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共历史学上，朱志敏主要有六个贡献：第一，党史人物李大钊研究的承继者；第二，党史上民主观念研究的推动者；第三，党史学中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第四，党史学中口述史研究的提倡者；第五，党史学中后现代主义的绍介者；第六，党史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探索者。其学术上的观点，治学上的经验，有许多是极其宝贵的。今天作文纪念他，就是要学习和借鉴这些宝贵的东西。

 [关键词] 朱志敏；张静如；中共历史学

朱志敏先生去世已经四年多了，一直想写点文字纪念他，只是手上总有忙不完的活，不得静心来做长久的追忆。然而今春以来，在新冠病毒的威胁下，一切活动都要受到限制，这样反而让我有时间“闭门思过”，待在家里想想自己、想想他人，当然想的最多还是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于是很自然地想到朱志敏先生，一位纯粹的学者，一个以学术为业的人。我将这些念想整理好，并把它移到纸上来，作成这篇纪念文章，奉献于关心党史研究的读者。

朱志敏先生系吉林海龙人，1953年9月生，2016年3月逝世，享年63岁。古人说，“人年五十，不称夭寿”，但对党史研究来说，他的逝世却是一大损失。其实我和朱志敏先生，都师从张静如先生，从学缘上看属于同门兄弟。不过对他，我向来是执弟子礼的，这不光是因为年龄悬殊，更重要的是对他学术和品格的敬重。更进一步说，在张先生的弟子中，朱志敏先生是可以代表一个方向的。他一生致力于党史研究，不慕名利、潜心学术，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并且在党史研究中，朱志敏先生的贡献也是独特的，近来重读他留下的文字，更是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我以为，他的这种独特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党史人物李大钊研究的承继者。在李大钊研究中，张静如先生是开创者。早在1957年，他就出版了《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这既是国内学者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首创之作，也是事实上存在的“李大钊学”的奠基之作。1988年，朱志敏先生往投张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很自然受到他的学术影响，并对李大钊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在张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他先后发表了《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与时代思潮》《李大钊的民彝政治观》《从启蒙到建党——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思想轨迹再探索》等一系列文章。后来他还把这些研究成果，融入到自己博士论文的写作中。正是在此基础上，朱志敏先生又积十年功力，完成了他关于李大钊研究的标志性著作——《李大钊传》的写作。

朱志敏先生也因此奠定了在李大钊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张静如先生的评价是：“写得确实不错。说实在的，虽然他曾发表过几篇有关李大钊的文章，可我并没有认为他是专门研究李大钊的，学术界也没有这样的看法。看来，朱志敏写这部书确实下了很大功夫，能写成这个样子，是很不容易的。”[①]在这部书中，朱志敏先生展现了处理史料的扎实功力。其实，在他写作时，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成果和史料已积累多年。但朱志敏先生并没有吃现成饭，而是对稍有疑问之处，即对照多种资料查证考实，以求一较可靠的说法。这表明他不人云亦云，保持党史研究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这部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从而将历史的想象力严格限制在已发现的“历史事实”上。所以该书最后部分写得不多，且极为谨慎。因为朱志敏先生发现已有研究成果，在写到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运动时，所用的材料多不实在，有些像是推论，找不到充足的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当然也包括张静如先生的著述。对此，张先生曾以自我批评式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和马模贞在1981年出版的《李大钊》一书中就犯有这种毛病。我在后记中说：‘因为掌握材料少，有些地方没能摆脱推论式叙述之俗套’，指的就是这方面。作者采取少写的办法，只写实的、有准确材料依据的内容是对的。”[②]

正因为此，在《李大钊传》付梓时，张静如先生欣然为之作序。也就在这篇序言中，张先生表达了对朱志敏先生的认可，以及对李大钊研究的期望：“我50年代写关于李大钊的书时，没有这样的水平。有人说在学术研究上一代不如一代，我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社会在发展，学术研究在进步，这就是我们希望之所在。”[③]这既是对朱志敏先生学术成果和研究水平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李大钊研究承继者身份的一种确认。

