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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龙：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之基与体制之鉴

【摘要】国家治理能力是当代世界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很多国家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又可克服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机制及其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克服了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弊端，表现出强大的实践效能，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治理道路，也为西方社会反思自身危机提供了一个参照。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借鉴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以及西方制度文明的成果，更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上对这些制度文明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
 
 
国家治理能力是当代世界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很多国家发展中所遇到的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英美国家的新民粹主义的崛起、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在低谷中的徘徊、中东的乱局、拉美的困境、非洲被排斥在世界体系的边缘，无不与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有关。相比较之下，中国在国家治理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效能举世瞩目。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聚焦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上。在世界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总结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分析其制度根基，讨论其体制完善之路，既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迫切的实践价值。
 
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表现出强大的效能。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中国90%以上都是农民，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态。工业中只有占比不大的轻工业，重工业、生产资料制造行业基本为零。在工业基础上，中国不但与大国相距甚远，甚至也不如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家。但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70年的时间里，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制造业体系，在联合国所确定的工业类别中，中国具有完备的、技术先进的全产业体系，在高铁、网络支付平台、5G等诸多领域还迖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二是提升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三是实现了全人口的整体性脱贫，兑现了小康社会的承诺。四是生态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不走边现代化、边污染的老路。五是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和建设，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者和推动者，成为全球秩序的维护者和贡献者。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和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表现不俗，和发迖国家相比也不逊色。我们以英美国家的国家治理为例。在英美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治理体系下，金融资本顺利确立了对经济生活的统治权。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的大货币垄断资本。金融资本支配着产业链、商业链、信用链，也通过产业革命、商业革命和信用革命来积累，金融资本的这种积累方式包含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二战之后、尤其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金融资本积累推动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推动了全球生产、流通和信用体系的革命。但是，金融资本一旦支配了产业、商业和信用，一旦确立了对社会生产的支配权，它就又有能力建立一套寄生性、剥夺性的积累机制。金融资本通过支配专利权、定价权、金融市场、不动产、国债、货币发行权、国家的公共政策等途径，确立一套非生产性的、投机性、寄生性、剥夺性的积累机制，通过这一机制，金融资本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大面积的刹夺，造成了中产阶级的再贫困化。工薪阶层陷入大面积的失业和债务危机之中。在美国，工薪阶层、中等工商业主、州政府、联邦政府、社会中下阶层以及公共权力都成为了金融资本的债务人。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导致了制造业的衰颓以及中产阶级的衰落，使橄榄型社会重新分化为金字塔型的社会，留下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这就是当下在英美等西方发迖国家正在发生的现实。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之基
英美等西方国家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不同，是因为两种治理体系的制度根基不同。英美等西方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治理体系，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的治理体系，则既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的积极作用又可避免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问题。
