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生态空间维度（兼顾行政区划与生态系统整体性）、管理哲学维度（同时考虑“五位一体”的目标与战略意涵）和绿色进路选择维度（绿色发展抑或生态现代化取向）等三个维度或层面，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区域模式探讨中基本的方法论考量，前两者更多具有分析前提性意义，后者则更多决定着具体模式的理论意涵。而对江西北部、云南普洱市和内蒙古库布其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实践在现实中是异常复杂与多样化的，因而任何视角下所做出的区域模式概括及其普遍性声称都应非常谨慎。

关 键 词：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示范区/先行区）、区域模式、绿色发展、生态现代化

作    者：郇庆治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和欧洲政治 (qzhuan@pku.edu.cn)

 

在笔者看来，党的十九大之后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研究，理应同时在理论深化与实践概括两个维度上有实质性进展或突破。前者突出表现在学界无论对于学术前沿性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阐发还是更为基础性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基础范畴的辨析，都还需要做大量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学科层面上的研究工作[1]；后者则集中表现在学界对于鲜活生动却又呈现为高度异质性或多样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地方践行实践，既缺乏足够细致深入的实地考察了解，也很少能够提出富有理论洞察力和政策反思性的分析建议，因而整体上尚未真正形成一种生态文明话语理论与践行实践之间的建设性互动。基于此，笔者将结合2018年暑期应邀参与的三次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典型案例考察，着重讨论一下如何规范化或提升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的学理性阐释。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模式及其研究：方法论层面

笔者对这一议题的探讨，始于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次对浙江安吉这一生态文明建设全国明星县的学术考察，即尝试分析她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2]在理论层面上，笔者特别强调的是，任何现实性区域模式都必须是一个五位一体意义上的整体，也就是必须同时呈现为生态文明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与生态环境治理及其彼此间契合一致，单纯的良好生态环境质量本身（尤其是自然天成意义上）并不能界定为或等同于生态文明；在实践层面上，笔者所强调的是，安吉县的践行实践及其成果必须置于整个浙江乃至全国的从生态示范建设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背景和语境之下。其基本看法是，安吉县确实同时具备了包括自然生态禀赋、地理区位优势和经济转型大背景在内的机会结构条件，再加上当地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基层民众的创造性努力，从而取得了至少如下四个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雏形初具的生态经济、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品质大大提升或优化的生态人居、得到初步挖掘与开发的生态文化。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笔者认为，浙江安吉的实践探索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区域性模式，尽管对这一模式的普适性与特殊性意蕴还需要做更明确具体的限定[3]。

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的学理性研究，首先需要对如下三个问题做出明确的方法论界定或阐释：行政辖区抑或地域为主、目标结果抑或重点突破侧重、绿色发展抑或生态现代化取向。第一个问题所关涉的是，我们对某一区域案例的考察是基于通常所指的行政区划还是更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其要素，也就是辖区还是地域考量为主的问题[4]。应该说，二者之间的视角差异是明显的和重要的。一方面，现实中的行政分区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其要素考虑其中，但相反的例子也并不罕见——比如我国现行省市自治区层级中的河北省、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相对于整个国家和地球的生态系统完整性，任何级别上的行政划分都难免是一种人为的切割或阻断——比如相对于我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水生态系统而言。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大自然并不知道（承认）行政边界。但另一方面，至少就现实可操作性来说，行政区划又是我们思考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现状及其变革的最自然或便利的工具，探讨象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文明水平的生态文明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的确应该非常慎重地讨论基于某一行政区划对象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典型意义，而且必须始终将这种基于行政区划的分析内置于其所属的更为宽阔的生态环境整体或背景，而对此思路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矫正就是尽可能在更高行政层级上审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或地域模式，从而使得狭义上的行政区域模式同时呈现为一种生态地域模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曾提出[5]，“省域”很可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研究的最佳行政层级（相对于地市、县区和乡镇而言）。

