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发展变革中,多样化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并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在理论演进上,从注重抽象的学术争辩转向注重现实政治诉求;在现实关切上,从宏观的社会发展道路转向微观的利益分配;在国际交互态势上,从国外思潮不断向国内思潮转化;在话语辐散上,从知识分子话语扩展到大众话语;在传播方式上,从传统媒体时代的单向度传播转向全媒体时代的多向度传播。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科学把握社会思潮新的发展态势,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凝聚力与引领力,从而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关键词：社会思潮；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意识形态安全是一项关乎旗帜、道路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克思曾强调：“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国家政权的兴衰通常与意识形态是否安全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形成对抗，对社会主义话语权建设构成威胁。对此，我们要科学辨识和研判当代社会思潮的新发展态势，这既是批判与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前提条件，也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实践要求。具体而言，当前中国社会思潮的新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理论演进、现实关切、国际交互、话语辐散和传播方式等方面。

一、理论演进态势：从注重抽象学术争辩转向注重现实政治诉求

一般而言，社会思潮既不同于纯粹的、学院式的学术研究，也不同于朴素的、自发的社会心理，它在现实性上表现为一种理论形态和心理形态相统一的社会意识，即以某些学术思想体系为“理论硬核”，借助大众传媒工具将相对系统化的思想观点、政治倾向扩展至社会公众，以期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在理论演进态势上呈现出从注重抽象学术争辩到凸显现实政治诉求的特征。

第一，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社会思潮经历了从以学术论争为主到以政治论争为主的转换。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社会思潮多聚焦于学术研究，在此期间不同的社会思潮虽然理论内涵迥异，但通常以“求实”为旨趣，以真知自居，发挥学理阐释和思想启发的作用，而较少关注表达和传播策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在社会运行机制和结构的不断发展变迁过程中，社会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转型。各种社会思潮实际上演变成集团化、群体性的指导思想，逐步开始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争夺生存空间。这些蕴含强烈的利益需求和政治目的的社会思潮格外重视表达与传播的策略问题，它们以扩大自身影响、争取民众支持为目的，并与其他社会思潮一起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力图取得统治地位。

第二，从内在核心诉求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愈加注重通过影响观念上层建筑来干预现实政治进程。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风靡一时的“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宣扬个体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西化”浪潮、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兴起的唱衰中国的“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世纪之交为回应全球化挑战而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新世纪以来假借“学术反思”之名诋毁领袖人物和英雄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都不再沉湎于抽象的学术论争，而是开始转向不同利益主体、社会群体的现实政治诉求，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扩大各自的社会影响力竞相摇旗呐喊。

第三，从理论论证方式来看，当代社会思潮愈加重视标榜自己的“非意识形态”性，以“学术”之名掩盖政治图谋。一方面，多样化社会思潮假借“学术创新”来颠覆价值评判标准，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往往打着“重写新中国历史”“重构价值标准”的旗号，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污蔑为僵化、保守、落后的制度和思想，用“重新发现”“重新阐释”等所谓的学术概念来诱惑社会公众；另一方面，当代社会思潮还通过巧立“价值中立”“拒斥意识形态”等所谓的“学术标准”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如“非意识形态化”社会思潮从表面上看讲求价值中立和去政治化，实际上却带着“泛政治化”的面孔看待政治问题，实则是要“去马克思主义化”，而它的根本政治目的乃是否定党的领导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意识形态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被历史终结的恰恰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当某种程序被指责为是‘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人们可以确信，它的倒置同样是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无法回避价值判断，意识形态是政治国家中最高的价值判断标准，对意识形态的需求是与国家机器共同存在，并同生同灭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从注重抽象学术争辩到凸显现实政治诉求是当今社会思潮领域出现的一大动向，我们绝不可以放松警惕，任其滋长和蔓延，而要高度关注和重视，将多样化社会思潮引向正确的发展轨道。对此，“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这既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经验，也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新部署的重要保障。

