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世界的人类命运

（一）人类起源与人类文明诞生

关于人类的起源，世界各地的人们有不同的说法，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前， 各种宗教和神话传说都有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比如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圣经》里面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上帝第一天创造了白天和黑夜 ；第二天创造了空气和天；第三天创造了地、海，山川平原，花、草、树木；第四天创造了天上的星辰；第五天上帝创造了鱼、鸟等各种动物；第六天上帝创造了人。这个传说影响了直至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和犹太教世界，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更是欧洲世界最主流的不可置疑的人类起源理论。中国东汉时期的《风俗通》有女娲造人的传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縆人也。”女娲造人可以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对于人类起源的一种朴素的解释。上帝造人和女娲造人可以说代表了中西方在现代科技没有形成之前，对于人类起源的一种渴望认知的心态，中西方都不约而同地都借助于超自然的“神灵”来解释自己的起源，虽然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种人类起源完全不符合事实和逻辑，但无疑是现代进化论形成之前人类有限认知水平下，对自己起源的一种普遍的感性的解释。世界各民族、各宗教几乎都有有关人类起源的传说，而且几乎都是横空出世、无需逻辑自证而自在的超自然的神所创造出来的。在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创造了人类。在古印度神话中，巨神普鲁沙创造了人类。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对于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影响。从此，进化论主导下的人类从古猿进化而来的观点逐渐成为19世纪后期以来科学界的主流，虽然这个进化的具体过程目前科学界尚有不同观点，但对于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大家是认可的。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目前西方科学界对于古猿进化到现代人类有一元起源说，也有“多地区进化说” 。一元起源说的代表性观点是“非洲起源说”，这个观点最早是由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推测得出的，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东部，“在世界各地，每个地区生活的哺乳动物和这个地区已经灭绝的物种有着密切的关系。非洲曾经生活着业已灭绝的猿，它们和大猩猩、黑猩猩是近亲。因为大猩猩和黑猩猩是现代人类最直系的近亲，因此我们最早的祖先极有可能生活在非洲”[1]。对于该学说进行更加科学论证的，是美国科学家提出的“夏娃理论”。该“理论”依据现代分子生物学，发现了细胞中的线粒体；1963年，又发现线粒体中也有DNA。人类的线粒体DNA共有441个限制性切点，其中63%个位点是恒定的；37%个位点则是可变的。全人类的线粒体DNA基本相同，差异很少，平均歧异率为0.32%左右，而线粒体DNA又是严格的母系遗传，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最终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1987年，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澳大利亚生化学家艾伦·威尔逊和合作人员发表了关于人类线粒体多样性的研究成果，他们首次利用吝啬原理处理人类DNA多态性数据，从中推断出人类的共同祖先、人类起源的时间等。该文认为：“可以设定所有这些线粒体DNA,共同起源于一个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人”[2] 。现代东亚人与10万年前后的非洲人的遗传信息相同，所以这些科学家们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20万年前某个非洲女性，并从非洲逐渐扩散到欧洲、亚洲等地[3]。1999 年，中国学者宿兵等人对包括中国各省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东北亚、东南亚、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总共 925 个属于不同人群的个体进行了研究，其利用 19 个 Y 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位点构成的一组 Y 染色体单倍型，系统地分析了包括中国各人群在内的现代东亚人的起源和迁徙。结果显示，现代东亚人全部源自非洲的某个古代人类。2001 年，复旦大学的科学家金力、柯越海等带领的研究小组对东南亚、大洋洲、东亚、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 12127 个男性 Y 染色体上的单核苷酸多态位点进行了分析。根据研究结果，他们认为，东南亚、大洋洲、东亚、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的现代人群全部源自非洲，这些地区早期生活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均已被非洲的现代人类取代，且没有留下任何基因。[4]

一元起源说中还有主张人类起源于亚洲的， 认为古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这个论点最早是由德国著名进化论者海克尔在《自然创造史》中提出来的。

与人类起源一元说相对立的是“多地区进化说”，这个观点最早是1930年代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在研究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后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的各个种族是由各地的古代直立人独自演化而来的。1984年，中科院的吴新智博士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科学家通过对比分析世界各地区古人类化石，一起提出了“多地区进化说”，认为现代人类并非起源于同一个祖先，而是各自起源于中国、非洲等四个地区。

无论是“一元起源说”，还是“多地区进化说”现在都缺乏绝对充分的理论依据，两种理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疑点。虽然这个争议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但它的存在表明今天的人类对于自己共同性历史了解的一种期盼、一种愿望，今天的人类迫切想了解古代世界里五大洲的人类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对于我们人类现实和未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不到1万年，而人类有文字确切记载的历史也就5000年左右。对于远古时代人类的历史我们最多是根据考古发现来加以推测，我们无法知道古代人类是如何交往的，古代人类是如何形成共同体的。人类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文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成熟于公元前3000年前，但是它对于古代世界的记载极其有限。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虽然也在公元前3100年前就已经形成，但是并没有留下多少系统的严格的历史记载，所以，古代埃及的真实历史和具体情况现代人很难真正了解。殷商甲骨文至少出现在公元前17世纪，但中国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才开始，至于英国文字记载的历史从1066年才开始，美国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492年之后（虽然此前印第安人已经在美洲存在很长时间，但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才开始。所以，要确切地梳理古代人类的交往历史实在是不可能。当然，我们依据现代科学逻辑推理，可以很肯定地说，古代世界的人类也是在不断地加大交往的范围和交往的程度的，“非洲起源说”就是人类迁移交往的直接证据。而欧亚大陆内部各族群、种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很多已经有文字记载，更不用说依据考古发现就能证实的了。

（二）各大洲相对封闭时的人类命运

在公元1500年前，人类可以虽然有相对空间范围内的交往，但是就五大洲之间的人类交往来说，总体上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在这期间，交往和接触比较多的是亚欧大陆，其次是欧非大陆，再次是亚非大陆，总体上看，在这个时间段人类还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在各自发展，主要在各自的大陆内部发展。但是各个大陆内部不同地区、部族之间的交往、冲突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文明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的不断增加而愈加激烈的。

1. 古代欧洲人的社会交往

欧洲在公元1500年前后的古代世界诞生过很多民族，大的方面来看有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希腊人、拉丁人，如果细化那就不计其数了 ，仅仅日耳曼人就分为东哥特、西哥特、法兰克、勃艮第、汪达尔、盎格鲁、萨克森等族。这些民族在漫长的古代，通过战争、迁徙、贸易、婚姻、文化艺术等各种方式实现交往，使得各个民族、群体、个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走出了走出互相隔绝的状态。一部古代欧洲人互相交往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看就是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的发展史，我们只有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了解了，才能知晓古代欧洲人之间交往的基本轮廓。

古希腊文明与欧洲社会交往。该文明存在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23年这个时间段，该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2850年—前1450年克里特岛的克里特文明（也叫米诺斯文明）和公元前1420年—公元前1050年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文明。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区域是雅典和斯巴达，该文明不仅深刻影响了古代欧洲，对于今天的欧美以及全世界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共和民主制度、公民选举制度、奥林匹克体育精神、音乐戏剧、美术、重视商贸、敢于冒险等等，都为今天的世界所发扬光大。古希腊文明其实就是欧洲各个民族、地区交往不断加深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战争、冲突不断的过程。

