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通过为马克思再版和新版著作撰写“序言”或“导言”的方式，再现马克思学说的思想精华、理论特征和历史演进，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为马克思再版和新版著作撰写的近20篇“序言”或“导言”，实际地形成了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学说研究和理解的一种特定的理论风范和学术品格，呈现为一种“‘序言’标格”。这一“序言”标格的要旨在于：一是在对马克思主要著作的历史背景、理论内涵和核心要义的探析中，彰显马克思学说的思想精粹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意义；二是在对马克思主要著作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阐释中，凸显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特征；三是在对马克思学说作出适合于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理解中，焕发“新的历史纪元”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
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对恩格斯晚年的“序言”标格的意蕴、特征、精髓等作出探索，更能呈现恩格斯晚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
一、恩格斯坚守的“权力”与 “序言”标格的意蕴
1885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社负责人海尔曼·施留特尔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出出版马克思短篇著作的计划，恩格斯对这一计划表示赞成，同时也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在出版“马克思的短篇著作”时，不要把一些“国际文献”如马克思有关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法兰西内战》《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报告》等“算在内”，也不要把《共产党宣言》等一些主要著作“算在内”。恩格斯明确表示，他要“保留为这些著作写点引言的权力”。在恩格斯看来，没有他的“引言”，就难以理解马克思这些著作的思想真谛和历史意义，而“写点引言”就成为恩格斯无可置疑的“权力”；二是即使准备出版那些“马克思的短篇著作”，也要对文本作必要的研究。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写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的分开，因为我们彼此有计划地作了分工”，对马克思这些文本作出写作背景和理论指向的基本考证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恩格斯拥有为马克思著作撰写“引言”的“权力”的根据所在；三是出版“马克思的短篇著作”要遵循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恩格斯认为，《新莱茵报》时期的文本，同第一国际的有关文本“前后相隔15年到20年”，把这些历史背景和理论主题不同的著作和文章合在一起而又不作专门的文本说明，就“未必恰当”。1885年10月，恩格斯再次提醒施留特尔：“我确信，《新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如果不附上事件的真实经过，是不能重印的。”在恩格斯看来，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是难以理解其中的思想真谛和理论实质的。通过“序言”或“引言”的方式，才能搞清马克思主要著述的历史、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提出的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序言”标格的内在规定。
恩格斯晚年一直坚守对再版和新版马克思主要著作撰写“序言”或“导言”的“权力”，并将其视作自己神圣的事业。1891年6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出：“我曾经允许党以单行本出版马克思一些篇幅不大的著作，不加注释和序言。超过这个限度，我就不能同意了。出版全集是我今后的义务，我不能允许事先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从我手里把它夺走。”对马克思主要著作的再版和新版，恩格斯坚持要用“序言”及相应的“注释”的方式，对这些著作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作出说明和阐释，不允许别人从他手中“夺走”这种“权力”。
1895年是恩格斯生命历程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1月1日，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他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即“1851年以前那段时期的作品”的出版问题。恩格斯特别提到他的“宿愿”，即“找到1842年的全部《莱茵报》，主要是为了马克思的文章”。4月5日，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查理·费舍的信中，恩格斯赞成把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写的三篇文章汇编成册，并同意出版时“附有我的序言（可能）还有注释”。恩格斯提到的这三篇文章就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几天之后，恩格斯在4月15日给费舍的信中，再次谈到这三篇文章在马克思思想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问题。他提到：“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马克思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同意暂时以《卡尔·马克思的处女作》为题出版这一小册子，也同意在出版宣传中标明该小册子由“弗·恩格斯编辑并作序”。三天后，恩格斯在给费舍的信中又提出：“除《莱茵报》上的文章之外，我还发现了马克思同一时期写的另一篇揭露书报检查的狂暴行为的文章；可以把它同其他文章一起重印。”这里指的是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该文发表于1843年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马克思的这四篇文章，后来被公认为是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主要文献。
1895年5月9日，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中提到：“我同意您的只把《莱茵报》上的两篇长文和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轶文集》上的一篇文章）全文出版的建议。”恩格斯还提到，“为了写序言”，希望梅林能提供一些关于摩泽尔“辩论的经过和内容”的“梗概”资料。恩格斯没能完成这一小册子的“序言”以及可能有的“注释”。三个月后，1895年9月27日，恩格斯与世长辞。
恩格斯晚年在为再版马克思著作作出极大努力时，也为新版马克思著作花费极大精力，除了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之外，还新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哥达纲领批判》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著作，恩格斯为每一本新版的马克思著作撰写了“序言”或“导言”。恩格斯在生命最后时刻，还在编辑《卡尔·马克思的处女作》并打算撰写“序言”的事实，说明“序言”标格在恩格斯晚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意义和深刻意蕴。
从1883年至1895年的12年间，集中体现恩格斯“序言”标格的主要有以下16篇“序言”或“导言”：