第二，党史上民主观念研究的推动者。民主观念是朱志敏先生一直关注的论题。他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而“平民主义”原本就是“Democracy”的翻译语。自此之后，朱志敏先生便开始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不仅陆续发表了《五四时期平民政治观念的流行及其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惟民主义”》《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文章，而且还专门写作《论五四时代民主观念的特点》《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民主观新探》《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等文章，系统探讨民主观念的问题。

当然，朱志敏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还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五四民主观念研究》一书。在这部书中，朱志敏先生首先指出，以往的研究忽视了两个明显的事实：其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主或自由的理解及对它们所含内容价值的强调并不一致；其二，当时人们的民主观念并非一成不变。他认为把那些既不统一也不确定的观念，笼统地归结为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不但不适当，而且还极容易忽视或误读这些观念的本来意义。

有鉴于此，朱志敏先生为自己的研究确定了一个出发点，即“深入研究在五四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如何理解民主、自由的含义与价值，他们的理解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取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意义”[④]。因此，这部书有两大优点：其一，“对五四时期民主观念的演变进行全面考察和多层次分析，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多见”；其二，“史料丰富，并提供了一些新的未曾有人用过的史料”[⑤]。

这部书在学术上最大贡献是，为研究党史上民主观念问题追根溯源，提供了一个由思想关照现实的认识路径。倘若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共本身是五四运动影响下成立的现代政党，但在党的一大党纲的15项中，除最后一条说修改纲领须“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是带有民主程序性质的规定外，其余各条均未涉及党内民主问题。至于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单为强化中央集权，就作了七项规定，却无一款防止专制，发扬民主的内容。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真正体会朱志敏先生所说的，“他们理解和选择民主价值的过程中，也不能不受到他们直接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和积淀在他们意识深处的某种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⑥]，这一句话所表达的历史内容和深刻含义。

第三，党史学中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从文化角度研究中共历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引起人们关注，并逐步发展为一门“显学”的。朱志敏先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其实，他早年从事李大钊研究，从事民主观念研究，就已关照到“文化”这一命题。但其真正转向文化史研究，还是在1996年发表文章《从社会思潮的发展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以后。在这篇文章中，朱志敏先生已开始集中关注党史人物思想演变背后的文化动因。他认为，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对每一种“社会主义”观念发生兴趣，身后都有社会思潮中同类观念传播的背景。但从深层的心理结构方面考虑，毛泽东倾向社会主义，乃是反映了他在保持或继承某种传统的价值衡定方式上，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一致性。[⑦]

在文化史领域，朱志敏先生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注重概念史和方法论的探讨。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一贯方式，这一方式早在他的五四民主观念研究中就已显露。在文化史研究中，他仍然延续这一思考方式。比如，他考察“百家争鸣”的来龙去脉，认为汉以前的典籍中，虽有“百家异说”、“百家殊方”等概念，但未见“百家争鸣”的提法。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者是乾嘉学派后期代表人物俞樾，后经郭沫若的重申和推阐才广为人知，这很可能是新中国确定学术繁荣方针的用语来源。[⑧]又如，他探讨经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关系，认为传统经学的传、注、疏、笺、考、辨等方法，经今古文之争中求真、求价值这两种认知取向，以及传统儒学以疑辨为动力、兼容并蓄其他资源的发展方式，都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借鉴参考。[⑨]

二是注重对文化史研究框架的构建。朱志敏先生认为，在党史学中研究文化史，应把握四个维度。其一，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其二，研究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关系；其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理论政策及其实践；其四，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关系。[⑩]这四个角度，几乎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关系的全部历史内容。所以从此出发，不仅可以全面了解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基本脉络，而且还能进一步深化对党的理论史、实践史，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史的研究。

朱志敏先生文化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一书。在这部书中，他将整个20世纪作为写作的文化环境，以每个时期的重要党史人物为写作中介，把宏观视角与微观论证紧密结合起来，纵横比较中共历史文化人物与非中共文化人物的文化思想，从而摆脱了以往研究中宏观与微观相脱节的局限。可以说，从宏观与微观相融合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和20世纪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此书是国内第一本，有拓荒之功”[11]。