古希腊文明可以说一直伴随着战争而成长发展，范围直跨亚非欧三大洲。仅就欧洲范围内的战争来说，就没有消停过。公元前431–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把希腊半岛、爱情海岛屿、地中海沿岸很多地区都卷入进去了，战争给这个地区的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土地荒芜，小农经济与手工业者破产，瘟疫流行，死难者无数，工商业停滞倒闭。可以说，这场战争是人类的一场灾难，无数家庭破产，生灵涂炭，但是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欧洲史上把人类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事件，是人类悲剧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展现。这不仅仅是希腊史的小小的浪花，在欧洲史上也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人获得了短暂胜利，但不久后的公元前338年，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在喀罗尼亚大败希腊联军，取得了对整个希腊的控制权。到公元前323年，古希腊文明暂时消失了。直到公元前30年，希腊半岛、地中海东部流域进入到希腊化时代。在这个时代，古希腊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音乐、美术等被广泛继承和传播，可以说古希腊文化是最早将欧洲人的命运连在一起的纽带。“希腊世界不仅包括雅典和它的爱琴海的从属，而且也包括数以百计的其他希腊城市，其中有许多在希腊半岛、黑海沿岸、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甚至还有少数远在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5]。可以说，一部古希腊历史就是欧洲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地中海流域的人类交往扩大的历史。

古罗马文明与欧洲社会交往。谈到古罗马，学界总体认为其存在于公元前8世纪—1453年，具体来说分为罗马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年—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年—前 30年）、罗马帝国（公元前30年—1453年）三个时期。而我们现在讲古罗马文明，主要是从罗马共和国时期开始讲起，从这个时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年的时间里，欧洲从部落、民族分割隔绝的状态逐渐相互融合。这是古罗马文化深入到欧洲的很多地区和人群的时期，是欧洲民族、宗教、政权交互影响、不断融合的时期，尤其是基督教形成并逐渐成为统治欧洲的超国教。罗马帝国时期幅员辽阔，被称为“世界帝国”，地域广阔，包括了亚非欧很多地方，如今天的意大利、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希腊、前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利比亚、突尼斯。[6]             

在古罗马时期对于欧洲的民族、种族交往，乃至对于全世界的人类交往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是基督教。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中期的巴勒斯坦地区，公元135年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保罗是最早在非犹太人地区传教的传教士，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埃及的亚历山大、罗马、君士坦丁堡等地较早地建立了教会组织。早期基督徒受到过罗马帝国10次大迫害，经过传教士的不断传播，基督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且基督教教义与罗马帝国的统治理念有了越来越多的契合之处，终于在392年被罗马帝国当局确定为国教。这使得基督教获得合法的身份，开始从罗马帝国不断往外扩散，在几百年时间就风靡了整个欧洲。5—6世纪，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皈依基督教；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接受了基督教；8世纪，生活在欧洲大陆上直到易北河畔的日耳曼人改信基督教；9—10世纪，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10—11世纪，基督教传入斯堪的纳维亚。[7]基督教诞生后用了一千年的时间，基本上占据了整个欧洲社会，成为欧洲两千多年来最主要的宗教，基督教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它促进了欧洲各个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融合，对于欧洲走出互相隔绝、迈向文化政治逐渐共同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

当然，古代欧洲的交流融合绝对不是简单的和风细雨的布道，其中充满了战争、冲突，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伴随着整个过程。在罗马帝国时期，基本上是战争不断，公元前264年—前146年与迦太基之间的3次布匿战争是其中的一个明显的事例，每一次战争都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双方都为之筋疲力尽。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64年—前241年。战争使得罗马失去700艘船，迦太基失去500艘船，每艘船大约有100名水手，罗马帝国失去了50,000公民，这个数字不包括没有公民权的军人。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18—前201年。这次战争迦太基的军队直接打到意大利半岛，给罗马帝国以沉重打击。第三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49年—前146年，迦太基被消灭，25万公民仅约5万人幸存，并被卖为奴隶。公元前58年—前49年，罗马执政官恺撒发动的高卢战争使得罗马的疆土急剧扩张，几乎占领了相当于今天整个法国的领土，但是他屠杀了高卢100万人，俘虏了100万人[8]。基督教的传播史也充满了血腥，最为著名的惨烈的实例就是1096年—1291年持续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这种通过战争手段来促进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人类之间产生互相联系，其过程是十分残忍的，这也可以说是古代人类交往历史的惨痛的一页。

2. 古代亚洲人的社会交往

亚洲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洲，同时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洲。它的名字也最古老，相传亚细亚的名称是由古代腓尼基人所起。腓尼基在今天的突尼斯，地处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要道，该地在公元前1100—前800年间商务活动发达，西出地中海到达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东则通过陆路到达阿拉伯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他们以爱琴海和黑海为根据地，把此地以东的地方称为“亚苏”（Acu），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以西的地方称为“意列布”（Ereb），意思是“太阳下落的地方”。[9]亚洲的历史和文化都非常悠久。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中国、印度和古巴比伦都位于亚洲大陆，埃及虽然在非洲，但从地理位置和社会历史来看，其与亚洲的关系千丝万缕。古代亚洲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曾经在世界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人发现了“0”、发明阿拉伯数字等等。亚洲绝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半球和东半球。亚洲与非洲的分界线为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以东为亚洲。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为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大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地中海和黑海。乌拉尔山脉以东及大高加索山脉、里海和黑海以南为亚洲。

按照“夏娃理论”，亚洲人起源于非洲。但是，这种生物意义的起源和我们人类文明历史记载所确定的祖先并不吻合，我们在研究亚洲历史的时候还是从文明史的人类社会开始着手，研究古代亚洲人的交往就得从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开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展开东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古代交往的历史发展过程。

西亚。从地中海东岸一直往东到高加索、南到亚丁湾、波斯湾，地跨亚非欧、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亚。它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高加索山区，有20个国家。西亚是亚洲文明、也是世界文明开化最早的地区之一，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小亚细亚地区的赫梯文明，对于亚非欧文明都产生过深远影响。西亚地区文明的发展也是这个地区人类互相交往不断加深的结果，仅仅从西亚地区来看，这里的人们在古代就有了密切的交往，形成了绵延不绝、错综复杂的关系史。

就古代两河流域来看，至少从公元前4000开始，就有不同的民族、种族在此生息、交往、繁衍，诞生过无数个政权。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400左右，苏美尔人在此生活，并建立了城邦，形成苏美尔文明。公元前2334年－前2191年阿卡德帝国统治了两河流域。公元前2191年苏美尔人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重新统一了两河流域。公元前2006年埃兰人和阿摩利人推翻乌尔第三王朝，阿摩利人在前1894年建立起巴比伦城邦，并在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建立起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王国被赫梯灭亡，赫梯帝国统治两河流域一千多年。公元前8世纪，赫梯王国被亚述帝国所灭，两河流域被亚述帝国统治。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为米底和巴比伦所灭，两河流域被新巴比伦王国统治。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居鲁士二世率军灭掉新巴比伦王国，统治两河流域。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率军击败波斯大军，建立亚历山大帝国，首都为巴比伦。公元前312年来自马其顿的塞琉古帝国占领波斯地区。公元前64年塞琉古王国被罗马帝国所灭，两河流域长期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直到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伊斯兰教形成后，两河流域长期为阿拉伯王朝所统治，直到14世纪，虽然期间曾经被突厥人和蒙古人控制和占领。

一部古代西亚历史就是人类互相冲突、交流、交融的历史，是一部人类从孤立的个体、部落、族群一步步发展到互相联系的群体社会的过程，是人类社会联系的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历史。