二、现实关切态势：从宏观社会发展道路转向微观利益分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是社会思潮关注的核心问题。围绕着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还是走全盘西化的路，抑或开创一条新的道路这个问题，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新自由主义思潮认为，要破解中国社会的困局，只有全面推行私有化，并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纳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必须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实践，沿着“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理路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经过短期的徘徊，历史和人民正确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及独特制度优势的发展道路。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新历史方位下，社会思潮从极端化趋于理性化，以往“全盘西化”“彻底回归”等观念在宏观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激进主义主张逐渐失去市场，新时期社会思潮开始转向微观利益分配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与之相应的解决对策。

第一，从理论实质来看，社会思潮从宏观社会发展道路转向微观利益分配具有历史合理性。关注微观利益是社会思潮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社会思潮在不同的时代中具有不同的内容与特征。“‘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社会思潮作为特定利益群体的思想表达，必然代表着特定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立场和观点。社会思潮作为思想的潮流，都是利益的浪花，甚至是利益的飓风。然而，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问题，关注现实问题的本质属性又决定了社会思潮的具体形式和内容随着实践和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正如梁启超在对社会思潮的评述中所言：“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诚如斯言，与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思潮发育状况相较而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思潮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其发育之迅速、活跃之频繁前所未有。这表明，社会思潮从宏观社会发展道路转向微观利益分配这一发展趋势，有其客观基础和历史合理性。

第二，社会思潮愈加注重利益问题，反映了当代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变动、利益格局进行了深刻调整。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实践逻辑来看，社会思潮正是在经济社会变革、利益格局调整的时代格局中空前活跃与繁盛起来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尝试，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中前所未有，而且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史无前例。面对这一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改革，新思路与新问题、新矛盾与新机遇相伴随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对存在诸多未知的改革进行审思与考量的不仅是政府决策者，还有广大知识分子和公众，尤其是以思想发声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他们力图提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具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的理论解释与实践主张，形成各种具有不同利益诉求与价值主张的社会思潮派别。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推进，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催发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计划经济体制下被集体利益和一元价值取向所压抑的多元利益与独立个性诉求得到空前释放，建立在多元化经济主体基础上的价值观念更是增添了社会思潮的多样性。以关涉中国社会各方面和各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时代大课题为核心，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展现出井喷式的发展势头。

第三，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社会利益会继续有所分化。新自由主义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先出现的思想潮流，是中国知识界反思与批判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他们敌视和批评政府的宏观管控，呼唤绝对自由权利、完全市场与彻底私有制。处于激进自由主义对立面的是新权威主义思潮，它认为权威政治是保障市场经济稳定有序发展的基石，开明的权威政治是实现社会民主化、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同样作为对激进自由主义的批判，新左派以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否定自由主义所极力宣扬的彻底私有制，认为私有制造成了普遍的贫富分化及诸多社会不公平现象，主张以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解决社会的不公正问题。如果说新中国成立是在政治上洗刷了中国的百年屈辱，那么改革开放后极大提升的综合国力，则在经济上生发了中国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新民族主义思潮随之诞生，且随着中国开放进程的推进，在日益密切的中外经济交流、价值碰撞、文化差异显现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激进，以粗陋的方式理解和捍卫狭隘的民族利益，企图干涉政府决策。与激进的民族主义相似的还有文化保守主义，这是一种建立在快速上升的综合国力基础上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民族文化认同感，也是在面对西方文化和价值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主张复归传统文化价值以凝聚民族精神、融合外来文化的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则是在反对所谓“专制社会主义”和反思西方自由主义弊端的条件下，企图通过改良、避免革命走向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理想，这种思潮往往和泛道德主义相结合，企图绑架政治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利益多元基础上的思想分歧将会加剧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总之，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从关切宏观社会发展道路转向现实利益分配，这一发展态势使得社会思潮更具蛊惑性。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同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十分完善，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发生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冲突的局面。对此，我们应当理性分析、辩证对待。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要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根本上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另一方面，现实情况要求党和国家必须高度关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不可淡漠和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沦为口号、流于形式，无法真正深入人心，难以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真正的认同感。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正像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所指出的那样，“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任何情形下我们都要清醒地意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因此要致力于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将“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国际交互态势：从国外思潮向国内思潮转化