1883年6月，《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3年11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序言；
1885年上半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
1885年10月，《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第三版导言；
1888年1月，《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1891年4月，《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
1892年2月，《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1893年2月，《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1895年3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在马克思这些再版或新版的著述中，恩格斯“序言”标格的意蕴得到了充分彰显。
“序言”标格集中体现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研究和理解的理论风范和学术品格，其中最突出地表现为对马克思思想精粹的坚持和把握。
1883年3月17日，在马克思葬仪上，恩格斯接续之前在《卡尔·马克思》和《反杜林论》中的相关论述，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个“伟大发现”，概括为“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对马克思思想精髓作了高度凝练。
“序言”标格以对两个“伟大发现”的阐释和把握为思想基础。1883年6月，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三版“序言”，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撰写的第一篇“序言”。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恩格斯“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了贯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恩格斯提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坚持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本质及其必然趋势。
1888年1月，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强调了《共产党宣言》中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并对这一“基本思想”的形成史作了阐述。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这一“基本思想”的反复强调，是因为这一“基本思想”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思想的精粹。恩格斯对马克思“伟大发现”的坚持和发展，成为“序言”标格探索的历史起点，也成为“序言”标格的理论基石。
作为“序言”标格的理论基石，还突出地表现在恩格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捍卫和发展上，表现为对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科学内涵的升华。
马克思逝世后，所谓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对洛贝尔图斯“租”理论“剽窃”的呓语流传开来，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借助洛贝尔图斯的“亡灵”，把这一呓语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渲染。1884年2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就提出，在《哲学的贫困》的“德文版的序言中，我要揭穿关于洛贝尔图斯的神话”。同年3月，恩格斯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再次提到：“我一定要给德文版专门写一篇序言，驳斥胡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那些反动社会主义者，并且证明，恰恰相反，还在洛贝尔图斯写他的《社会问题书简》以前，马克思就在《贫困》里批判过他。” 1884年9月，恩格斯对驳斥洛贝尔图斯呓语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他提到：“一切资产阶级分子现在都聚集在洛贝尔图斯的周围，这实在是好极了。我们不能指望比这再好的了。”
1885年初，恩格斯在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写的《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的序言中，对洛贝尔图斯呓语作出有力的驳斥。恩格斯指出：洛贝尔图斯自炫为“第一个”发现的“租”理论，只是对李嘉图价值论的运用；在这一应用中，洛贝尔图斯在重复他的前辈们早已说过的话的同时，也重犯着他的前辈们已经犯下的错误。例如洛贝尔图斯“把劳动、资本、价值等等经济学范畴，按经济学家们传授给他的那种粗糙的、拘泥于表面现象的形式不加考虑地接受下来，而不深入研究它们的内容。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切断了自己进一步发展的一切道路……而且为自己开辟了通向乌托邦的大道”。洛贝尔图斯同他的前辈们不同的只是多提了一项乞求普鲁士国家保护的、保留雇佣劳动剥削制度的“社会改革方案”，所持的也只是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
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中，恩格斯主要对洛贝尔图斯《关于我国国民经济状况的认识》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作了批判，还没有详细驳斥所谓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呓语本身的荒谬性。在1885年5月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提出了两个方面“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一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上的证据。马克思自1843年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15年间，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一无所知；1859年前后，马克思在接触到洛贝尔图斯的某些著作时，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特别是他“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面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史实，只有那些具有“超凡”想象力的人，才会相信所谓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呓语。二是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思想史上的证据。洛贝尔图斯自炫为“第一个”发现的理论，至多只是对斯密以后一些杰出经济学家某些思想的重复，而且难以排除这种重复中的某些理论上的倒退。洛贝尔图斯同样用剩余价值转化而成的一个派生形式——“租”来称呼剩余价值；而所谓的“租”，又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伟大发现”上的杰出贡献。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上的“伟大发现”，引发了经济科学上的一场革命，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坚实的基石。联系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提出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观点，可以看到，《资本论》在剩余价值理论上实现的“术语的革命”，使得马克思与他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以剩余价值为显著标识的“术语的革命”,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理论魅力。