第二个问题所关涉的是，我们对某一区域案例的考察是侧重于作为一种综合性追求或动态性进程的目标结果还是它所采取的优势或重点突破的战略性选择，也就是目标结果还是战略重点的问题。这首先关系到的是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目标与战略意涵的基础性理解。的确，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多强调了“五位一体”的战略路径意义，即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其他“四大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但无论是对生态文明目标状态还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认知考核，都必须将其视为一个同时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环境治理等不同层面的整体。然而，现实中普遍存在、也颇为合理的是，某一区域会基于自己在某个维度上的特点优势（或明显的短板不足）选择重点突破，从而开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进程，比如尤其是优良生态环境质量的保护与保持。而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重点意义上的差异化选择也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模式（之分），但它毕竟不同于基于生态文明完整内涵的区域模式——比如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系统保持经验，并不足以声称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对此，一个适当的方法论处置是，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不同区域开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的不同重点或战略选择，但在具体分析和模式概括时必须充分估量这种重点或优势突破的立体性效果。比如，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系统保持努力，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引发了其经济、社会、制度与文化层面上的连锁性（内在一致性）回应，反之也是如此。

第三个问题所关涉的是，某一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总体上所采取的是一种“绿色发展”还是“生态现代化”的新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取向，也就是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还是用“金山银山”置换“绿水青山”的问题。笔者在它文中曾对此做了具体讨论并将其大致划分两个类型[6]：绿色发展模式和生态现代化模式。前者以江西省、贵州省这样的中西部省份（部分意义上的福建省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拥有相对较为优厚的生态环境禀赋条件，因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如何在确保区域生态环境整体质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更加明智地开发利用辖区内的自然生态资源，从而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兼得共赢，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使绿水青山真正（转化）成为金山银山。后者以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这样的东部沿海省份（也包括像以武汉、西安和成都—重庆等为中心的中西部都市圈区域）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拥有相对较为强大的经济财政实力和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因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如何通过大规模的经济财政投入和工艺技术管理革新来实现区域经济结构及其能源技术体系的生态化重构，从而在实质性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城乡工业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的同时，满足广大市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美好生活与生态公共产品需要。相对于复杂多样的现实状况而言，这当然只是一种大致性的区分，而它的主要方法论意义在于，自然生态资源（禀赋）的全面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传统现代化（发展）体系构架的生态化重构，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大绿色进路选择。

在笔者看来，上述三个维度或层面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区域模式探讨中必需的方法论考量，即生态空间维度（兼顾行政区划与生态系统整体性）、管理哲学维度（同时考虑“五位一体”的目标与战略意涵）和绿色进路选择维度（绿色发展或是生态现代化取向），而前两二者更多具有分析前提性意义，后者则更多决定着具体模式的理论意涵。无疑，这些维度或层面作为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7]，尚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明晰与廓清之处。但无论如何，它是笔者接下来进行的案例比较的方法论基础或框架。

 

二、个例比较：江西北部、云南普洱市和内蒙古库布其

1. 江西北部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第一，本文所指的“江西北部”区域，即南昌市、景德镇市和九江市，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地理或行政区划概念（通常来说“赣北”还应包括上饶市），而是由于由中央网信办、光明网等单位组织的“感受改革巨变、思考中国奇迹——改革开放看江西网络主题活动”，恰好安排在了这里。而笔者所关注与思考的，不只是这些年来这一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沧桑巨变，也包括它在绿色发展主题或战略进路下的区域性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展及其经验。

第二，严格说来，绿色发展主题或战略进路也不是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或其中某一个城市的独特性考量，而更多是一个全省或省域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进路选择。[8]可以说，正是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江西省委、省政府逐渐认识到，必须将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性方面。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成功入选生态文明先行示范（省）区建设名单（2014）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省）区建设名单（2017）为契机，江西省的绿色发展战略或绿色发展引领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渐趋成型。[9]这一战略的深层意涵是，对于像江西这样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优厚、而传统工业化模式嵌入程度相对较浅的省域来说，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最初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引发的同时关涉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各个层面变革的系统性工程，或者说一场异常复杂与深刻的整体性社会生态转型，就会较自然地转换成为一种对其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及其经济性利用的新型感知和实践。相应地，这种重新认识省域内自然生态资源保护价值及其合理利用途径的过程，也就是江西省主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或实施绿色发展转型的实践历程。当然，这是就其整体性或主导性特征而言的，在现实中广义的“绿色发展”还包括另一个侧面，即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式（包括绿色产品、技术与管理）实现对现存工商业经济体系的生态化重构。因为，现代经济包括传统产业体系至少在一定区域经济规模意义上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只在于尽量使得这些产业的产品、工艺和管理尽快符合生态化的原则要求，而这对于省域内的经济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区域来说更是如此。