东亚。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 朝鲜、蒙古五国。这五个国家山水相依、隔海相望，很早就有互相往来的历史，而且在古代社会因为交往密切形成了文化上的共通性——信守儒家文化。中国、韩国、朝鲜、日本相互之间的交流、来往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深深影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历史文化，同样日韩的文化也传入到了中国。据中国史书记载，商朝纣王的故臣箕子在周朝建立后被分封到了朝鲜，[10]《后汉书·东夷传》中也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仪、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篷豆。”“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肩，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幅，则道义存焉。”[11] 虽然在有关箕子留驻朝鲜问题的一些具体史料的认识上，中朝学术界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对于箕子存在的认识是一致的。这至少说明，在三千年前，中国中原地带跟朝鲜就已经有交流的历史了。公元前194年，燕王卢绾部下卫满率千余人进入朝鲜，推翻箕子朝鲜，建立卫满政权。公元前107年，卫满朝鲜被汉武帝所灭，汉武帝在朝鲜设置了乐浪、真番、玄菟、临屯四郡。5世纪初，起源于中国东北的高句丽建都平壤。隋唐时期，中国中央政权曾经多次派兵征剿高句丽，可以说冲突不断，高句丽最终在668年被唐朝灭亡。唐灭高句丽后，在收复的土地上建置行政区划，“分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12]唐朝时期统治朝鲜半岛中南部的新罗曾经自居为唐朝诸侯，宋元时期朝鲜半岛统治者跟中国的联系从没中断，基本上对于中国中央政权称臣纳贡。1392年后统治朝鲜半岛500余年的李氏王朝一直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明清两代朝鲜都是中国的藩属国。

可以说，古代东亚地区的人们，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这种生活上的联系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上的共融，这也许是现代东亚地区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在亚洲的领先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南亚。古代南亚地区基本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共同体，从领土上来看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锡金等，这个地区的人类社会交往、互动的历史非常悠久。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在二战前本来就是英国殖民者所统治的一个政治共同体,二战后才各自独立。古代南亚可以说是一个逐渐交融的整体，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在文化上的。

南亚文明的起源目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哈拉帕文化，而这个文化的中心遗址就在今天巴基斯坦西边的旁遮普省。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消灭了哈拉帕文化，创造了今天广为人知的古印度文化——吠陀文化，并制造了至今仍影响深远的种姓制度。公元前5世纪前后，尼泊尔诞生了佛教文化，逐渐盛行于整个南亚，并以南亚为中心，传播到世界各地。公元前4世纪初，亚历山大帝国曾经侵占了印度西北部一带，公元前4世纪20年代至前185年，摩揭陀国的旃陀罗笈多建立的孔雀王朝逐渐统一印度，在印度半岛建立了空前统一的王朝。孔雀王朝灭亡后的一千多年，印度次大陆上出现了多个王朝，但基本没有统一，呈现出群雄割据的状态，这个期间曾经出现过几个比较大的王朝：贵霜帝国（2世纪-3世纪）、笈多王朝（320年-540年）、拉其普特时期（大约7世纪中叶—12世纪末）、德里苏丹国（公元1206年——1526年）莫卧儿帝国 （1526年-1857年的印度王朝）。

可以说，在1757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前的古代印度土地上，有无数个民族生活在其中，人们在相互交融中生活，出现过不同的民族政权，有古印度人，马其顿人、大月氏人、中亚塞人、安息人 、突厥人、蒙古人……。还有各种宗教在这块土地上或诞生或繁衍，婆罗门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出现在南亚次大陆中。毫无疑问，古代南亚史就是一个人类不断流动、冲突、交往、融合的发展史，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人类互相依存的民族发展历史。

东南亚。位于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的东南亚，今天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都位居中南半岛，历史上的政治边界不是很清楚，往往隶属于同一个王朝统治。1—7世纪的扶南国的统治范围就包括今天柬埔寨全部国土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9—15世纪，中南半岛出现的吴哥王朝，版图包括今天柬埔寨以及泰国、老挝、越南的部分地区。所以，生活在古代中南半岛上的人们一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交往。

总体上来说古代亚洲各国交往不断，尤其是亚洲大陆上的国家人们相互交往、相互影响不断，这其中的历史过程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文字加以描述。仅以古代中西方交往的丝绸之路沿线亚洲国家的参与情况就可以看出当时亚洲国家互相影响的具体情况。佛教在印度诞生后，用了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传到亚洲各地，在这些地区成为影响至今的宗教文化。15世纪前半叶，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到达了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地区。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用了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辐射到了整个东亚、东南亚、南亚，成为亚洲一些国家的主流文化，形成了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可以说，亚洲国家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体。

3．古代非洲人的社会交往

非洲大陆由来已久，地域广袤 ，有北非、东非、西非、中非、南非。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虽然这种起源影响世界的轨迹，虽然今天我们尚无法获得其影响世界确切的经过，但现代科学技术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答案。古代非洲各部分人类的交往是如何进行的,目前世界除了对于古埃及为代表的北非地区有所了解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对于其他非洲地区的了解基本是空白。“黑非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较短，成为近代研究的对象也较晚。……在15世纪以前，在一个广袤的地区，那里没有文字记载，阿拉伯语文资料对于马格里布来说是第二等资料，但对尼日尔盆地来说，却是最重要的。研究阿拉伯文文献的黑非洲史学家对待文献的态度不像马格里布的史学家那样，更不像一般研究伊斯兰教的史学家那样”[13]北非在7世纪以前与欧洲的联系很多，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是古希腊、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版图，7世纪后随着阿拉伯人进入北非，伊斯兰教在非洲的影响逐渐扩大，成为主要的宗教。可以说，北非在很早就跟欧洲有深度交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和欧洲联系密切，跟西亚、南亚的联系也很密切。古代非洲的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北非与非洲其它地区的交往，现在的文字记载几乎没有。

现代人类学、考古学都把非洲与人类起源联系在一起。生活在250万年—2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能人的化石，在非洲被发现；190万年前的东非直立人冒险迁往世界各地，直到亚洲；160万年前的爪哇直立人就是起源于非洲迁移过来的直立人。有专家认为，在上百万年前的远古时代，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和缩小，使得各种生物只有在潮湿的时期能够在此生存，进入干燥时期就要被迫逃离这个沙漠。因此，在最近一次的冰河期，处于干涸过程中的撒哈拉沙漠可能迫使第一批探险者离开了非洲。……直立人通过某条路线扩散到了非洲以外。不管是哪种情况，到100万年的时候直立人肯定成功地进入了亚洲的广大地区。……直立人还要很久以后才扩张到欧洲，欧洲有直立人的最早年代大约在80万年前。[14]

虽然古代非洲人的活动缺乏文字记载，但是通过考古，还是能够发现他们的一些活动轨迹 。比如 ，居住在今天赤道非洲和南部非洲的班图人（占今天非洲人口三分之一），在公元1世纪以前居住在喀麦隆高原，1世纪后在北方民族的压力下，分为三路向赤道以南、以东迁徙。[15]

古代埃及不仅文明程度高，而且与比邻的亚欧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很广泛，更不用说与其本身所在的北非内部其他区域的交流了。阿拉伯人在9世纪前后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总体上看，非洲在近代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除了北非外，大多数地区跟其他大陆的联系有限。远古时代的欧洲人除了埃及、努比亚、埃塞俄比亚以及北非地区外，不知道非洲是个大陆。直到1498年，葡萄牙航海者穿越非洲西南的好望角，环绕非洲大陆之后，“非洲”一词才出现在地图上，用于指称整个非洲大陆。[16]当然，近代欧洲对于非洲的关注更早一点可以从1415年葡萄牙占领休达算起，从这个时候起，欧洲的基督教政治势力开始对阿拉伯伊斯兰教对于北非的影响发起了挑战 ，也从某个程度上标志着近代欧洲列强开始对非洲进行殖民统治。