以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铸就的“序言”标格的理论基石，是对马克思思想精粹——两个“伟大发现”的深刻把握，也是对马克思思想精粹的升华，凸显了“序言”标格的理论境界。
“序言”标格彰显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研究和理解的理论风范和学术品格，其中最显著的是开启了马克思思想历史的真实视界。
“序言”标格十分关注马克思“伟大发现”的真实思想历史过程。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1846年至1847年的冬天，马克思“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这里说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核心内容，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哲学的贫困》包含了马克思对这些“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的阐释。恩格斯这一评价，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同样认为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是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序言”标格也十分关注马克思主要理论的真实的历史过程。1891年4月底，恩格斯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再版写了“序言”。在这之前，1884年6月，恩格斯已经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出版写过一个简要的“前言”。在“前言”中，恩格斯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形成首次作了权威说明，指出“这部著作从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它的基础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没有全文刊载；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新莱茵报》分五次刊载《雇佣劳动与资本》后，马克思曾想出版单行本，但没有遂愿。直到1880年，在马克思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布勒斯劳首次出版了单行本。1884年，在恩格斯的参与下，《雇佣劳动与资本》在霍廷根—苏黎世正式出版。《雇佣劳动与资本》自此成为马克思思想历史发展的重要文本，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经典文本。
在再版“序言”中，恩格斯着力澄清的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术语”上的不够完善，主要如把“出卖劳动力”说成“出卖劳动”等，可能在工人中引起“混乱”。恩格斯提到，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使用的还是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之前的那些术语，对于“要出版一万册小册子进行宣传，这些术语就不能原样保留下来了，因此我必须把它们全部改成现代用语，并加以说明”，恩格斯希望把再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提高到《资本论》的水平”。恩格斯强调，再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马克思本人也“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在再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恩格斯也是基于这种情况，在“完全符合”马克思本意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使得这本小册子在向工人宣传时，“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序言”中，恩格斯区分了由于“思想发展进程”研究和“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不同需要，对再版和新版马克思著作采取了有区别的方法。在主要是从“思想发展进程”上研究马克思思想时，对于所研究的马克思文本，如恩格斯所说的“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在这种情况下，“不加修改地重印这些早期著作”，就是马克思思想历史研究的基本学术规范，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学理依循。恩格斯阐明的这些学术规范和学理依循，也是“序言”标格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
1891年，新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是恩格斯晚年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学说的重要举措，恩格斯为《哥达纲领批判》所写的“序言”是体现“序言”标格的重要文本。1875年5月，《哥达纲领批判》手稿写完之后，马克思只是将手稿寄给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威廉·白拉克等人“过目”，并没有公诸于世。直到1891年1月，为了反击德国党内日渐抬头的机会主义思潮，进一步消除拉萨尔主义的影响，恩格斯才将这一著作正式发表。在《哥达纲领批判》发表时撰写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开始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针的态度，而且既涉及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也涉及他的策略”。
恩格斯认为，从1865年拉萨尔去世到1891年，“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26年了”，但是拉萨尔的错误思想“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的正式发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对马克思的态度的时候了”。针对拉萨尔理论中的“两面性”问题，即“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同他自己的通常是错误的论述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的问题，恩格斯认为，“我的责任就是最终揭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关系”，并准备“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恩格斯决定发表《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要从马克思思想的“内部历史”上，对拉萨尔主义作出批判，澄清马克思思想历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哥达纲领批判》“序言”中，恩格斯特别提到，在《哥达纲领批判》发表时，“我还是在内容不受影响的地方，把一些涉及个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回顾历史，当时手稿中有些地方“语气很激烈”，是由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同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同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密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明显的退步，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那时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闭幕才两年，我们正在同巴枯宁和他的无政府主义派进行最激烈的斗争，他们要我们对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负责；因而我们不得不预先想到，他们也会把我们说成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制定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保留有关词句的必要性也就随之消失。”