第四，党史学中口述史研究的提倡者。口述历史是中外都有的老传统，单在中国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论语》和《史记》中都有它存在的证据，不过那时不叫口述历史。现代口述史产生于20世纪中期。与上古先民的口耳相传不同，现代口述史“应用录音或音像设备，把原始材料完整保存下来”[12]，是口述者与史学工作者合作的成果。在党史学界，朱志敏先生较早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先后发表《口述史与回忆录》《口述史学能否引发史学革命》《现代口述史的产生及相关几个概念的辨析》《口述史对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三方面影响》等一系列文章。他认为相对于文献证史来说，口述历史可为史学研究提供大量生动的资料，提供纵深研究、细致描述的途径，并有助于史学研究和书写范式的创新。

为推动口述史在党史研究中的应用，朱志敏先生还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探讨。一方面，他认为口述史与回忆录虽然都是当事人述说自己的经历，但二者却存在明显不同。口述历史至少有两大特征：一是“合作”，二是“录音”。[13]而回忆录则大多为当事人撰写，并非口述者与史学工作者合作的成果。它们甚至没有保留录音或根本就没有录音，这就缺少了现代口述史必需的又一要件：不可更改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原始声音。他认为，从这两个外在的标志可以确定，以往大量的革命回忆录和回忆性的文史资料只能算是“回忆录”，不必称为“口述史”。

另一方面，他也要求对口述历史和口述史学作出区分。在朱志敏先生看来，这二者的区别类似于历史与史学的区别。前者亦是一种表现历史的著作，只是与文献证史不同，它是以口述者口述为主体，由作为口述合作者的史学工作者加以注释说明的成果。而后者则揭示史学工作的方式，涉及到如何看待口述者反映的历史各局部之间，以及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口述“建构历史”与“社会真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既要研究口述史自身的概念、本质，又要考察其研究方式、方法、原则等一系列问题。[14]

不仅如此，朱志敏先生还从学科建设角度，进一步认识和思考口述史的问题，即口述史可否上升为“学”，成为与笔录或笔述的历史学相并立的一种历史表述。他认为口述史能否单独立“学”，一方面有赖于口述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口述历史的科学性与规模。此外，口述史学者还需加强自身素养：一是具备基本的史学素养，要了解史学理论，掌握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熟悉近现代史。二是掌握一定的新闻（包括录音、摄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常识。三是具有较为敏锐的反应和较高超的交往访谈能力。[15]这也是口述史上升为“学”的必要条件。

第五，党史学中后现代主义的绍介者。在党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长期占据主导性地位。后来张静如先生提出“现代化”研究范式，主张“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16]。这两种范式采用的都是线性的、进化论的、目的论的叙事方法，在学术史上自有其价值，但是毋庸讳言，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这种叙事策略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后现代主义认为，史家不仅要把握线性历史中记录和传承下来的过去，而且还要致力于收集被线性历史所压制或遗弃的过去。因为在历史叙事中，不能以为“会吵会嚷的演员才是真正的演员，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其他演员，只是保持沉默而已”[17]。其目的是要打捞散失在历史缝隙和裂纹中的不同声音，用多样性来替代单一体的演化，从而打破“线性历史”的封闭叙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对深化党史研究也有极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也正因为此，朱志敏先生主张在党史研究中，大胆尝试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史上，“革命史”、“现代化”等论式各有其道理，但也都有不足，所以应当允许在此之外，还有其他合理的论式来研究历史。而后现代观念的启示就在于：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种宏大叙事甚至任何一种叙事，都不足以帮助我们完满地认识和解说它。他还以历史“文本”为例，具体说明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意义，认为考证资料的原本性、真实可靠性固然重要，但也要充分考虑到，资料形成过程中可能因各种因素造成的变形，资料制造者认识所记对象能力的程度和差异，及因此导致的资料本身在多大限度上能够反映历史的问题。[18]