笔者一行这次对江西北部区域的参观考察，清晰地印证了“绿色发展”主题或战略进路的两个侧面。[10]一方面，景德镇市以御窑博物馆和陶溪川陶瓷文化创业园为核心的国家文旅创意园区、城市国家森林公园，九江市武宁县的“林改第一村”长水村，以及部分意义上的南昌市的滕王阁游轮赣江夜游项目等，所关涉的都不仅是对自然历史文化资源的地方性开发利用，还包括如何传承保护这些具有重大生态系统功能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共同性财富遗产。这其中，景德镇市文旅创意园区的修复打造，同时有着发挥地方政府的总体规划保障作用、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作用、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转化与创新作用、龙头产业与企业的城市发展引领作用等多方面的考量或潜能，而它所采取的一系列向境内外人士开放并特别吸引鼓励青年才俊的举措（因而城区内有着达数万人之众的“景漂”），更是显现了这一千年世界瓷都的博大胸襟与进取精神；而地处闻名世界的庐山西侧的武宁县，本来就有着十分优越的生态环境资源，比如高达74%的森林覆盖率和差不多全年保持一级的大气质量与一类水的地表水质量，而敢为天下先的林权改革和林下经济发展举措（比如全面实施“林长制”），则使得这一县区成为全国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先驱。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些生态环境禀赋优越的地区来说，如何保持它们现有的生态环境质量当然很重要，但从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而言，更为重要的则是，在这些地区是否正在形成一种符合自然生态系统规律及其要求的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而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总之，绿色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绝不等于单纯的保持保护生态或取消人类经济活动，而是在一种新型的经济社会制度框架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另一方面，南昌市的江中集团（“江中药谷”）与江铃汽车、景德镇市的“航空小镇”和九江市的“九江石化”等所凸显的，不仅是我国现代企业尤其是大规模国企的不断提高的经济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还包括它们所共同体现出的绿色低碳循环化发展转向——“践行绿色低碳、建设智能工厂”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像“江中药谷”这样的现代高科技中医药制造基地，不仅选择了山清水秀的湾里风景名胜区，因而对于厂区范围内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珍视（其中建设用地只开发了15%左右），2014年被评为“中国最美工厂”，而且从产品的生产工艺到包装营销都贯穿着“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理念；而即便像“九江石化”这样传统类型的化工企业，也已不仅拥有与世界同步的高科技研发和管理水平，而且每年花巨资投入到生产环保工艺改造，以及厂区内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做到在向国家和地方经济做出较大贡献的同时，与周围社区居民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比如，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已经实现了社区与环境风险大大降低的国家规定水平（每年排入长江的处理后尾水只有数百万吨，绝大部分实现了体系内循环使用）；至于江铃汽车和“航空小镇”中的“江直投”（2012年成立）和昌飞公司（1969年成立），由于本身就是行业高科技的代表或前沿，因而都把“智能制造”和“绿色化”作为企业追求与管理的生命。这些实例所彰显的是，高科技绿色现代化企业不仅已经成为南昌、景德镇和九江等地的重要经济与财政支柱，而且在有力促动着江西各地的工业（经济）生态化转型升级。长期以来，江西各界都习惯的一个谦称就是“中西部落后地区”，但这个说法只有部分意义上的正确性，即传统工业产业体系不够完备以及GDP创造的相对比重较低，而由于绿色发展理念或模式的出现正在重构未来世界的经济体系及其经济效益评价标准，绿色低碳循环水平或程度将会成为最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因而更合理的说法是，现行工业产业体系的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与境域内丰富自然资源的生态化经济开发利用一起——提供了像江西这样省域实现弯道超车或跨越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和现实可能性。