古代非洲内部和外部的社会交往、联系相比较同时期的亚洲和欧洲，其总体的深度和广度要小得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是绝对封闭和静止的，否则它也不会进化发展到人类文明。

4．古代美洲人的社会交往

在近代世界历史中，美洲是一块新大陆。这个新大陆之所以新，主要是相对于当时世界的认知范围而言，15世纪以前的西方不知道有这个大陆的存在。500后的美洲早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一块大陆，不仅生活着超过世界13%的人口，而且北美已经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地区。

无论从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是考古发现来看，美洲的人类史相比亚非欧要年轻得多。在美洲没有发现过猿人或直立人等原始人类的化石，更没有发现类人猿以及其它古灵长目动物的化石，所有的出土的古人类遗骸已是完全的智人，经碳14测定后确定，他们生活在5—2.5万年前。这一情况说明，古代美洲的最早居民不是土生土长的，因为从欧亚非三个大陆人类的进化发展史来看，古人类的起始年代要早许多。再从比较人类学来看，大部分美洲古代先民的的体态、毛发、眼睛、颧骨、皮肤和东北亚的蒙古人种相同；而小部分南美人则与玻利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南太平洋岛屿上的人种最为接近。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认为，美洲最早居民绝大部分来自亚洲东北部的蒙古，一小部分则来自南太平洋上的岛屿。蒙古人大约4万年前后，经由勘察加半岛和阿留申群岛，通过结冰的白令海峡进入北美阿拉斯加，然后呈扇形状态慢慢南下，向美洲大陆和周围岛屿迁移。到1.2万年前，这些原始美洲人已经遍布美洲大陆和四周岛屿。他们在美洲大约有1500 - 2500人，部落很多，语言大约有2000多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有的达到了高度的古代文明水平，有的还很原始落后。15世纪末，哥伦布到达美洲后，以为这是印度，才把他们叫做“印第安人”。当时的印第安人部落在美洲呈现如下主要情况：在北极和格陵兰岛，有爱斯基摩人；在阿拉斯加内陆，有阿留申人和阿塔巴斯干人；在今天加拿大境内，有阿尔贡根人；美国境内有易洛魁人、大平原印第安人、克里特人、部埃普洛人、西部海岸人；在今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有托尔特克人、阿兹特克人、查波特克人和玛雅人；在加勒比海，有加勒比人；在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地，有奇布查人；在今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等安第斯高原地带，有印加人；在今亚马逊河流域，有阿拉瓦克人、土皮人；在今巴拉圭、阿根廷西部和巴西西南部，有瓜拉尼人；在今智利，有阿老家诺人；在今阿根廷东部，有恰鲁亚人。这些部落民族总体处于氏族社会阶段。[17]  这个说明美洲印第安人在古代社会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往的，否则不可能从亚洲一直迁移、散布到整个美洲大陆。

古代美洲的社会交往和合作集中体现在其所形成的印第安文明上，这个文明由一系列文化所组成。奥尔梅克文化，诞生于美洲大陆中部墨西哥高原、尤卡坦半岛一带，兴盛于公元前 8世纪—前5世纪，它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创造了宏伟巨型石雕像、祭坛、石碑，精美的玉石小雕像和粘土金字塔。玛雅文明，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公元300年左右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一些地区。玛雅文明的农业发达，培育了玉米、番茄、甘薯、马铃薯、菜豆、可可、烟草、棉花、龙舌兰、凤梨等作物，还饲养火鸡、狗、蜜蜂等动物，人们发明了象形文字，形成了手工业和商业，其建筑业也非常发达，建起了100多个城市，建立了成千上万的金字塔，发明了太阳历和太阴历（一年354天零8小时）。托尔特克文化，公元前4—公元3世纪形成于墨西哥峡谷和普埃布拉峡谷之间，由托尔特克人创造，以特奥蒂瓦坎为中心城市，鼎盛时期面积达到22平方公里，人口20万，是当时中美洲最大的城市，350—650年最为兴盛，农工商业都很发达，直到1060年后被灭亡。阿兹特克文化。1069年阿兹特克人首领墨西率领部落人员南迁到特斯科科湖畔的查普尔佩克地区定居，1325年墨西卡人首领特诺奇开始兴建特诺奇蒂特兰城，后来变成了墨西哥城，这个文明农业发达，种植多种农作物，他们的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印加文化。其主要形成于15—16世纪早期，位于南美洲安第斯高原，分布于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北部及阿根廷的一部分，中心在秘鲁南部的库斯科地区，南北长约3000公里，东西由太平洋沿岸深入到亚马逊森林，人口600万，面积80多万平方公里，它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农业 、建筑工程、交通运输发达，采矿、冶金、纺织和手工艺发达。但是，它没有文字，主要靠结绳记事。1532年西班牙入侵印加帝国，不久该帝国灭亡。但是其文化影响深远。[18]

文化是社会共同体的象征，是社会得以交往、以及如何交往的精神基础。文化是社会交往的指南针和润滑剂，社会交往又是社会文化不断升华的实践基础，古代印加文化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个时代的人类已经习惯于劳动分工协作，习惯于从个体与集体关系角度来处理部落内的一些事务，这就说明古代印第安人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分工上已经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没有这种交往就不会形成分工，没有分工就不会有生产力的提升，就不会往更高的文明发展。印加文化表明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持续发展的，它的发展脉络跟古代亚非欧在某个时期是相同的。

通过上面四大洲古代社会社会发展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在古代世界人类由于科学水平有限、地理知识缺乏、交通手段制约，总体被几个大陆之间的分界线所阻隔，但是这种阻隔很多时候和地方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直接和间接的交流的。这种交流、接触哪怕是以血腥残暴的方式进行，也都在催使这个社会要集合多数人的智慧和力量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古代的人类之所以能够一点点走出蒙昧、一步步走向文明进步，靠的就是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社会交往，不断克服个体和小群体的局限性，而使得自己在这种不断加大加深的交往中得到持续不断进步。

二、近代文明融合加速发展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

从15世纪末哥伦布开启了世界航行，发现了新大陆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在追逐财富欲望的驱使下，开始了疯狂的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征服活动。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欧洲人探索新空间、攫取财富的活动中，人类结束了几大洲在古代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尤其是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第一次进入到了欧洲人的认识视野，使得人类的活动空间得到迅速拓展。无数欧洲的海盗、冒险家、贵族甚至国王在无限憧憬着新世界的财富的欲望的刺激下，络绎不绝地组织各色人等飘洋过海去这些新大陆。新大陆给欧洲资本主义送来了源源不断的黄金、白银、农作物，甚至提供了最为廉价的人力资源——黑奴。可以说，从16世纪开始，人类开始了现代意义全球化的过程，人类命运呈现出加速融合的趋势。

（一）世界地理大发现

1492年8月3日，一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海家受西班牙国王的资助，率领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从西班牙巴罗斯港出发，沿着大西洋往西远航，寻找他心目中的印度群岛。

