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巴黎公社革命爆发至今，已经过去150周年。巴黎公社革命虽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以极大的精力关注了整个革命进程。在革命失败后，他们及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多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思想，拓展了马克思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巴黎公社革命结束20年后，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再版所撰写的《导言》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精神进行了再探索和阐释，这些探索与阐释深刻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代意义的理解。

［关键词］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

［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892年12月，恩格斯在《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提到：在1864年第一国际创立时，“朱泽培·马志尼也企图笼络那些团结在国际中的人，使他们接受他所宣扬的神秘的、充满密谋精神、以《Dio e popolo》〔‘上帝和人民’〕作为口号的民主，让他们为这种民主效劳。但是以他的名义提出的章程和成立宣言草案被否决了，相反，得到通过的是马克思所拟定的草案；从此以后马克思就稳固地取得了对国际的领导。总委员会的宣言都是马克思写的，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版并翻译成大多数欧洲文字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从由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到由马克思撰写的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发表的关于巴黎公社革命的《法兰西内战》，划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一国际思想旗帜的一道轴线。

1871年3月21日，在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就率先对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伊始的形势作了分析。恩格斯提到，革命爆发时，国民自卫军掌握的大炮是“士兵筹款置办的”，政府军队“企图肃清巴黎的革命者并夺走大炮”，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当国民自卫军发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去夺回大炮，士兵们也倒向人民方面了。现在城市掌握在人民的手里”。恩格斯高度关注国民自卫军的组织构架，提到国民自卫军已经作出全力抵抗的准备，“260个营中的215个营,士兵和军官一起,共同组织了中央委员会。每连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区委员会或街区委员会,再由这些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在公社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四个是第一国际的会员，虽然“没有一个是名人……但是他俩在工人阶级中间却是很出名的。”恩格斯对第一国际在巴黎公社革命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评估。

1871年4月11日，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恩格斯再次对巴黎公社革命的形势作出分析。他提到：“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还软弱的时候,可是这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看来现在凡尔赛占了优势并在逼迫巴黎人。人民是不会长久容忍别人把他们引向失败的。巴黎人正在失去土地,几乎无益地消耗弹药,吃光自己的储备粮。只要巴黎的一面还开放,用饥饿是不能迫使他们投降的。”对未来发展的态势，恩格斯认为：“他们将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敌人。工人有20万人,他们比在过去所有一切起义中都组织得好得多。情况是困难的,时机已经不像两星期以前那样好了。”

1871年5月9日，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谈到马克思正在撰写的《法兰西内战》的进展情况时，恩格斯指出：“宣言还没有草拟好。公民马克思病得很重,宣言的起草工作使他的病势更加恶化了。但是宣言在星期六可以草拟出来,小委员会可以在下午5时以后的任何时间在马克思那里集会。”《法兰西内战》并没有按恩格斯估计的这一时间写出来。半个月之后，马克思在5月23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谈到：由于生病，他还没有完成答应起草的“宣言”，面对公社革命失败的“结局”，马克思坚信：“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5月28日，巴黎公社革命最后一个街垒陷落。两天之后，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就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宣读了《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是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形式发表的。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多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思想，拓展了马克思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在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总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作了更为科学的证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不能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将逐步深化和尖锐,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更使无产阶级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马克思认为：无论是机器的改进还是科学在生产力上的应用，“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在路易·波拿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政策连续失败的情况下,法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作了更为深刻的论述。巴黎公社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革命中,工人阶级始终牢牢掌握住革命的武装,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就是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恩格斯指出：“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来看，恩格斯认为：“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及其形式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巴黎公社作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找到了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新型政治组织形式。巴黎公社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这是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和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如马克思所概括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必将遭到反动阶级的反抗,因而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指出:“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同盟军的思想作了更为系统的阐释。巴黎公社革命是在第一国际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它本身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其中成员绝大多数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他们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因而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不可避免。同时,巴黎公社革命的领导者们对组织同盟军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对农民阶级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整个巴黎公社运动期间,各地农民始终没有行动起来,没有配合工人阶级展开有效的斗争,因而运动惨遭镇压。这个血的教训,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组织同盟军特别是建立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

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思考,集中于暴力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他们深入考察历史上的社会革命,特别是近代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48年欧洲大革命,客观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后得出的结论。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发生着新的变化，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新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作出新的阐述。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方式和道路的思想,提出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可能性的问题。暴力手段和和平手段都是夺取政权时可以采用的方式,由于不同的国家情况不同,不同国家革命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就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政权。

1891年3月，巴黎公社革命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1891年，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再版之际，恩格斯在为再版所写的《导言》落款处，特意写上“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20周年纪念日于伦敦”，这表明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革命的深切追思，对《法兰西内战》所具有的思想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的充分肯定。

在《导言》中，恩格斯提出，在《法兰西内战》再版时，“加上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言”。这是因为，“《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恩格斯阐明了“两篇宣言”和《法兰西内战》之间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逻辑关系，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从马克思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到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再到恩格斯1891年《法兰西内战》再版时的《导言》，其间相隔40年，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揭示这一时期马克思具有的“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的理论力量和思想魅力，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研究的意蕴所在，也是恩格斯追忆巴黎公社革命精神的思想意向所在。

在《导言》中，恩格斯指出，《法兰西内战》“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恩格斯认为，在“重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时，要对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作出必要的“补充”，即“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

恩格斯所作的最为重要的“补充”，就是对马克思“《内战》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的理论，即“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的“补充”。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政权，不仅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而且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被随时撤换。恩格斯特别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特别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在巴黎公社革命过去20年后，恩格斯对《法兰西内战》中这一“基本思想”和核心内容的“补充”，凸显了恩格斯“重读”马克思的根本旨意，也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要义所在。

在《导言》中，恩格斯坚持把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研究与现实运用结合起来，对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意义作出深入探讨，由此而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研究的时代意蕴。我们可以看到，在《导言》对“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国家政权”理论的阐释中，恩格斯根据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对当时最发达的美国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作了比较性的探索。恩格斯指出：“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恩格斯的结论是：“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实质及其“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的必然结局。

显然，恩格斯在《导言》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精神的探索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阐释，深刻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代意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