心为心，把老百姓真正放在心上，切实维护和实现好劳动群众的利益。做到了这一点，那么，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会焕发出蓬勃生机，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

 

专家名片：孙熙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工程教材《中国哲学史》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17日 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