哥伦布于生于意大利热那亚犹太人后裔的工人家庭[1]，信奉基督教。他“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在写作、语法和几何方面，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都获得了良好的指导，而且精通拉丁语，擅长绘画和设计。在帕维亚大学，他还学习了几何学、地理学、天文学和航海学，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勤奋好学，思维缜密，不喜交谈，笃信基督教……性格简单，谦虚敏感又宽容大度。他是一位天生的绅士，行为举止谦恭有礼。没有流露一丝虚荣。他智商超群，走在当时哲学领域的前列”。[2]他从少年时代就接触航海，成年后长期在船队服务，是一名技术娴熟的航海家。他相信地球是圆的，热爱航海冒险，相信从大西洋可以找到通往东亚的航海路线。哥伦布曾经游说过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的君主，但都被拒绝了，最后得到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支持。

1492年10月12日凌晨，哥伦布率领的船队发现了属于中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随后到达今天的古巴、海地等地。此后在1493年、1498年、1502年他又三次西航，抵牙买加、波多黎哥诸岛及中美、南美洲大陆沿岸地带。哥伦布在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片新大陆，还以为是东印度群岛，但是他客观上真正发现了欧洲人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新大陆——美洲！美洲的名称是以另一个探索者阿美利哥·维斯普西命名的。他在1499年—1502年间曾经两次从西欧向新大陆航行，他写了最重要的两封信：《新大陆》和《第四次航行》，首次认为新发现的大陆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陆。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塞弥勒读到这两篇文章后在1507年出版的《世界地理概论》中，以阿美利哥名字的拉丁文写法将这块大陆标为“阿美利加”。马丁·瓦尔德塞弥勒不久后在一张全球地图上首次使用了这个名称，此后这一用法约定俗成，美洲大陆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

哥伦布之后 ，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1497年7月8日受葡萄牙国王派遣，率船在里斯本出发，寻找通往印度的海上航路。船经过加那利群岛，绕过好望角，驶进了西印度洋的非洲海岸，经过莫桑比克等地、非洲中部赞比西河河口、肯尼亚的蒙巴萨、马林迪等地。在马林迪，达·伽马的船队在当地阿拉伯航海家的帮助下，利用印度洋海上只有每年上半年才特有的西南季风，往印度海岸行驶，并于1498年的5月20日抵达了印度西南海岸的港口城市卡利卡特。葡萄牙人终于找到了一条从欧洲绕道非洲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到达他们心中久久向往的东方富庶天堂——印度大陆的捷径。  

达·伽马在1502—1503年和1524年两次率领更为强大的船队到达印度，还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并且病死在这个总督岗位上。达·伽马开启的这条自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的航线，极大地便利了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在亚洲从事殖民活动，此后的几百年时间内印度洋沿岸各国以及西太平洋各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古老的非洲东部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逐渐被纳入到欧洲的思想文化体系甚至政治管理体系之中，也可以说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虽然其手段是残忍、卑鄙的。

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1519年，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麦哲伦组织了一支五艘船组成的船队开始了横跨大西洋、太平洋的航行，这次航行用时1082天，历经种种磨难、多数人死亡，队员由出发时的265人到最后返回西班牙的18人。但是这次航行的历史意义非常巨大，它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意识的主动全球化航行，经历了欧亚非美四大洲，证明了地球的水域相通且面积远远大于陆地，这标志着全球化交通完全成为可能。此后的欧洲人源源不断地往来于亚非美等地，逐渐把全球各地的的物种和人种送到了各个角落，世界一体化的时代真正开始了。

“1400年时的世界，实际上分别是数十个各自封闭的社会和文明，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接触和交流。这些文明中的一部分，如居住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人群，他们与其他大陆毫无往来；另一部分文明，如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位居亚洲的伟大文明国家主要通过贸易建立起广泛的对外联系，外来影响仍不足以改变它们自成一体的文化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的这些基础，” [3] 地理大发现直接促进了世界航运新道路的开辟，为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增加了威力无比的助产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藏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把全球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人类进入到了空前联系频繁、紧密的历史阶段。

（二）殖民主义的扩张

地理大发现使得世界迈入到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全球化的，是为了寻找财富而进行新大陆、新世界探索的西方国家，对新发现的地理空间的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这一过程持续了四百多年，遗留的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殖民主义是以一种另类的方式体现出人类全球化时代的关系，是一种强势力量对于弱势力量的征服，是人类交往过程中的一种非正义、非正常的状态。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首创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就不断派遣军士和一般人员去征服美洲、开发美洲、攫取美洲，对土著民族实行血腥的奴役、镇压政策，最终在中美洲南美洲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帝国。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在几个土著部落的支持下，战胜了强大的阿兹特克人，占领了首都铁诺第兰这座有宫殿、庙宇、花园以及约10万人口的城市。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战胜了印加帝国，夺取了首都库斯科及大量珍宝。佩特罗·弗拉迪维亚占领智利，佩特罗·门多萨于1536年勘察了拉普拉塔河地区，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这些征服者把当地人的图腾当作恶魔进行摧毁，霸占他们的财富。西班牙人在殖民地实行领地制度。国王为了吸引殖民者，向他们转让土地，允许他们迫使印地安人劳动，但必须用基督教信仰教育印第安人。此外还建立了一种简化制度，即印第安人必须居住在保留地，以提供劳动力。后来黑人奴隶取代了印第安人。西班牙不仅将巨大的财富引入欧洲，而且在拉丁美洲创立了一种以西班牙语为主的独特文化。[4]土著人由西班牙人最初到达时的几千万人锐减到17世纪的400万人。

葡萄牙在达·伽马发现印度洋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在此之前的1490年，葡萄牙航海家已经到达东非的埃塞俄比亚海岸。16世纪70年代，弗朗西斯科-巴雷托和瓦斯科-奥雷姆远征津巴布韦。此外，葡萄牙人的势力也伸展至阿拉伯海一带，他们在1506年侵吞了阿拉伯海的索科特拉岛，同年更到达印度洋上的锡兰，随后在锡兰建立了科伦坡城，1521年葡萄牙人又控制了巴林，自此成为印度洋上的霸主。

在东南亚，1511年葡萄牙夺取了马六甲王朝的首都马六甲城，从此长期将此地据为殖民地。

在东亚，1553年葡萄牙人开始居住于澳门，1557年正式获得澳门租借权。在美洲，葡萄牙人1500年登陆巴西的塞古罗港，并以之作为巴西红木的贸易站。在非洲，1578年6月，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率军2.5万人开始了对摩洛哥的战争，摩洛哥投降。

葡萄牙从15世纪开始，先后在亚非美洲通过枪炮征服了很多部落和国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比如在非洲，它占领了安哥拉、阿尔金、阿克拉、卡奔达、佛得角、休达、艾美拉、毕尔科岛、黄金海岸、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梅斯卡尼群岛、马林迭、蒙巴萨、摩洛哥、莫桑比克、基尔瓦·基西瓦尼、圣约翰堡、圣多美普林西比、丹吉尔、桑给巴尔、济金绍尔。在美洲，他殖民了亚速尔群岛、巴西、乌拉圭、（法属）圭亚那、马德拉、萨克拉门托。在亚洲，他殖民了班达群岛、巴林、缅甸、锡兰、弗洛瑞斯岛、阿巴斯港、拉克沙群岛、澳门、霍尔木兹、加锡、马六甲、马尔代夫、摩鹿加群岛、马斯喀特、长崎市、葡属印度、索科特拉岛、东帝汶。

紧跟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殖民国家脚步的是英国。在三百多年的时间，英国通过殖民方式在全世界建立了横跨东西、竖跨南北的日不落大英帝国。1914年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面积达到335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93亿。[5]

在美洲的殖民。英国的瓦尔特·雷利在1587年就在美洲建立了移民点，取名为弗吉尼亚，以纪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1620年一批英国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帆船来到美国，此后在英国受到迫害的新教徒们源源不断地来到美洲，到1733年，英国在北美东岸共建立13个殖民地。