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序言”中，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不仅驱散了笼罩在工人运动中错误思想的重重迷雾，而且还开辟了马克思思想真实历史研究的理论路向，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和科学视界。“序言”标格的理论风范和学术品格在这里得到新的体现。
“序言”标格在昭示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研究和理解的理论风范和学术品格时，着力阐发马克思思想方法，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理论品质。
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恩格斯晚年始终秉持和孜孜探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序言”标格的精髓和本质。1886年12月，恩格斯在给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提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这里所提到的“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指的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也是指这40多年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思想进程与社会现实发展结合的内在逻辑，以及马克思思想和工人运动的现实结合，就在于破除对马克思思想的“教条”理解，就在于使现实的“发展过程”成为理论的“发展过程”的根据和条件。
1895年3月，恩格斯在给威·桑巴特的信中提到，马克思虽然解决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逻辑中间环节”问题，但没有终结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继续研究，必须清楚“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提供的绝不是凝固不变、千篇一律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1891年，恩格斯在再版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时写的“导言”中提到：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但是站在时代发展的新高度，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阐释的“基本思想”，还是应该作出必要的“补充”。“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
在“导言”中，恩格斯作的最为重要的“补充”，就是《法兰西内战》第三章作了详细论述的“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的“基本思想”。恩格斯提出：“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同时，“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在巴黎公社革命过去20年之后，恩格斯对《法兰西内战》中这一“基本思想”和核心内容的这些“补充”，凸显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方法精髓的把握，彰显了“序言”标格的思想导向和根本旨意。
在“导言”中，恩格斯根据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在对美国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的比较性研究中，对“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国家政权”理论作出新的阐释，深化了“序言”标格的导向和旨意。恩格斯指出：“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恩格斯的结论是：“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在“导言”中，恩格斯没有把《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国家学说的已有的结论当作“现成的教条”，而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得出了适合于时代发展和工人运动实际的新的结论。恩格斯对美国国家政权性质所作的新的阐释，特别是对这一政权性质的发展趋势和特征的论述，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这就是恩格斯晚年“序言”标格中留存的最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
1893年2月，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恩格斯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和“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的新趋势作出新的概括。在恩格斯看来，《共产党宣言》是“新时代”的“宣言”，也是无产阶级走向“新的历史纪元”的“宣言”。
1894年新年伊始，意大利社会党《新纪元》周刊希望恩格斯为“未来新时代”题词。恩格斯感到，要用几句题词“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思想，而又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或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但是，他还是从面向新世纪的意境上，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的箴言作了题词。这一箴言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以这一箴言为题词内容，提升了面向新世纪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内涵，也升华了“序言”标格在新世纪的理论境界。