因此，尽管作为江西省境内的经济现代化发达地区，南昌、景德镇和九江这一区域性案例有着自身的特殊性——2017年南昌市和九江市的GDP分列全省的第一位和第三位，但它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其绿色发展主题或战略进路选择的多重意涵与现实复杂性，尤其是不能简单化贬低或拒斥新型工业发展与传统工业经济生态化重构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作用。

 

2. 云南普洱市

按照前文所指出的两大类型的大致性区分，不难理解，云南省及其所辖的普洱等地市属于第一种类型，即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取向或模式。[11]而笔者一行应《人民论坛》杂志社邀约对普洱市澜沧、西盟和孟连等县以绿色发展为引领、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参观考察，大大丰富与深化了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地方实践的绿色发展模式的理解。

普洱市地处云南西南部，辖9县1区，国土面积为4.5万平方公里，是云南省国土面积最大的州市，总人口262.7万，有着十分优厚的自然生态气候条件（比如森林覆盖率高达68.7%并拥有16个县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生物（水电）资源禀赋（比如分布着全国1/3的生物物种和拥有1500万千瓦的水能蕴藏量）、民族文化多样性（比如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1%）和区域地理方位（比如有着长达486公里的国境线和两个国家级一类口岸），并因而被列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201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24.59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3.22亿（支出271.78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6853元和9484元，三大产业比例为：25.59%：35.68%：38.73%。可以看出，一方面，普洱市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态环境条件和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连中心城区也有着每立方厘米空气高达8000~10000的负氧离子含量，高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清新空气”标准12倍之多，被称为最适宜人类居住、最适宜动植物生长、最适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地区，至于澜沧、西盟和孟连三县的县城（尤其是西盟新县城），就只能用“窗明几净、眉清目秀”来形容，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按照现代经济的衡量测算方式，普洱市的经济实力仍是相对有限的，年人均23776元——比如列江西省11个地级市第十位的景德镇市2017年的GDP总量也有900亿元，而澜沧县则是云南省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贫困人口分别占县总人口的24.1%和全市贫困人口的1/3，因而面临着十分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普洱市以及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确有自身的明显特殊性。

云南省普洱市绿色发展的经验性做法，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12]：一是将绿色发展理念与战略贯穿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这突出表现在普洱市将自然生态价值的实现或转换理念引入了区域经济生产价值的核算，比如经过中科院课题组测算，该市全年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约为2110亿元，地区绿色生产总值（GEP）约为6700亿。这两组数据的更准确统计与核算是可以讨论的，但它所表明的是，传统意义上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GDP统计与核算体系正在得到突破，而这对于绿色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前提性重要性。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是水电开发，二是生态扶贫。对于前者，笔者参观考察了位于云南省澜沧江中下游河段“二库八级”水电开发方案中处在第五梯级的糯扎渡水电站。水库设计总容量为237.03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5850兆瓦，年发电量239.12亿千瓦时。需特别指出的是，它从2004年1月开始施工准备，2014年6月全部9台机组投产发电，历时十年之久，是澜沧江流域单体投资额最大的水电工程和基建工程项目（除了最近正在建设过程中的高速公路工程），直接促进了澜沧县8个乡镇28个村庄的摆脱贫困与经济发展，同时，这座只有不足300名员工的水电站也是迄今为止普洱市境域内的最大工业生产企业，贡献着1/4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样重要的是，水电是作为一种绿色能源、水电开发是作为绿色经济的一部分来理解与统计的。对于后者，笔者参观了西盟县的三江并流牛养殖公司的班母村养殖小区和中蜂养殖项目，政府大力扶持这些企业产业发展的重要考量，除了充分开发利用当地丰富的草地资源（人均8.8亩）和蜜源植物资源，就是把农业结构优化调整与脱贫攻坚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因为，在这些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贫困农民可以通过“龙头企业+平台+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参与到一种产业与经济脱贫的健康性链条之中。对此，来自省政府的挂职县委副书记（兼任县驻村扶贫工作队总队长），还就这样一种新农村产业发展链条模式的持久脱贫意义做了阐释（13个云岭牛养殖小区全部建成后可以让1.2万名贫困人口人均增收2850元）。