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理念，是指脱离生产关系，从抽象人出发所引出的包括人格权、所有权、契约权、公民权等在内的形式自由的规范体系。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理念下，国家被作为极小的、必不可少的恶来对待。新自由主义在最小国家、极小国家的制度理念下，把大量应该由公共权力调节、监管和掌握的经济权力拱手交给了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不仅支配着社会生产、流通和信用，还支配着国债、货币发行权、国家公共工程和公共政策等，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奴隶，政府常常面临关门的窘境。例如，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资本的帝国中心，有三亿多人口，而政府却欠下二十几万亿的国债。政府为保持对金融资本的信用，不得不削减福利以保证能够为国债支付利息。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完全按照金融家的利益来运作。金融资本的利益就是国家的灵魂，国家为了保护金融资本利益，不得不超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不得不削减社会福利以増加对金融资本的偿债能力，这就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客观逻辑和客观现实。人们曾经认为国家是中性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国家，但实际上，形式上的全民国家不得不在现实中屈从于金融资本的利益，成为金融资本的工具。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不能解决金融资本积累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反而在解决这些危机中使金融资本更坐大、社会积贫、国家衰弱。自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以来，英美国家带头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推行私有化、市场化，结果不是导致了经济的普遍均衡发展，而是导致了金融资本的放纵性积累。金融资本在巨大的成功面前确立了其全球寄生性积累体制，在这一寄生性积累体制下，边缘或半边缘国家，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遭受金融危机的洗劫，不仅如此，中心国家自身的工薪阶层也深受其害。在寄生者势力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中心国家的制造业成本増加，制造业发生转移和空心化，工薪阶层面临失业和再贫困化。当这种寄生性积累遇到危机时，危机的压力压在了中心国家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以及失业群体身上。在右翼政治势力的诱导下，民众把自身困境的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这就是英美当下新民粹主义崛起、新自由主义走向自身反面的现实。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的结果是以新民粹主义而走上了新自由主义自身的反面，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自我否定的逻辑。[1]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提供了和新自由主义不一样的自由哲学。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财产的自由就是个性自由，而社会主义要解决生产资料的金融寡头垄断问题，要在生产资料社会联合所有的基础之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样才能解决所有权中所包含的矛盾，才能使所有权成为个性自由的基础。社会主义的内核就是用社会联合所有制取代金融寡头对社会生产资料和交往资料的私人垄断，而社会联合所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又必然要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样，国家就要执行积极的职能，就要改变新自由主义的极小国家观念。把国家从金融资本、金融寡头的工具变成社会利益的集中代表，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概念。作为社会联合所有制的代理人来执行职能的国家，这是一种和新自由主义消极国家不一样的积极国家，这种积极国家又要依赖一个先锋队、依赖一个使命型政党。这种政党不同于西方那样一种选举型政党。选举型政党容易分裂人民的意志，而人民意志的分裂有利于金融寡头对经济、政治的支配。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组织，作为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作为一个没有自己特殊私利的政党，共产党的合法性依据先进的纲领、依据人民民主、依据自我革命。社会主义政权的一系列的组织形式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所不具有的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的衰颓正是西方放纵金融资本积累、经济社会乱局以及新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总结了国际共运的一系列经验，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适应时代条件而对制度实现形式做了变革。从落后国家率先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还不可能一下子排除掉资本。如何探索利用内外资本主义，如何把内外资本主义的必要经济成分结合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中来，这就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一个基本内容，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再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过曲折的过程，基本上探索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形式，那就是公有制主导之下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内在超越和扬弃金融资本，既能充分利用市场、充分利用一般职能资本的积极作用来推动社会发展，又能够避免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为西方社会反思自身的危机提供了一个参照。
 