其实，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也很能体现朱志敏先生的秉性。他不是争强好胜的人，所以与人交往总是收起“锋芒”，从不作“金刚怒目”的表示。他也不是高谈阔论的人，所以通人广座，众声喧哗，他却甘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听众”。但他也绝非寡言无味的人，因为有许多次谈话，我记得他的眼睛是有神采的，闪烁着明亮的光泽；他的话题是开放式的，其中也不乏“惊人之语”。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在党史研究中，朱志敏先生能关注到后现代主义，关注到后现代主义关注的那些人和事，就不足为怪了。鲁迅对韦素园曾有过一个评价，说他不是“豪杰”，也非“天才”，“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19]。这样的话说给朱志敏先生，我想是再合适不过的。

然而朱志敏先生毕竟是理性的，所以他也能发现后现代主义的弊端。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解构理性、颠覆主体性，这意味着价值丧失、真理瓦解；其强调不确定性可能为随意解说，生成强化新的话语霸权打开方便之门；而非同一性和多元化走向极端，反而使不同学术观点无缘争论，学术也会因此丧失真理标准，进而导致历史、思想和学术研究失去存在的价值。因此，史学研究在吸取后现代观念的同时，也不能不警惕它的消极影响。[20]

第六，党史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探索者。朱志敏先生是具有高深学术造诣的党史学者，也是北师大党史学位点的负责人。几十年来，他在党史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曾开设“中共党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专题”等专业课程，讲授中共党史学史、党史文献学、党史学理论、中共思想史等内容。他还积极总结教学经验，发表《用案例辅助“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文科硕士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授课体验》《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几个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讲授体系探索》等文章，致力于推动全国党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总体来看，在党史教育与人才培养中，朱志敏先生主要有两个突出贡献。一是在党史学位点中，率先开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研究方向。在这一研究方向下，朱志敏先生共培养博士生、硕士生70余名。在他的指导下，许多学生写出了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创新性。如李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变迁研究》、王树祥《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研究》、沈传亮《当代中国公务员群体政治文化》、黄波粼《言人人殊，殊途同归——〈独立评论〉的现代化思想》、季荣臣《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制约因素》、胡献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政策选择》、段妍《东北区域社会风俗的变迁（1912—1931）》、郑东升《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研究》、彭祥睿《场域的逻辑：五四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胡国胜《革命与象征：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1921—1949）》等。目前这批学生大多供职高等学校或科研机关，业已成为全国党史研究和理论宣传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是在课程设置上主张“通识教育”，率先开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在这门课程中，朱志敏先生运用个案分析法，甄选国内外曾产生重大影响或当代十分流行的各学科著名学者、学派，介绍其成就或成果的特点，概括其理论和方法，总结其研究的经验。[21]这对于开阔党史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是大有益处的。因为一个研究者本来就应备有两副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于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于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于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于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22]。我想朱志敏先生是深谙其中道理的。

其实，在党史研究生中，读书太专、知识太窄的确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既有研究者的主观原因，也有高校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外在影响。今日大学本科所设课程，在实施中往往专精有余而通识不足。而一般学生为学分、毕业计，对本门课程已是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高校就只能向社会送出一批半生不熟的知识青年。他们既无法从事专门的研究，又难以应付复杂的人生。此等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则又被挤到一条更狭窄的路上，终日为论文、为课题劳神费力，这时候若无正确的引导，他们是很难去主动研修旁门知识的。因此朱志敏先生的做法，确实是一剂对症下药的“良方”。从这一点来看，我甚至认为他的业绩，留在党史教育史上的，实在要比留在党史学术史上还要大。

中共历史学上，朱志敏先生的贡献，我能想到的大体就在这里。其中学术上的观点，治学上的经验，有许多实在是极其宝贵的。若从评价一个学者的角度看，这似乎已经足够了。但对于纪念一个学者来说，自然还要想得更多一些。因为我们还不愿就此忘却，还希望从他身上获取更多启示。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他的成就，而且还要知道他如何成就，其知识和素养如何养成，这样随他学去，便可使我们的治学精神日益提高，我们的人格修养日臻完善，从而不知不觉地发扬志气，向上努力。因此对于朱志敏先生的纪念，我想还应补充以下三个观察点。