社会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既受国内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不乏外来文化的浸染。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人类的发展被置于同一时空关系当中，彼此之间发生着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当代社会思潮既有国外舶来的，也有国内土生土长的。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多数社会思潮，都与“西学东渐”有关。在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引导下，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于是西方国家的各种制度和主义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对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下所形成的封建主义思想观念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和冲击，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震撼。“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和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传入中国的社会思潮主要有技术主义思潮、西方政治思潮、激进民主主义思潮、文化思潮、自由思潮、实证主义思潮、进化主义思潮、妇女解放思潮、民主科学思潮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这些社会思潮的形成和传播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本质上讲，这些社会思潮的产生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它们的传入推动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发展，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但是由于译介西方社会思潮过程的盲目性，中国人民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实质与中国的适用性认识不足，致使各种主义和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多种思潮的交锋中，马克思主义符合社会历史的进步方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相互较量过程中获得了胜利，并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聚势涌入和本土化社会思潮的迎合吸纳，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潮，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乔装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剥离了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掩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民族主义思潮历来是把双刃剑，它在激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激进民族主义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对我国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现代新儒家以复兴儒学为己任，追求儒家道统，服膺宋明理学，主张文化复古主义，实则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民粹主义思潮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并将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狭隘的民粹主义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其所谓的民主只是幻境中的民主，如果不能识破其真面目，极易给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和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这些国内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时代的感受与愿望。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内思潮和国外思潮相互交织与碰撞，在社会意识领域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些西方国家趁机不断向我国输出其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基辛格曾指出：“再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此外，部分西方学者一厢情愿地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将出现“政治一体化”“政治全球化”，甚至出现“政治一极化”“意识形态趋同”“意识形态终结”等趋势，实际上这不过是鼓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西方化”。然而，经济全球化不是“牧歌田园诗”，更不意味着“天下大同”，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必然要加紧对我国进行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渗透与影响，加快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保持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不动摇。对此，毛泽东早就告诫过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新时代，西方国家越是妄图通过社会思潮动摇中国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我们越是要不断揭露和批判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的危害和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上，筑牢中国人民思想领域中意识形态的坚固长城。

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无论是简单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照搬西方文化都是行不通的，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方略的选择，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分析和抵御多样化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冲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前我国社会环境错综复杂，外国和本土的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融、交锋：国外各种社会思潮对人民群众思想进行渗透与破坏，国内各种社会思潮也在不断生长，并且有些国内社会思潮开始借助国外社会思潮的力量膨胀，国外社会思潮不断地向国内社会思潮转化。这既增加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治理难度，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我们要正确分析和对待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的性质和影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四、话语辐散态势：从知识分子话语扩展到大众话语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社会思潮的生成与传播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层内，其表达方式呈现出典型的知识分子话语特征。面对时代局势的剧烈变化，知识分子通常将社会现实提高到抽象层面，进而生发出理论观点来反思社会现实、接受异质思想、提出发展设想，并且试图用理论观点进一步改变国家和社会。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通常是在小众范围内传播的，它们是知识分子圈层用来思考改变国家和社会的产物。无论是国外社会思潮传入中国，还是为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提供各种医治方略，都是最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常常以“专家学者”的身份自居，并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公开发表言论，因而他们能够在社会思潮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学理阐释和思想引领的作用。不仅如此，知识分子为了宣传某些社会思潮的见解和主张，还会采取著书立说、报刊发文、论坛发言等各种形式，加之当时传播媒体尚不发达，能够相互交流和彼此影响的对象有限，因此，多样化社会思潮生成和扩散的群众基础均比较单一，其话语形式带有浓厚的小众化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公众也开始思考社会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社会思潮的受众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人们逐渐开始提出各种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发表自己对整个社会的看法。虽然各种社会思潮并不都是准确的、深刻的判断，但是社会思潮能够提供一个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理论框架，刺激人们不断地观察和思考社会——存在何种社会弊病，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不同的社会思潮有不同的解答，并为国家改革发展设计方案。当前，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空前活跃，这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媒体的多元化为社会思潮拓宽了传播渠道，而且能够以便捷化和通俗化的方式解读社会事件或问题。因此，社会思潮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和灵活的传播性，它的受众面变得更加广泛。尤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教育的普及，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走向大众，且相较于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总是以一种“新姿态”“新事物”的面孔出现，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社会思潮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并且在话语辐散态势上呈现出从知识分子话语扩展到公众话语的特征，导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产生和传播具有很大的煽动性。有些社会思潮开始利用这一特点向公众辐散。在当今形势下，多样化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抢占群众基础的趋势尤为严重，这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工作变得更加严峻。