三、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体制之鉴
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体制，需要借鉴其他时代或其他社会条件下的制度文明成果，更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对这些制度文明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借鉴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成果。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如果说西方文明在商业和私法领域独占鳌头，那么中国古代文明则在国家治理和公法领域独树一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并开始挖掘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制度价值。[2]首先，中国古代文明重主权的统一，这不同于西方文明长期主权分裂的状况。周建立起宗法性的统一国家，秦创立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西汉取消“郡国并存”而使主权更加统一；针对唐边镇节度使制度的弊端，宋朝将禁军统兵权一分为三，设枢密院，推行更戍制，保证了国家统一；清朝在与少数民族关系上建立了羁縻制、户籍制和改土归流制等等。古代中国之所以出现若干繁荣盛世，与国家主权统一密切相关。其次，中国古代制度文明还发展了主权统一之下的行政性分权制度。秦奉行三公九卿制，西汉实行内外朝制度，唐代设三省六部制，宋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明朝设内阁制，清朝设军机处。在迭官制度上，中国古代也经历了从世官制、察举制到科举制的日益合理化过程。中国古代政治还发展了对官员考核的制度。“有官必有课”是古代中国治吏的重要理念，例如，唐代对一品至九品的官员进行“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核，品德方面以“四善'才能方面以“二十七最”为考核标准。监察制度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一大特点。早在周代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监察制度。秦代设立御史大夫，汉武帝设十三部刺史。以后朝代设置的御史台、都察院等，是古代监察制度逐步完善。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实行“以小驭大”“位卑权重”的原则，被誉为“千古不易之良法”。此外，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还发展起了比较系统的回避制度，包括亲属回避、地域回避、科考回避、监察回避等等。最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还强调“善治”和政治的正当性。中国古代提出了“民本”思想，包括爱民、惠民、安民、教民、惜民之力、恤民之苦、得民之心、取民之信等具体原则。周公提出“用康保民”，孔子提倡“为政以德”，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讲载舟覆舟。中国古代政治提出了积极调节社会经济矛盾的主张。董仲舒提出要调整均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是应该改变的。应该缩小差距，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横，使贫穷者足以养身而不至于忧。中国古代政治强调天下为公，如果政治统治不公正，底层可以起来造反，以恢复政治的正当性。例如，汤武革命就是这种性质的社会变革。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上述成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资源。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借鉴西方制度文明成果。西方文明也有多方面的成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从抽象人性论出发的形式自由主义的文化体系，也即自由主义的文化体系。自由主义从抽象的理性人出发，建立了一套基于抽象人权的法权自由体系。自由主义从抽象人权推论出的第一项权利，就是所有权。康德把人对物的占有分为两种，一种叫物理的占有，一种叫理性的占有。我说这个杯子是我的，我用手把它抓住，别人抢不走，这是物理占有。如果我说这个杯子是我的，并不是因为我抓住了它，而是别人在理性上承认这是我的，因此别人也不去抢占，我的这种占有，就叫理性占有。理性占有就是体现在占有中的自由意志，就是体现在物的占有中的、被别人尊重和认可的我的意志。这种体现在占有关系中的自由意志，也就是所有权。因而，对所有权的尊重就是对自由意志的尊重。自由意志是不可侵犯的，因此，所有权也是不可侵犯的。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对所有权天然合理性的论证。自由主义从抽象人权所推出的第二项人权是缔结契约的权利以及与此相连的自由市场秩序。第三项人权是公民权。公民权就是个人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权利。公民权建立在每个人抽象的共性基础上。每个人不管出身、财产、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大家都作为具有共性的公民获得同等的权利。在所有公民同等权利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国家，只能是底线共识基础上的最小国家。底线共识，是一种人人都能、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共识，这是一个很薄的政治共识。从这种底线共识出发，国家只是个人权利和契约关系的守护者，只履行与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公共秩序相联系的权力。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上述人权的各项表现，通过个人生活、社会生活、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保证了个人的各项权利，形成了相互连接的、规范性的权利体系。这一套权利体系确立了个体的价值、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公权受限等原则，这对克服封建主义时代的社会关系和观念有进一步意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调整社会关系，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上扬弃其他制度文明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不能封闭自守，也不能全盘接受中国古代或西方制度文明，而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对这些要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对待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体现了“儒家宪政”的精神，即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认为只有儒家宪政是健全的建国之路，中国未来的方向一定是儒家宪政。这种观点是我们不能认同的。中国古代文明虽然包含着一些列政治制度文明的成果，但是也包含着很多要剔除的要素，例如，它以先验的伦理主义作为国家合法性的论证，以忠孝礼制的宗法关系隐去了社会民主的必要性，以神秘的理性直观代替科学理性的文化认同，以静态的历史观代替社会的发展变革等。对待西方制度文明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西方文明的问题在于：在抽象人性论、抽象契约论的文化观念支配下，西方社会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最小政府的国家制度，最后导致了金融资本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自由支配，使金融资本的剥夺性、投机性积累畅通无阻。自由主义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它理解不了的。因而，对西方文明，也不能全盘吸收，而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辨别。
 
四、小结
国家治理能力是当代世界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很多国家发展中所遇到的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又可避免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机制，从而克服了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表现出了强大的效能，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为西方社会反思自身的危机提供了一个参照。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借鉴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以及西方制度文明的成果，更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上对这些制度文明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只要我们既坚持自身的制度优势，又积极吸收其他文明形态的制度成果，定能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解决当代世界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类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注释：
[1]宋朝龙：《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深层原因》，《前线》，2019年第2期。
[2]姚中秋：《儒家宪政论之学术范式意义（代引言）》，《天府新论》，2013年第4期。
作者简介：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资本论》、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分析史与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社会生产方式的二重结构》《边缘社会主义的起源》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研究”和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编号为18BKS087[北京大学]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制度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8XTCXBD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2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3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