在亚洲的殖民。1600年东印度公司创立，这是英国在东方的殖民机构。1757年普拉西一役，奠定了英国在印度斯坦的统治地位。通过在印度的不断扩张，到1876年，英国将印度更名为印度帝国。1840、1856年通过两次鸦片战争逐渐将中国一些地方强行占为殖民地。1878—1879年将阿富汗攫取为自己的殖民地，1886年将缅甸占领为殖民地。1874年从荷兰手中夺得苏门答腊和马六甲，逐渐将东南亚国家攫为自己的殖民地。

在大洋洲的殖民。1668—1711年，英国人到达澳大利亚东岸和新西兰，开始不断向该地移民，使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来它又占斐济、巴布亚、所罗门、汤加、吉尔伯特、库克、埃利斯和菲尼克斯群岛等地。

在非洲的殖民。1808、1843、1861和1874年，英国先后将塞拉里昂、纳塔尔、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抢占为自己的殖民地。埃及、津巴布韦、赞比亚，以及东非的索科特拉岛、索马里、乌干达、肯尼亚、桑给巴尔岛等都先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荷兰、法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在国外都拥有大小不等的殖民地。可以说，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殖民主义带着侵略扩张的血腥、财富攫夺的丑恶，被西方殖民者无情地带到了世界各地。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贪婪、阴谋、欺骗、血腥等种种罪恶，但也不可否认，它对人类走出农牧业社会时代的相对封闭的状态，转而促进世界的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等，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人类这个互相接触、互相维护、互相支持的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三）世界市场的发展

西方殖民者之所以冒着巨大风险进行地理大发现的探索，直接的动因就是出于对金钱财富的向往。所以，一旦这个通向新世界的航线被开辟之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采取各种方式去攫取财富，在武力掠夺、殖民侵略之外，他们运用了商贸手段来获取财富。西方殖民者的商贸活动在几百年的时间内逐渐触及到了全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极大地克服了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区域局限性，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革新、迅捷，世界产业链分工的不断扩大、完善，商业内容的不断增加，世界范围内人口流动的不断加速，世界市场范围越来越大，世界市场的规则也越来越多。这种本来是出于掠夺财富性质的活动却由于其满足了人类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内在需求，所以世界上所有被卷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被广泛卷入，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的交往，不断加深着世界范围内人们的互相依存的社会关系。

16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初步阶段。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在那些文明没有充分发展的地区采取移民、建立庄园、禁闭甚至掠杀土著人、设立管理机构等手段和方式进行殖民统治，掠夺当地的矿产、金银、农作物，甚至贩卖奴隶，但这个罪恶的过程却在客观上拉近了世界的联系，世界市场开始初步酝酿。

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是世界市场基本形成的阶段。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蒸汽动力的普及，铁路、蒸汽轮船的出现使得交通更加便捷，人类的活动被空间大大拓展；机器生产使得工业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欧洲国家把这些工业品大量销售到亚洲、美洲还有非洲，同时从这些落后的的国家和地区获取大量廉价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19世纪后期，随着俄国、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帝国主义各国兴起了世界范围内抢占势力范围、瓜分殖民地的狂潮，并且把世界范围的市场贸易活动推向了新的阶段。在这种强大的商业活动过程中，世界市场形成了。

世界市场的形成是渐进的过程，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贸易市场渐次推进的过程。形成较早的是地中海市场，这个市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12世纪前后就有西欧人、希腊人、东方基督徒和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各地教派的穆斯林商人在此交易。在西西里的货栈里，既有来自远东的奢侈品，如珍珠和宝石、印度铁器、稀有染料、香料、中国丝绸、胡椒和香料，也有埃及的棉织品、波斯和土耳其的地毯，从非洲来的象牙、鸵鸟羽毛、狮子皮和豹皮。[2]

紧接着，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市场也形成了。这个市场把北欧和中南欧的市场连成一片。在16世纪初，波罗的海地区也成为西欧工业产品最重要的市场。荷兰和英格兰的纺织品能够向这个地区出口，是两国工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16—17世纪，荷兰进口波罗的海的谷物并与波罗的海展开其他贸易，是荷兰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它使得尼德兰能从谷物生产，转向发展专门的奶制品业、酿造业、蔬菜种植业和种植亚麻、烟草等工业作物，促进了乡村纺织业和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

波罗的海地区为西欧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原材料，16—17世纪，波罗的海地区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增强了。在尼德兰和英格兰工商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波罗的海地区作为它的后方，通过海上贸易源源不断地用粮食和原材料供给这些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经济区。欧洲南北两个地区市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欧洲大市场。[3]

亚洲市场与欧洲市场的形成。1517年，西班牙人占领了马尼拉，把该城作为他们在亚洲的殖民总部所在地。西班牙人在占领马尼拉几年后便与福建地方政府有了交往。马尼拉很快成为中国货物的集散地，大批中国移民来到马尼拉。中国的大帆船运载中国产品从福州、厦门和泉州来到马尼拉，从这里改装其他船只运出。当时西班牙帝国规定了所有西班牙与菲律宾之间的运输都要经过墨西哥。这样，墨西哥就成为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中介。17世纪后期英国在印度展开殖民和商业活动后，从东印度各地购买的商品主要是棉布、丝织品、棉纱、生丝。印度布匹出口增长了5～6倍。17世纪70年代，荷兰商人仅在马尔达地区,每年就收购5万卢比的布匹。英国公司在比贾普尔收购由大约5万名手工业者所织造的优质棉布。这使得印度本地的商业活动从独立转变为由欧洲人来组织。18世纪30—50年代，印度出口量增加，使纺织手工业生产大大发展。大片地区的整个乡村和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居民，以织布为主要职业。英国东印度公司则通过印度包买商收购纺织品。到了18世纪60—80年代，印度商人被排斥在收购手工业商品的活动范围外。东印度公司规定，印度织布工人在未完成公司订货之前，不得为其他人和其他市场工作。印度成为英国所需廉价棉纺织品和原料的生产、供应基地。印度经济已深深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但是，印度在卷入世界市场后，正值英国的工业革命完成和棉纺织业的兴起，英国政府为了给本国资产阶级的商品打开销路，迫使印度海关采取低关税政策，以此来鼓励英国商品出口。

从1832—1857年，印度进口英国商品额增长了15倍，在1850年代棉纺织品占英国对印度输出品的三分之二。印度手工业者受到英国工业资本的沉重打击。印度变成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大西洋市场的形成。地理大发现以后，大西洋市场在1500—1800年间逐渐形成。大西洋市场把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阔的正在开发中的美洲联系起来，形成了横跨东西两半球的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在16世纪20年代，西班牙每年有100艘船装载货物穿越大西洋。到16世纪末，每年有150至200艘船参与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1520年以后，船只数翻了一翻，货物运输量也翻了一翻，其货物总量提高至4倍。

从17世纪中期起，美洲的可可开始大量出口。在18世纪60—70年代，可可出口达到高峰。从西班牙所属西印度群岛出口的烟草在1680年代和1690年代迅速增长，1676到1680年平均每年出口到西班牙为367阿罗巴，1681—1685年平均每年出口1289阿罗巴，1686—1690年平均每年为3314. 5阿罗巴，1691—1695年平均每年出口2843阿罗巴。从1650年代后期起，西班牙输入美洲的铁制品包括犁、桦和锄头的数量迅速增加，输往美洲的纸和蜡也越来越多。