综上所述，多样化社会思潮在话语辐散态势上从知识分子话语扩展至公众话语，使得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受众面更加广泛，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受众更加普遍。无论是知识分子、青年大学生或从事各类新闻传播的工作人员，还是普通大众，都身在各种社会思潮之中，在社会思潮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这样一来，多样化社会思潮就很容易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我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差距、民生困境、腐败等问题都是群众较为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而各种社会思潮往往乘机通过解读分析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来扩大影响，争取民众认同。当前，多样化社会思潮在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格外注意表达和传播的策略问题，积极抢占舆论阵地，企图运用各种方式影响群众、争取群众，获得群众认同，赢得群众支持，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多样化社会思潮因为特殊的利益诉求，往往将自己化身为客观真理和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且特别重视对群众现实问题的关注以赢得群众认同。它们甚至将关注的焦点深入到群众日常生活中，以利于同各种社会突出问题相融通，通过与群众相应的社会经验相呼应、同一定的商业资本“合谋”，从而使其影响群众的方式更为直接、效果更为明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在认同主体的争夺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思潮的受众面越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认同基础就越弱；社会思潮的受众面越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认同基础就越强。因此，习近平强调：“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这对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五、传播方式态势：从单向度传播转向互动传播

信息媒体作为社会思潮的主要载体，在社会思潮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思潮主要借助于报刊、电视、广播、论坛等传统媒介进行单向度、直线式传播。新时代以来，以人工智能、5G、短视频、直播、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极大拓展了社会思潮的传播渠道，多样化社会思潮在全媒体时代呈现出互动性高、时效性快、受众面广、传播门槛低、几何式传播等态势。

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而形成的媒体融合趋势以及全媒体时代的来临，极大拓宽了社会思潮的传播渠道，它使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信息的发射源，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信息的接收源。全媒体传播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为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全媒体本身的虚拟性、开放性等特点，也为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意识形态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现实性来看，互联网作为全媒体时代的信息载体，总是受到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构建者和网络信息的发布者的控制。因此，互联网并不具有“价值中立性”，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全媒体时代的海量信息具有碎片化、表面化、大众化、情感化以及变化快、性质多元等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接受快餐化、感性化的思潮，而不是宏大叙事或理论体系式的意识形态。这种带有自发性、盲目性特征的社会思潮传播方式，往往容易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产生巨大危害。

另一方面，当前西方国家正是利用互联网信息的意识形态性，将互联网作为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就全球而言，美国牢牢控制着互联网世界，人们在接收由美国操控的网络信息的同时，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美国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模式、生活方式等的影响。美国数字预言家埃瑟·戴森指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或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由此可见，西方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对我国输出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契机”，愈加注重通过全媒体渠道向我国大肆宣扬西式“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观，使我国部分民众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俘虏”。此外，西方国家愈加重视在我国“培植”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试图左右网络舆论、干预现实政治。一些缺乏辨识能力的网民很容易被网络意见领袖误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仇敌忾”，随时可能在网络空间形成巨大的舆论，从而带来引发社会失序的风险。对此，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警醒。

总之，一个时代的兴起，一个社会的逐步兴盛，总是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参与、崛起与发展；同样，一个时代的衰微，一个社会的没落，也必然体现为其意识形态的枯败与凋零。意识形态的稳定、强大和先进，是它所适应的那个时代与社会兴起和不断进步发展的精神助推器。我们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之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理论之争、观点之争，而是命运之争、道路之争、方向之争。面对当前我国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和挑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以自身建设的实效，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基础、理论支撑、精神动力和政治保障。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

作者简介：孙熙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绍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雅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