二是利用十分丰富的地域生物（生态）多样性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林畜牧产业（品）。这方面最突出的当然是以古茶林、生态有机茶和高品质大众茶为代表的普洱茶产业发展。作为茶树原产地中心地带和普洱茶的故乡，普洱市尤其是澜沧县，境内有野生茶树11.8万亩，有全球迄今发现最古老的树龄达1700多年的过渡型大茶树——邦崴千年古茶树，有全世界迄今发现种植年代最久远、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笔者一行在雨中参观考察了位于惠民镇东南部的景迈山千年古茶林，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景迈山茶文化遗产景区和附近的翁基古寨。概括地说，古老的茶树与茶产业赋予了普洱的茶种植、生产加工与销售以浓郁的文化气息和品味，而文化意涵又大大提升了茶产业的经济价值。当然，同样基于丰富的生态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其他农林畜牧产品（业）也在迅速兴起与成长，比如西盟的蜜蜂养殖加工业和牛养殖加工业、孟连的牛油果产业和蔗糖综合加工业等。

三是利用极其丰富的地域生态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这方面除了更多是地方特色性的像澜沧县的酒井老达保（拉祜族古村寨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基地）和翁基古寨（布朗族古村寨）、西盟县的博航村佤族古寨和勐梭龙潭风景区、孟连县的龙血树自然保护区等生态人文景观，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景迈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打造与申报。按照规划，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将是一个达177平方公里的文化遗产风景区，其中包括遗产区72平方公里、缓冲区105平方公里，申报要素为三片人地关系最显著、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好的古茶林约1.84万亩和9个传统村落。至少从笔者的实地观察来看，尽管也许更大范围内和更宽阔视野的筹划更有助于景迈山申遗的最后成功，但这的确反映了普洱市上下努力打造一个世界级旅游景区的决心（普洱市境内设有两个支线机场就是明证），从而带动全市生态文化旅游业乃至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

可以说，上述方面突出体现了云南省普洱市以绿色发展引领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取向或进路特点，比如更多考虑脱贫攻坚战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更自觉开发利用境域内丰富的生态生物与民族文化资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包括普洱市在内的云南省各地更接近于一种文化建设引领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或进路。[13]当然，这些县区的生态文明建设鲜活实践也提出或彰显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比如绿色经济、生态脱贫与水电开发之间复杂的理论和实践关系（简单拒斥水电开发自然是无济于事的，但如何使之更好服务于当地绿色经济发展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生态社会与文化资源开发中所面临的相对于生态农林业、生态旅游业和生态商业的显而易见的困难（需要从源头上防止新形式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驻地扶贫干部感人事迹所进一步凸显的如何发挥绿色企业家和生态文明建设大众主体的作用及其培育机制，等等。

 

3. 内蒙古库布其

通常所指的库布其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库布其沙漠，它是我国的第七大沙漠，位于河套平原黄河“几”字湾里的黄河南岸和鄂尔多斯高原脊线的北部，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河套沙漠，也是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沙漠。“库布其”是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因为它处在黄河下游像一根挂在黄河上的弦。库布其沙漠的总面积约1.39万平方公里，长400公里，宽50公里，在行政地理上横跨内蒙古的杭锦旗、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等三旗。2015年7月，中国（内蒙）亿利资源集团因为在库布其沙漠1/3面积获得有效治理这一突出成就中的杰出贡献获得了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组织所颁发的年度土地生命奖，随后，内蒙古库布其成为中国沙漠治理以及沙漠生态经济发展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国性样板。笔者参加由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的对库布其科技治沙与发展沙漠生态经济的实地考察后的主要印象是，以中国亿利资源集团及其创业者王文彪为主体，通过长期持续科学治沙（尤其是借助技术创新与发展生态经济产业）实现了库布其沙漠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治理与恢复，住区居民生态安全与生活环境得到大幅度改善，企业自身实力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因而是一个区域生态安全保障、企业生态创业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范本。[14]

