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针对性，也为我们回应国内外舆论的相关质疑提供了重要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否认国家之间存在制度与意识形态之别，它从人类命运这一视角出发解决关乎生死存亡的全球问题、世界难题。中国资本走出去不是重走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全球扩张和霸权争夺的老路，走的是推进国与国之间合作共赢的道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在共赢互惠基础上进行国际援助，是既立足国情又顺应时代潮流的抉择。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切实树立和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人类命运共同体 制度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 新帝国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为解决世界难题、推动人类社会长远发展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尽管它已经在国际舞台产生了热烈反响，并已经被写进联合国决议，但国内外舆论从其被提出以来一直存在着质疑的声音。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性，也为我们回应国内外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疑提供了重要启示。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种质疑认为，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这种质疑在国内外舆论中都有所体现，只是有所不同。在国内，这种质疑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与资本主义对立，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只是暂时的，而且注定只能建立暂时的利益共同体；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的命运显然不同，怎么可能命运共同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的关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充满敌视，不可能与之建立“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推进的当今时代，各个国家处于同一个“地球村”，总有一些问题是超越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无疑就是这样的问题，它同生态危机、核战争威胁、恐怖主义等一样，都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是必须从人类命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野出发才能解决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解决这样的世界问题、全球难题而提出来的，它是“命运”的共同体，与“区域”的共同体不同，与“利益”的共同体不同。“区域共同体”是因地理位置临近而建立的共同体，其建立能够发挥区域联合优势；“利益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建立的共同体，其建立能够实现各方经济互惠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基于各个国家、各国民众的共同命运所建立的共同体，它关乎人类作为物种存续、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问题，如果说它也关乎利益的话，那必然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对于其他共同体是具有更高要求的共同体，也因此是更难构建的共同体，它要在超越国家与区域界域、超越经济利益考量和科学技术竞争、超越制度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的基础上才得以构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否认国家之间存在制度与意识形态之别，不否认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如否认这一点，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不可实现的理想的乌托邦，也会让人认为只是不能落地的高调和空谈。
在西方国家，有观点认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世界上推广的口号，而且是会冲击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理念。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于2018年推出的研究报告《中国与国际秩序》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让威权主义原则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更有影响力的努力之一。另一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于2019年2月推出的研究报告《图解中国全球治理的雄心》也指出，中国正在寻求使国际体系与中国的体制趋同，“中国领导人试图让国际社会相信，‘人类共同命运’这一集体权益要高于其他利益，专制制度在全球治理体系要优于民主制度，中国模式可有效解决民主决策过程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1] 在他们看来，西方代表着自由、民主，中国代表着专制、威权，要谨防中国打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号导致专制侵犯自由、威权侵犯民主，这是西方长期以来的政治偏见在对待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投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西方的政治偏见更是暴露无疑，个别国家的一些媒体和政客不是把疫情看成所有国家共同的难题，而是持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甚至还上演了趁机抹黑、趁火打劫的丑剧。在中国防控疫情的关键时刻，他们固执于偏见，不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反而借助问题制造制度对立，大打政治牌，将中国的防疫举措污名化，将中国封城描绘成对人权和自由的侵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结果，也应该是存在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当今世界努力追求的方向，它要在承认客观差别甚至对立的基础上，寻求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类型的国家的合作，从人类命运这一视角、这一视野出发解决关乎生死存亡的全球问题和世界难题。我们需要的是各个国家同心合力，而不是污蔑抹黑、制造对立。在各国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时代，在各国民众越来越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时代，要战胜威胁人类社会层出不穷的挑战、日益增多的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愈加迫切。在这次疫情中，我们看到中国和一些国家相互支持、共克时艰，也看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希望。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资本全球扩张的“合法性外衣”？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另一种质疑是认定这一中国方案的外表和实质不一，虽然承诺崇高，但实际上是中国崛起、在国际舞台上争夺领导权和话语权的要求，中国国家实力提升，但与国际舞台上拥有的权力地位不相匹配，寻求全球治理方式的调整，以支持中国崛起为强国，这才是这一理念提出的基本动因。“西方学界几乎是普遍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崛起的产物，是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战略，是中国在问鼎世界强国之际的政策表达，为中国国际社会的地位提高和获取更大的权力提供理论基础。”[2] 延续这种霸权主义的思维逻辑，更有观点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不过是中国资本全球扩张的“合法性外衣”，今日之中国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已经成为新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前国务卿雷斯克·蒂勒森2018年访问拉美五国时公开抛出这一说法：“拉美地区不需要只顾本国人民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列强”“中国这种以国家引领发展的模式令人回想起过去，这里不需要这样的未来。”[3] 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国正在重现曾经的资本主义扩张之路，进行着新殖民主义的活动。欧洲议会议员奈瑞·德瓦在2018年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发表的演讲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一些人试图说明中国文化在殖民主义、对外征服和帝国主义方面与西方文化没有什么不同”。[4]