第一，看他的师承。朱志敏先生有两位导师，一位是王桧林先生，另一位是张静如先生。前者是他的硕士生导师。王先生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朱志敏先生说，他对文化问题产生兴趣，并在2004写出《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这样一部以文化为主题的书，“与近20年前初入王先生门下和后来多次听先生纵论文化不无关系”[23]。后者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张先生对他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他的《五四民主观念研究》一书，就是张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他的另一部代表性著作《李大钊传》，更是直接从张先生研究领域中选取的课题。所以在该书“后记”中，朱志敏先生说，他是在张先生鼓励下开始研究李大钊的，“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我对先生的一份小小的回报”[24]。因此，从师承关系和学术发展看，朱志敏先生既是这两位导师学术的继承人，也是这两位导师学术的光大者。

第二，看他的创造。在党史研究中，朱志敏先生继承前人，但又能突破陈规，作出许多新的创造。正如张静如先生在《五四民主观念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我的学生朱志敏，是个勤奋好学，肯下苦功夫钻研的人，并且遇到问题总要究源竟委弄个明白，北京话叫‘好较真儿’。唯其如此，他才不畏艰难，对一个学术界探索多年，硕果累累的老问题进行研究，埋头写作，终于成书，并能提出新的见解”[25]。朱志敏先生的学术创造，在李大钊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众所周知，张静如先生是这一方面的学术权威，他的关注侧重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李大钊，在此基础上，朱志敏先生关注更多的是文化史上的李大钊。正因为此，他才能把李大钊的宗教观等文化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比如，他发现李大钊早年的思想中，明显地“渗入了一些佛家观念”，在日本留学期间，又从一个基督教徒——安部矶雄那里，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早稻田大学教师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26]。可惜朱志敏先生不幸去世了，否则一定会读到更多他在这方面的见解。

第三，看他的修养。在同事眼中，朱志敏先生是谦谦的君子；在学生眼中，朱志敏先生是仁厚的长者。他虽不善交际，但只要与他一接触，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他也不深于“世故”，所以从他那里总能听到许多真诚的话。也许，人世间真是一个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深于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不通世故”也不是什么好话。所幸朱志敏先生既不是“深于世故”的人，但也不是“不通世故”的人。《中庸》上讲到“慎独”，认为一个修养良好的君子，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即便在闲居独处之时，也会小心谨慎，自觉遵守各种道德规范。朱志敏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他也有烦难的事，也有自己不喜欢的人，但是我与他交往多年，竟然一次也没有听他谈起过。他的这种修养，体现在学术上便是“史德”，这就是“著书者之心术”啊。

在生活中，朱志敏先生也许并不是一个棱角分明的人，但在学术上，他却是一位个性突出的学者。他研究党史人物，但其研究对象是有所选择的，他关注的是李大钊、知识分子和平民。他研究思想观念，其研究对象也是有所选择的，他关注的是民主、宗教和文化。古人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又道是“文如其人”。所以参照他的研究对象，并提取其中核心的要素，我们便可向壁为朱志敏先生，画出一幅雍容但不华贵，朴实但不凡俗的像。这个像早已刻在我的心中，贯穿于我和他十多年交往的始末。

我第一次见朱志敏先生，是2002年来北京参加博士生复试。那天他穿着花格子衬衫，脸上满是谦和的笑。最后一次见到，是他躺在冰冷的棺椁中，脸上已褪去生气和脂肪，露出清瘦的骨相。这位谦谦君子，这位仁厚长者，真的逝去了？可是也不尽然。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所以我相信，他还没有真的死掉，因为每次出门开会，总是有人问起，大家无不表示惋惜。我能感受到这是真诚的，绝非假意的敷衍。更何况在我们的世界里，还有他的文章著作在，还有他的门人弟子在。因此，在党史研究中，我坚信朱志敏先生，虽不是独秀一枝的耀眼的花，但也绝不至于像昙花那样，很快就枯萎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