而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内蒙古库布其案例或模式同时提出了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如何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理论体系来对库布其模式做出学理性阐释，也就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二是如何概括归纳库布其模式作为一个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它又可以细化为如下四个具体性问题：一是科学语言问题。生态文明话语理论主要是一种环境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但它却是深刻植根于或依赖于生态（环境）自然科学和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科学）的。尤其是像沙漠治理及其生态环境修复这样的高度专业性问题，是离不开严肃与严谨的生态（环境）科学态度、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对于库布其模式而言，需要从科学上讲清楚，从流沙固定到沙地绿化，从土壤肥力改善到农业种植，这一步步的生态环境品质意义上的巨大跃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必须明确的是，库布其沙漠的有效治理并不等于需要（能够）完全消除这一沙漠本身，而库布其的成功做法也是有其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比如相对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二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问题。正如前文已经论及的，“五位一体”意义上的整体性生态文明建设，并不能简化为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生态环境治理。就库布其的例子来说，生态治沙本身并不能等同于生态文明建设，而是必须将其置于从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到区域绿色经济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宏大背景和综合性目标体系之下。也就是说，沙漠治理不仅改善了整个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带来了当地社区与居民的绿色经济发展和生活品质提升，所以才是实实在在的生态文明建设。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两山论”的理解与应用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两山论”对于包括库布其在内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一般性指导意义，是毋庸赘言的——它的一个十分醒目的口号就是“亿利人把绿色中国梦写在大漠上”，而且，总书记本人也对库布其沙漠治理经验做过多次重要批示[15]。但具体来说，库布其沙漠治理与其他地区“两山论”践行的理论意蕴是颇为不同的，它首先要解决的是当地社区或企业的自然生存条件问题，也就是，需要在不违背大自然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创造出（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家园或“绿水青山”，而且，日后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也绝不能以生活家园或“绿水青山”的得而复失为代价。因而，库布其案例所尤其彰显的是“两山论”中“绿水青山”侧面的生态安全屏障（保障）重要性，以及人们在创造“绿水青山”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主动精神、坚毅精神和奉献精神。四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话语及其实践问题。荒漠化治理当然是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库布其的沙漠治理经验也的确具有一定的国际推广与借鉴价值。但必须明确，无论是沙漠治理还是全球气候变化应对，都只是意涵更为宽泛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侧面或局部，而且都有着自己更为具体和专业化的话语政策体系，不宜过于笼统或抽象地称为生态文明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库布其模式在全球和国际舞台上的经验分享意义要远大于方案输出价值，我们对此必须始终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对于第二个层面上的问题，笔者认为，库布其模式可以大致概括为如下五个具体性意涵[16]：一是以生态科技治沙为起点或切入点的国家（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毫无疑问，库布其沙漠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所有努力的基础，是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区域长期以来的沙漠化趋势并逐渐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态安全状况和生存条件。因而，对于该地区来说，生态文明建设的起点或着力点，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工业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而是如何创造（重新找回）曾经构成人类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这种努力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满足本地需要，而是有着跨区域、国家西北边疆甚或全球性的生态安全屏障意义——比如改善远在800公里之外的首都北京的沙尘暴频发现象。如今，经过30多年的努力，库布其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经实现明显改善：30多年来，沙漠沙地面积减少了29%，沙丘高度整体下降了50%，半固定、固定沙丘面积显著增加；年降雨量从1988年的不足100毫米增加到2016年的456毫米，植被覆盖率从1988年的3%~5%增加到2016年的53%，生物种类从1988年的不足10种增加到2016年的530种，出现了天鹅、野兔、胡杨等100多种绝迹多年的野生动植物，2013年和2014年还先后迎来了70~80只灰鹤与成群的红顶鹤。

二是以生态产业（经济）发展为主要抓手或进路的区域绿色发展模式。无论从沙漠治理的长期成效还是沙漠治理的直接目标来说，大力发展本地生态产业与生态经济从而实现沙漠地区居民的小康生活和脱贫致富，都是一种必需性的战略选择。过去的经验一再表明，不解决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不解决当地社区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渠道与手段问题，局部性绿化的植被和暂时性改善的生态环境都是难以为继的。如今，除了国家相关部门政策扶持下的生态化产业比如太阳能生产与有机农业生产，更多是基于地方自主性的林下养殖产业、中草药种植加工业和沙漠旅游产业等也都逐渐发展起来，并且初步形成了一个沙漠生态产业（经济）链或体系。这些生态化产业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沙漠地区居民的物质收入来源问题，也可以为当地社区的社会与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撑。比如，亿利资源集团自身已经从当初经营困难的国营盐厂，发展成为“生态修复、生态农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的“六位一体”的沙漠生态产业体系，其中沙漠生态旅游已经达到30万人次的接待水平，年销售收入1.4亿元。