类似指控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家实力提升引起的西方担忧与恐惧。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伊始，对中国重要的是“引进来”，是打开自己国家的大门，而今天对中国重要的是“走出去”，实现世界各国的开放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很容易被人扣上新帝国主义的帽子，也容易引起一些国家的担忧。“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加速增长，伴随对外投资增长的是中国加快输出过剩产能及技术的步伐，这一切更加引起一些国家的担忧，担忧中国在周边国家制造‘飞地’，担忧中国对不发达国家资源的‘掠夺’，担忧自身的经济安全受到中国威胁，担忧中国成为最大的赢家而非共赢，最大的担忧是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为外围的‘核心—周边’秩序。”[5] 美国进步中心的研究报告则直接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被描述为对全球治理改革的一大重要贡献，实际上该倡议既非多边，也非基于规则，而是一系列跨境发展的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共同创造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生态系统，需要警惕两个方面：“一是参与者为实现‘和谐共处’，需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强迫‘一带一路’伙伴国支持其政治和外交利益。若遭到拒绝，中国会指责对方违反‘相互信任’，并对其施加经济惩罚。二是许多‘一带一路’项目的结构和融资方式会造成对中国的依赖，或破坏东道国的治理机制。”[6]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仍保留其强权主义、霸权主义的固有思维，认为“国强必霸”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例外。无论中国做了什么、做得多好，只要它是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角色、主张世界各国开放发展的大国，它就是帝国主义的。这种思维植根于某些西方国家政客的价值观念中，他们往往认定自己代表着人类的文明，并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国之上，宣称他国只有接受自己的制度、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才能摆脱愚昧、走向文明、拥有未来。
中国并不认为只有自己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自己的文明才是唯一正统的文明，并始终鼓励各国立足本国国情，探索符合自己国家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历史上西方国家的资本全球扩张属于帝国主义行径，本质上是因为这些国家主张资本至上，为了实现本国资本的利益可以不惜发动战争，把本国资本的积累、财富的创造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在掠夺他国自然资源、破坏他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今天的中国虽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终归不是发达国家，本身也不具备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条件。中国并没有发动战争打开别国的大门，也没有采取掠夺性积累的方式控制他国经济命脉，只是主张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国家之间的共赢合作。显而易见，中国并不具有新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
中国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要进行全球扩张和霸权争夺，就是要榨取其他国家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就是要操控别国经济命脉进行掠夺性积累，就是重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曾经走过的路。资本是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好，就能够实现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合作共赢，就能够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发展与进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对盲目地追求自身利益的资本主义的质疑。习近平设想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却摆脱了侵略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7] 中国走的是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的道路，是有益于整个人类未来发展的道路。中国确实在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并没有因此为自己冠上“领头羊”的头衔，也无意与其他国家比“肌肉”，而是力求在双方、多方的合作共赢中，在文明的良性互动和碰撞中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新帝国主义国家归根结底是以资为本的国家，是以资本的利润和扩张为本的国家，为了资本可以牺牲他国民众甚至本国民众的利益。资本至上的帝国主义思维无助于也不可能解决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让我们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战略谋划。中国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果断“封城”，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表现出的是先救人再救市场、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大于资本利润和经济利益的态度与立场。在国际社会来看，这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做法，为全世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这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做到的，而是一个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大国勇于担当、率先垂范的表现。中国的这一做法也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肯定，他在2020年2月24日表示，中国人民为尽量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8]
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对外援助是“打肿脸充胖子”吗？