“序言”标格深刻凝练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研究和理解的理论风范和学术品格，渗透于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策略思想之中，尽显“序言”标格的思想智慧和理论魅力。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针对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的新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策略问题作出一系列新的阐述。1884年，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政党，要是不撒谎的话，都不曾否认过在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从来没有一个政党会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在坚持和决不放弃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也应该看到，“在目前的军事情况下，当武装力量还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同军队发生战斗。我们可以等待，直到武装力量本身不再是反对我们的力量”。这时，以“合法”的选举办法，是一种新的“武器”；但是，“选举已经表明：对敌对者采取顺从和让步的办法，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因此，利用“合法”的选举办法，也不能放弃这一过程中的“顽强的抵抗”，“只有通过顽强的抵抗，我们才能迫使人们尊重我们，才能成为一支力量”，这应该是一种“可以让人透过丝绒手套感觉到钢手铁腕”的力量。无产阶级政党要进行“合法”斗争，不仅要有无产阶级自身的顽强奋斗，也要有“让人透过丝绒手套感觉到钢手铁腕”的力量和策略，还要有无产阶级政党坚守“不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的胆略、信心和智慧。1895年1月，在恩格斯指导下，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1848年革命及之后发生的相关事件的系列文章，被编辑成题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册子。1895年2月，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认定，这本小册子“不写导言就无法出版”，而且“导言”还“相当长”，“因为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1895年2月至3月间，恩格斯为这一新版的马克思著作写了专门的“导言”。这是恩格斯晚年为再版和新版马克思著作撰写的一系列“序言”或“导言”的最后一篇，也是最集中地体现“序言”标格的思想智慧和理论魅力的最重要的文本。
对于恩格斯在“导言”中提出的策略思想，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示“担忧”。1895年3月6日，费舍受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托给恩格斯写信，以当时德意志帝国国会正在讨论所谓反颠覆法草案为由，请求恩格斯对“导言”作出修改。费舍提到的“担忧”，涉及恩格斯所坚持的合法斗争不能放弃社会革命、不能绝对放弃暴力革命、不能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权的观点。3月8日，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复信中表示：“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还是多半不能理解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同时，恩格斯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党的执行委员会的错误观点：“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在那些已被其制定者违犯的法律面前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恩格斯坚定地指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恩格斯郑重声明，“导言”的原稿经过这样的删改已经受到一些损害，他自己在修改原稿方面“决不会再多走一步”。
3月30日，《前进报》在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中，从恩格斯“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几段话，对恩格斯的观点作了严重歪曲，提出“今天的无产者不管遇到任何挑衅，都应冷静，也不打算再回到老式的街垒革命；用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渗入日渐衰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方面他掌握一种更为革命的手段”。恩格斯看到这一社论后，当即给考茨基写信指出：“《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成了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2册第27期和第28期连载了这篇“导言”，但仍保留了恩格斯在单行本“导言”中所作的删改。
“导言”是恩格斯根据19世纪90年代初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撰写的论述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策略思想的重要著述。“导言”体现了恩格斯晚年“序言”标格中的思想智慧。
这一思想智慧，首先体现于恩格斯对民主制和普选权意义的深刻分析之中。在当时，民主制和普选权可以使工人阶级政党更多、更好地传播自己的主张,特别是能对广大群众广泛而深入地宣传自己的观点。作为工人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普选权作用的发挥能“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无产阶级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普选权对于工人只是“陷阱”和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有效地利用民主制和普选权,为未来的革命斗争作好充分准备。
这一思想智慧，也体现于恩格斯对合法斗争中提高工人阶级素养、积蓄革命力量的深入阐释之中。无产阶级革命是多数人参加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让多数人觉悟,并自觉地投入到斗争中去。“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策略,应当是利用合法斗争提高工人阶级的理论素养和觉悟,不断积聚力量，”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充分利用合法形式长期不懈地做好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并且保持现有的良好发展势头,“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间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
这一思想智慧，也体现于恩格斯对绝不能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权”的探索中。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要掌握革命权和做好暴力准备,特别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要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就放弃自己的革命权。他指出：“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
这一思想智慧，还体现于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需要建立一支“决定性的‘突击队’”战略的深刻谋划之中。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革命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恩格斯还从革命策略上提出：在决战时刻未到来之前,决不接受统治阶级的挑衅,以避免把工人引到“枪响箭鸣”的地方,消耗自己的力量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是要聚集力量,为决定性的战斗作准备。
“导言”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新的阐释，是恩格斯对其一生经历的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也是恩格斯在“序言”标格中思想智慧和理论魅力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