英国与美洲的贸易开始于16世纪中叶，在整个17世纪，美洲殖民地出口的80%是输往英格兰。从1700—178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中转贸易在英国经济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到1772—1774年，美国殖民地提供了英国进口商品的40%，其中几乎全是农产品。而北美殖民地接受了英国国内出口的40%，其中几乎全是制造业产品。

1780年以后，英国跨大西洋贸易出口商品主要是近代制造业产品，其中首先是棉纺织品；而进口商品则有糖和其他食品，其中进口原材料特别是棉花所占的比例大大增长。

三、共产主义运动的勃兴

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走向，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劳苦大众在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获得了启蒙，由自在的阶级状态转向自觉的阶级状态，也使得人类的社会制度文明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挫折，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场影响全世界的运动，把全世界的劳苦大众的命运拧在一起，使得人类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更理想的方式往前前进了一大步。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五大洲先后建立了70多个共产主义政党。党员总人数约达400多万”[1]，到19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最繁荣时，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2]

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从以下几个阶段来加以审视：

其一，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1847年6月2—9日共产主义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共产主义同盟的奋斗目标：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无阶级、无私有制的新社会，尤其是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始。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不久，欧洲就爆发了1848年革命，很多同盟成员参加到这场革命当中。1852年11月17日共产主义同盟宣告解散。

其二，第一国际时期。1864年 9月28日，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等国家的工人代表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决定建立国际工人协会，这就是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颁布了宣言和临时章程。1876年在美国费城的大会上正式解散。第一国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国家工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这些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推动了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动的开展，使得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平和组织程度在无产阶级思想的统领下得到了很大提高，推进了各国无产阶级独立政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

其三，第二国际时期。1889年7月14日，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成立了第二国际，后人一般也称之为“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组织比较松散，没有常设领导机构、没有形成共同规章，没有机关报。但是，第二国际对于加强国际工人团结、进一步唤醒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维护工人权利，争取阶级平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14年一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各国社会党纷纷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使得第二国际停止了活动，实际上解体了。

其四，第三国际时期。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1943年解散。第三国际是以十月革命作为政治运动的模式，即武装推翻现反动政权，以列宁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以严格集中的党组织来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国际在世界范围内领导过65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下而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共产国际使得共产主义革命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得到了大发展 。

其五，冷战时期。二战后的世界进入到苏美争霸的冷战时期，在这个时期，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从1个发展到16个，东欧多数国家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美洲的古巴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很多亚非拉美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共产党组织的长期共产主义革命活动，虽然他们的革命实践没有最终成功，但对于世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把人类命运空前地系为一体的重大社会事件。在这场运动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基于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超越了空间的距离，实现了互相学习、合作互助、共同奋斗，使得人类在文明道路的探索上增添的格外耀眼的光芒。

四、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格局下的人类命运

1914—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首次以战争的方式把全世界纳入到统一的发展轨道上，使得人类的命运在世界范围内以联盟和敌对的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战参战方包括亚非欧美澳五大洲，共计30多个国家，战争范围之广、参战人数之多、战争冲突之深可以说史无前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全球五大洲61个国家被卷入战争，20多亿人的命运因为战争连在了一起。

这场战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企图以绝对的强力，而自己能够全身而退地将灾难加诸对手，都是不可能的。

（一）一战与人类命运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当时世界上的主要主权国家几乎都卷进去了，欧洲的主要国家几乎都参与了此战。同盟国方面有：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协约国方面有：英国、法国、沙俄、意大利、美国、日本、中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英联邦国家，这些国家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这一场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在全球范围内以战争的形式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互系，是一场人类大范围的互相厮杀，虽然其主战场在欧洲。这是一场改变了人类命运的战争。它曾一度让世界变得暗无天日 ，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永恒的伤疤。

这场战争屠杀了无数的生命。一战大约有６５００万人参战，协约国有４２００万人服役，四个同盟国有约２２００万人服役。协约国约有４８０万人阵亡，１２００万人受伤，同盟国一方阵亡和受伤的人数分别是３１０万和８４０万，世界各国平民大约伤亡６６０万[1]。一战中仅仅几个重要战役，伤亡人数就在几百万以上。1914年9月的马恩河会战中，交战双方先后投入150万的兵力，伤亡人数超过50万。其中，法军损失25万人(其中阵亡81400人)，英军损失26万人；德军损失20万人。1916年2月—12月的凡尔登战役，双方伤亡人数在100万，法军损失69个师，德军损失50个师，各师在战斗过程中损失兵员70%以上，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物资。仅从2月25日—6月15日，法军就消耗了31450万发炮弹，其中重炮和超重炮弹就达到200万发。1916年6—11月的索姆河战役中，双方伤亡约134万人，其中英军45万余人，法军34万余人，德军53.8万人。[2]

一战给人类尤其是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75万英国士兵阵亡，200多万人成为终身残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如果以1900年的实际工资指数为100的话，那么1914年则为90.7，到1917年只有62。[3] 一战后的法国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严重、劳动力奇缺，经济严重萧条。1919年6月1英镑仅相当于26法郎，而到了1920年代初， 60多法郎才能换一英镑。战后的德国面临割地、赔款等惩罚，交出所有飞机和作战舰艇，只保留10万国防军，交出10万个火车头等，割让 1/10的领土。1921年4月，协约国“赔偿委员会”于英国伦敦举行会议，会议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折合330亿美元) 。

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增加了世界性战争给与人类命运带来的毁灭性危险的可能性，使得全世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世界争端存在巨大的副作用。所以，一战结束后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等的推动下成立了国际联盟，企图以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尽量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再次爆发。虽然国际联盟在后来的国际冲突中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但是它在一战后的迅速成立已然表明，人类在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认识到了每个人的命运都已经息息相关，人类社会每一个部分的存在都是其它部分社会存在的条件，如果抱持以绝对优势的力量来征服对方、维护自己利益，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国际联盟的成立就是人类命运利害攸关意识的产物，此后建立国际组织解决国际争端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给大国决定世界秩序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胜利者处理失败者的思路与做法也表明一些国家开始以人类命运问题为视角，考量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具体措施的实施。凡尔赛会议上法国一开始对德国提出了2000多亿美元的赔款要求，但是其它几个战胜国并没有积极响应，而是有所保留。在德国强烈不满的情况下，最终赔偿数额在会议中没有达成共识。后来的协约国对于赔偿数额的要求不断减少，英美还对法国强行用武力开进德国以逼取战争赔款的行为表示了谴责和经济惩罚。这样的做法似乎违背了同一立场的同盟国的利益，但是却实实在在地表明了英美对于德国的惩罚应保持有限性的态度，这自然是出于保持欧洲国家实力均衡的目的考虑，而骨子里则是一种不自觉的国际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反应。

（二）二战与人类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包括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除了南极洲之外，地球上有人口居住的地方都被卷入了。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经济损失达5万多亿美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战争[4]。

二战中亚洲国家大部分被卷入到战争当中。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全部卷入其中。东南亚的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印度更是深度被卷入其中。西亚的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深深卷入到这场战争当中。

欧洲卷入的国家最多，几乎都卷入其中。法西斯阵营的有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独立国。反法西斯阵营的有：苏联、英国、法国、挪威、丹麦、芬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

澳洲卷入战争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卷入战争的有南非联邦，美洲卷入战争的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海地、巴拉圭、乌拉圭、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玻利维亚。

可以说二战把人类空前地卷到了一起，使得人类史上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受到了战争的摧残，尤其是这场战争第一次使用了毁灭性的武器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也是空前巨大的，无论是在人员伤亡的数量上还是财产损失的数量上，对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破坏上都是空前的，中国军民牺牲3500万人，位于全世界之最。