三是由生态企业（家）引领驱动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毋庸置疑，一个健康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应该是由政府、企业、地方社区、社会公益组织和群众个体所形成的多主体整体或合力。而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整体或合力之中的领头羊或“先驱者”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可以想见，在库布其这样的曾经一度严重沙漠化地区，能够出现或遇到这样一个领头羊或“先驱者”是多么的关键和重要!十分幸运的是，以本地企业家王文彪为领导核心的亿利资源集团，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成为库布其沙漠的命运改变者，也使自己最终成为了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态创业者——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刻选择了坚持而不是放弃，并恰好赶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依据2018年6月公布的由中国林业科学院等单位完成的《亿利库布其三十年治沙成果报告》，亿利资源集团在库布其坚守治沙30年，共投入产业治沙资金300多亿元、公益治沙资金30多亿元，规模化治理沙漠910万亩，带动库布其及周边群众10.2万人脱贫致富。而亿利资源集团履行其社会与环境责任的最主要方式，除了直接资助当地的中小学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是构建让广大农牧民参与生态治沙和沙漠生态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平台）。结果是，当地农牧民在因此具有多重身份（沙地业主、产业股东、旅游小老板、民工联队长、产业工人、生态工人、新式农牧民）并获得了丰厚收入的同时，成为了库布其治沙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最坚定支持者、最广泛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

四是致力于蒙藏汉多元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和谐共荣。应该说，地处河套地区的库布其沙漠区域，同时有着十分丰富的蒙藏民族文化、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而且历史上曾经有过颇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因而，库布其沙漠治理的中长期目标，应当是这一地区的生态可持续社会协调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繁荣。也就是说，“五位一体”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应是沙漠生态治理已经卓有成效的这一地区的更自觉取向与追求。相应地，这些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条件和多元化的民族文化资源，将会是库布其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十分宝贵的资产财富和重要路径。笔者一行对如今已经焕然一新的蒙汉新社区居住点及其家庭设施的考察（比如独贵塔拉镇的杭锦淖尔村和道图嘎查村）充分表明了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绝大部分家庭都已经做到“居者有其屋”（包括水电暖气等配套设施）和摆脱了物质生活贫困，而从新型社会与文化共同体构建的角度来说则还有很大的提升与进步空间，比如如何使蒙汉居民成为地方社区和民族文化繁荣的更自觉与更主动参与者、创造者，特别是借助于发展地方特色农林业和沙漠生态旅游业，而不是简单将工程建设与产业经营委托给外地或境外的资本国际化公司。

五是国际荒漠化治理经验分享的中国平台或贡献。作为全球唯一一个得到有效治理的较大规模沙漠地区，库布其的成功做法或经验本身就值得高度关注与广泛推广。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举行两年一度的国际沙漠论坛（2007）、建设“一带一路”沙漠绿色经济创新中心（2017）、创办国家或西北地区的“世界沙漠种质资源体验园”与“沙漠种质资源库”等举措，库布其正在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国际荒漠化治理经验分享的中国平台，从而表明当代中国在国际沙漠治理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参与者、引领者和贡献者角色。因而，以亿利资源集团为核心的库布其治沙技术、种质和产业意义上的推广输出，包括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和境外的“一带一路”地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和前景广阔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它作为我国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代表性或前沿性领域的象征性重要性。可以说，正是像库布其这样的鲜活“绿色故事”在大幅度提升中国绿色“一带一路”政策倡议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与传播效果。