还有一种质疑声音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不应该强出头，应该继续韬光养晦，中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援助其他国家，必然会影响中国国家内部问题的解决。而且，在国际社会积极发声，高调亮相，会加剧欧美发达国家的不满，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最终影响到中国的长远发展。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决定了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没有强大的国力来支撑，再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其主张也注定无法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问题是，中国具备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实力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经过70多年的建设和40余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已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与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绝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既立足中国国情又顺应时代潮流的抉择。这一点可以在美国智库报告提出的对策建议中得到印证：“民主国家不应寻求消除中国在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声音或贡献……中国有义务、有能力参与全球治理，自然也应该享有一席之地。但问题是如何在保持现有自由民主机制的同时，为中国提供一种参与空间。”[9]
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和发挥作用会被个别国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的。但我们试想一下，中国如果不发声，不在国际事务上表达自己，一些国家就不会把中国当成对手了吗？显然不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逐渐强大，“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警惕、打压、抹黑、诋毁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一些媒体和政客的常态，个别国家绝不是因为中国勇敢发声、勇担重任才视其为对手，中国也绝不只是因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被盯上的。个别国家在“国强必霸”的思维模式下，注定将视中国的强大为威胁。与其缩手缩脚，生怕“明枪暗箭”，还不如积极摆出自己的立场和理念，通过实际行动赢得更多国家的认同。
一个国家参与、处理或者引导国际事务，势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面对如此庞大的投入，中国有这个实力吗？这样做到底值不值？中国的国内民生问题还亟需解决，精准扶贫的任务还在进行中，在这种状况下，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对此我们要认清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思考问题，也要用更开阔的视野思考对外援助问题。中国进行国际援助不是损人利己，也不是损己利人，而是共赢互惠。国际援助在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能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这并不是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来成就他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牺牲他国的利益实现中国的利益，而是实现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合作共赢。实际上，在重大事件出现的时候，得益于之前的对外援助，中国也会收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帮助。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就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支援与帮助。《人民日报》2020年3月7日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了截至3月2日国外援助中国抗疫的物资清单，总共有71个国家、9个国际组织在中国疫情期间为中国伸出援手，捐赠的物资以呼吸机、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医疗防疫物资为主，也包括部分现金、食品、卫生纸等其他生活物资，有很多不太发达的国家，都捐来了力所能及的东西。[10] 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帮助是与中国之前对其的援助分不开的。当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中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又向遭受疫情的国家提供了物质援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问题都能自给自足，都能独立解决问题。中国在他国需要的时候给予援助，遇到危难时才会得到他国援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只是牺牲其他国家利益来成全中国国家利益，或是牺牲中国本国利益来成全其他国家利益，都是建不成的。一方面，我国应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尽自己能力来援助其他国家，送美好祝愿、捐防疫物资、给技术经验、派医护人员，不仅回报在困难时期曾给中国援助的国家，还要主动去援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其他国家。当然，面对个别国家不负责任的“甩锅”行为及其媒体和政客的故意抹黑，我们应该坚持立场、据理力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崇高的价值追求，事关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及类似的世界难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需要各国的民众切实树立和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
[1]美国进步中心著，郭杨、刘峰编译：《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背景、战略意图与举措》，http://www.daguoce.org/article/83/500.html。
[2]罗云、胡尉尉、严双伍：《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评介》，《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3]《一觉醒来，中国成“帝国主义列强”了？！》，https://www.sohu.com/a/220766127_507444。
[4]Nirj Deva DL. Economic Globalisation and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http://www.ft.lk/opinion/Economic-globalisation-and-a-shared-future-for-mankind/14-665410.
[5]转引自刘传春：《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质疑、争鸣与科学认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1期。
[6]美国进步中心著，郭杨、刘峰编译：《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背景、战略意图与举措》，http://www.daguoce.org/article/83/500.html。
[7]〔意〕安德烈·卡托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国际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8]《联合国秘书长称赞中国人民“为全人类作出贡献”》，《光明日报》2020年2月26日。
[9]美国进步中心著，郭杨、刘峰编译：《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背景、战略意图与举措》，http://www.daguoce. org/article/83/500.html。
[10]《患难见真情！国外援助中国抗疫物资清单》，www.xinhuanet.com/2020-03/07/c_1125677649.htm。
作者简介：陈培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