 据1990年5月7日，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卢舍夫大将公开的数字显示，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损失的军民总数为2700-2800万人。其中，在战斗中被打死、重伤致死和被俘未回的军人共866. 6万人，还有1800万人受伤或患病死亡。

法国死亡58万人，英国死亡36万人，美国死亡30万人，波兰死亡人数多达600万。德国死亡600万人，日本死亡263万，其中195万为军人。战争给双方的平民带来的伤害至今都无法准确估算。英国首都伦敦和位于英格兰中部的工业重镇考文垂市，在德军的空袭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考文垂市的毁坏面积达80%，法国、荷兰、比利时约有10%的面积被夷为荒地。日本有25%的房屋被炸得面目全非。仅在1945年3月10日一天内，就有8. 4万东京人死于轰炸。德国德累斯顿战役中，有2. 5万～3. 5万人死亡，该市市区的75%被毁，72%的科隆市市区被化为瓦砾，柏林在二战后几乎成了一堆废墟。 

二战虽然同盟国战争了法西斯主义的轴心国，正义的力量战胜了邪恶的势力，公平、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是战争给人类命运带来的整体的摧残程度比起一战来更加严重，促使全世界的人们更深刻地思考如何避免这种严重破坏人类生产、生活秩序的情形再次出现，促使人们思考如何防止那些极端的思想和势力再次出现，来控制人类命运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世界政治家们，主要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开始谋划成立一个比国际联盟更实体、更有权威、组织系统更完善、执行能力更强大的国际组织来维护国际和平，以期保证人类不再遭受邪恶势力发动大规模战争、改变世界秩序这样的厄运。可以说，联合国成立就是基于对一战和二战这样以世界战争的形式来改变、影响人类命运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而产生的，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面对人类命运的毁灭性危机时的一种理性反应。虽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二战后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实施，但是这种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已经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了，那就是不能以侵犯和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正常合法的权利为前提，同时，以确保和维护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为前提。可以说，这个做法和意识，是对于弱肉强食时代的人类命运意识的一种升华和超越，虽然它还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尤其是它并没有完全做到按照公平、正义的理念去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但相比全球化时代开启后的几百年间，以殖民扩张为核心的国际间武力杀伐征服，其对人类命运发展的积极意义明显增加了不少。其所存在的局限性也恰恰是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要超越的对象。

（三） 冷战格局下的世界紧张局势

1945年5月二战在欧洲结束，战前就存在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自此开始凸显。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和占领柏林，英美盟军从诺曼底登陆,5月8日德国投降，欧洲战事正式结束。广义上可以说，冷战格局就此拉开。但现在一般说起冷战，都是以丘吉尔关于冷战的演说为起点的。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演说中提出：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他的这个演说可以说提出了冷战的概念。1947年3月12日，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抉择；宣布“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由民族”，即美国要承担“自由世界”守护神的使命，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杜鲁门所提出的这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标志着冷战的开始。冷战时期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1949年8月24日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1955年6月，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8国在华沙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之间的对抗。这种格局以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为结束的标志。

冷战时期世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美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发生的主要事件有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等等，这个时候表面上世界是分裂对立的两大部分，但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改造对方为目的的思维来建构整体世界，其实这是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标准的另外一种关注人类命运的表现方式。

在这个时候，整个世界的交往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来划分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来往，他们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上差异巨大、很多方面严重对立，经济方面的相互隔绝也很严重。这个时候整个人类的命运处于二战后空前的危机状态，世界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主要被限制于两个孤立的单元当中。这样的方式并不表明人类命运回到了前现代或者史前状态，它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展现人类命运相关的方式而已。冷战时期的这种两大世界对抗似的隔绝与远古时代人类因为生产力的低下而形成的个体和部落、区域的隔绝是有原则区别的，那种低生产力水平的隔绝并不是起源于价值冲突、利益冲突，而是一种基于对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无知而产生的隔绝，因而无法形成一种自觉的命运互系的意识。同时，这种冷战造成的两大阵营隔绝状态中的人类关系与正常条件下的人类交往状态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后一状态下的人类关系遵循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人类在自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而前者则是一种过于理性的自我遏制状态下的人类行为。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对抗恰恰是人类命运互系、共生的体现，只不过以一种排斥、对抗的方式表现出来。

冷战时期对立的双方都拥有了核武器，这种对抗给人类整体性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也正是因为出于对人类共同生存利益的考虑，所以冷战时期双方虽然都坚决对对方阵营的存在持有彻底的否定态度，但是却没有爆发全面的战争。即使在局部的战争中双方都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克制，基本上以达到局部的利益为目标。

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人类在不断扩大的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因为利益、价值观的冲突而爆发的日益剧烈的冲突、对抗，使得人类的命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虽然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严重的冲突、流血，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但是内在的逻辑是人类共同地渴望世界的统一，只不过都企图以自己利益和价值观作为影响世界的着眼点。可以说，20世纪世界性的两场热战和一场冷战加深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有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参考文献：

[1] [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前史》，杜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2] [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前史》，杜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0—51页。

[3] 龚缨晏：《现代人类起源的“夏娃”理论》，《生物学通报》1994年第29卷第5期。

[4] 格日乐图：《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地的历史研究》（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5] [美]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冰心、吴文藻、费孝通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6] 任宪宝：《全球通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7年，第335页。

[7] [美]约翰·斯蒂文森：《欧洲史》，李幼萍、刘嘉琪、郭敬译，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214-215页。

[8] 任宪宝：《全球通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7年，第310页。

[9] 洪涤尘：《亚洲各国史地大纲》，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第1页。

[10]  [东汉]班固:《汉书.理志下》卷二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8页。

[11]  [南朝 宋]范晔:《后汉书.东夷传》卷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7、2822、2823页。

[12] 苗威：《试论古朝鲜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博物馆研究》2008年第2期。

[13] [上沃尔特]J.基一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52—53页。

[14] [美]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11-13页。

[15] [法]凯瑟琳·科克里-维德罗维什：《非洲简史》，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16] [法]凯瑟琳·科克里-维德罗维什：《非洲简史》，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第6-7页。

[17] [美]特伦斯·M·汉弗莱：《美洲史：图文版》，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第2-4 页。

[18] [美]特伦斯·M·汉弗莱：《美洲史：图文版》，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第27-44 页。

[19] 哥伦布的出生日期史学界有争议。据约翰·S.C.阿伯特著《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一书记述，哥伦布大约出生于1435年左右。而戴维·阿诺德所著《地理大发现》一书认为，哥伦布1451年出生于热拉亚。所以，本书无法确定哥伦布的确切出生日期。

[20] [美]约翰·S.C.阿伯特：《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周琴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第3、8页。

[21] [英]戴维·阿诺德所著《地理大发现》，闻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22] [法]J.阿尔德伯特[法]德尼兹.加亚尔 [法]贝尔纳代特.德尚等：《欧洲史》，蔡鸿滨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306页。

[23]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24] 此节关于世界市场发展的内容，参见沈汉：《论世界市场的形成》，《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25] 沈汉：《论世界市场的形成》，《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26]沈汉：《论世界市场的形成》，《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27] 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28] 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29] [英]伊思·怀斯特威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尚亚宁、颜世云、张春红译，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４９页。

[30] [苏联] И. И.罗斯图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钟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653—654页、675页。

[31] 高岱：《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世界历史》１９９２年３期。

[3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521页。

作者简介：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学术界》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