    可以说，内蒙古库布其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生态环境修复和绿色发展战略进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类似的例子还有河北的塞罕坝林场、山西的右玉县和甘肃的八步沙林场等，所面对的都是如何修复长期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已经不再适宜人类生存的“穷山恶水”，因而必须首先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绿水青山”。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提出或彰显了对其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的学理性阐释中的一些新问题：一方面，不能简单说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或保持周边的生态环境（“原生态”），而是要通过持久性艰巨努力以便实现生态环境的“人化”（适宜人居），因而简单套用欧美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和话语是无济于事的，另一方面，无论是生态环境的人为修复过程中还是生态环境初步治理后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都必须严格遵循自然生态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因而必须是以自然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为前提的。

 

三、简要评论

应该说，上述个例分析的最主要结论就是证实或凸显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现实复杂性与多样性[17]，因而，任何视角下所做出的区域模式概括及其普遍性声称都应是非常谨慎的。这既是由于笔者一直坚持的对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这一伞形（元）概念的“五位一体”意义上的整体性理解，也是由于全国各地十分多样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自然生态与文化环境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围绕本文开篇所提出的方法论阐释，做一些更具体性的比较分析。

从生态空间维度上说，生态系统完整性与适当行政区划层级的结合当然很重要，但却只能是一个原则性或理想性追求。相对于云南普洱市，内蒙古库布其和江西北部两个实例似乎有着更大的优越性，因为它们涵盖了更大的行政区划范围（分别包括了三个旗和三个地级市）并且有着更为明确的生态地理图景，前者是库布其沙漠及其地域生态环境，后者则是鄱阳湖流域及其水生态环境。也就是说，这两个整体性地域生态环境对于我们思考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模式显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我们却不难发现，内蒙古库布其作为一个地域的区域主体意识其实是挺弱的，而是像亿利资源集团这样的大型本土企业扮演着一个区域粘合剂角色，而江西北部也并不存在一种区域整体性的协同战略或合作机制，并且像鄱阳湖高效生态经济区这样的国家战略似乎也未能发挥类似的作用。至于云南普洱市，部分由于自然生态地理上的异质性，即便像景迈山世界遗产景区打造这样的全市性战略举措，也只对临近的西盟和孟连两县产生了有限的影响（比如普洱市的第二个机场也是修建在了澜沧县境内）。

从“五位一体”目标与战略的双重意涵维度上说，一方面，这三个案例都体现了多重目标追求意义上的主动与自觉，以及正确战略与重点选择的重要性，比如内蒙古库布其借助亿利资源集团的企业（理性）行为实现了沙漠治理与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生态产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协同进步，而云南普洱市也在全方位发展绿色经济的同时大力提升城乡居住生活环境和振兴弘扬地方性民族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发展阶段性的原因，对于经济目标层面和经济手段战略的资源与精力投入明显处于一种绝对主导性的地位，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经济（产业）目标或战略化的现象在上述三个案例中的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其主要表现是，许多绿色产业或项目的开发运营中并未充分考虑不同类别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商业化路径的特殊性，也相对较少考虑地方社区或居民集体在绿色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发挥（无论是景德镇的陶瓷产业转型还是普洱市和库布其亿利资源的生态扶贫过程中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因而，如何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目标认知和明确生态环境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举措的内在一致性[18]，仍是一个需要逐渐解决的问题。

从绿色进路选择维度上说，这三个案例清晰地展示了绿色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样态与潜能。如果说江西北部所凸显的是绿色发展取向或模式与生态现代化取向或模式之间的多种可能性，那么，云南普洱市和内蒙古库布其所彰显的就是狭义的绿色发展取向或进路之下的多种可能性，对丰厚自然生态资源禀赋的生态化开发利用和对相对不利生态环境条件的生态化改造，都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两山论”的科学认知与生动践行，更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创造。从较长的时间维度看，更为关键的仍是，自然生态资源禀赋丰厚地区的生态化开发利用比如云南普洱市和成功实现了生态环境条件生态化初步改造的地区比如像内蒙古库布其，如何逐渐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理念和模式，真正走上一条建设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现代化）之路。比如，我们必须要追问的是，像云南普洱市这样的地域，是否有必要和可能最终演变成为长江三角洲那样的现代化都市，而像内蒙古库布其这样的地域，是否有必要和可能最终发展出一大批巨无霸式的工业生产集团。对此，我们既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毅，也要有一种清醒的历史自觉。

 

（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18ZDA003；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18AKS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