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1月，青年恩格斯离开故乡到了曼彻斯特，在他父亲入股的“欧门—恩格斯公司”任职员。在去曼彻斯特的途中，恩格斯在科伦同马克思初次见面，这是一次“十分冷淡的初次见面”。恩格斯晚年回忆道：“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当时对马克思抱怀疑态度。”初次见面尽管显得“十分冷淡”，但重要的是，在这次见面时，恩格斯应马克思约请，答应为《莱茵报》撰写有关英国问题的通讯。之后两个月间，恩格斯给《莱茵报》写的有关英国问题的系列通讯，不仅成为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最初思想转变过程的重要记录，而且还架设了同马克思思想交流的通道，奠定了与马克思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和理论基础。1844年8月，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回故乡，特意绕道巴黎，同马克思再度见面。这次会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开始了他们一生的“共同的工作”。

从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青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的思想转变和理论创见，是他与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准备过程；特别是1844年上半年，恩格斯撰写的主题为“英国状况”的系列文章，凸显了这一准备过程的思想特征和理论意蕴。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对“英国状况”系列文章作出研究，还原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的整体过程，彰显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准备过程中的思想跃升和理论菁华，更有其独特的意义。

一、1844年恩格斯对“英国状况”研究的思想基础

在对青年恩格斯曼彻斯特时期的研究中，学界较为关注的是恩格斯1843年底完成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1844年9月初回到德国后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由于对这两者之间恩格斯其他著述关注缺失，使得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研究中出现了过程的罅隙。特别是对这一时期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的疏略，难以再现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过程的连续性。

1842年11月中旬，恩格斯到达曼彻斯特。曼彻斯特是当时英国的工业中心。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能够更近距离地接触到当时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实际，也能够更为深入地观察到机器大工业中工人的生活状况以及阶级斗争的现状。在关注英国资本主义现实的同时，从1842年12月开始，恩格斯集中研读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萨伊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对英国和法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初步的系统研究；在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中，恩格斯对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霍尔巴赫和伏尔泰等人思想有了深刻感悟；在进一步研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和魏特林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著作后，恩格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有了新的认识。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探讨和对当时哲学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恩格斯的思想、政治和学术视域，在实际和理论的密切结合中，形成了恩格斯思想转变的特定路向。

1842年12月，恩格斯给《莱茵报》连续写了五篇通讯，对英国正在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作出广泛的探讨。在关于“国内危机”的通讯中，恩格斯提出了“在英国发生革命是可能吗？”的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恩格斯在对英国各个不同政党的斗争的研究中发现，“物质利益”问题在政党的态度和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提到:“在英国，至少在目前正争夺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并没有原则斗争，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面对这种情况，就应该撇开所谓的“原则方面的问题”不谈，要专注于对“物质利益”问题“给予应有的研究才是公正的”。这样，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探索，成为恩格斯分析英国社会革命问题的基本立足点。显然，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恩格斯已经看到，无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冲突才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革命的根源，使恩格斯摆脱了唯心主义的窠臼，向唯物主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843年11月，恩格斯在英国宪章派报纸《新道德世界》上发表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对法国、德国和瑞士的社会主义作出评介，其中在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比较研究中，展现了青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学说理解的思想内涵。

首先，对欧洲这“三个文明大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发展比较研究，可以得出的共同“结论”就是：“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必然。”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这个“结论”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单独得出的”，因此“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恩格斯已经清楚地表达了社会主义学说产生和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和历史必然性。

其次，这三个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结论虽然具有共同性，但它们产生的过程却“各不相同”。在英国，社会主义学说是“通过实践，即由于自己国内贫穷、道德败坏和赤贫现象迅速加剧”得出的；在法国“是通过政治，即他们起初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继而发现这还不够，就在政治要求之外又加上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得出的；在德国则是“通过哲学，即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恩格斯已经感悟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产生过程，因各国“情况各不相同”而呈现出各自的特殊性。

再次，各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需要“相互了解”，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在这三个国家产生的情况既然是这样的，那么在次要的问题上就一定会有分歧”；但这种分歧是“无关紧要的”，在现实中“跟一个国家的社会改革派同另一个国家的社会改革派的友好情谊相容不悖”。恩格斯强调的是：“这些国家需要相互了解；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我确信，他们就会热切希望他们的异国共产主义者弟兄获得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同一时期；但是，在对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的研究中，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集中于对“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作了初步的探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经济范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对于青年恩格斯曼彻斯特时期的思想转变来说，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探析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是这一时期恩格斯思想转变过程不可分离的两翼。

同时，在《德法年鉴》中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起发表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被学界视为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的两篇标志性著述，其意义就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著述一样。这一说法当然是合适的。但是，在对《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的研究中，对以“英国状况”为同一主题的另外两篇文章却多有忽略。实际上，恩格斯以“英国状况”为主题的这三篇文章，阐释的思想紧密相连，是青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思想转变的集中阐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来讲，“英国状况”三篇文章在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中的整体意义，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二、青年恩格斯对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

1844年2月至3月间，除了《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之外，恩格斯以“英国状况”为主题，还写了《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两篇文章。“英国状况”的后两篇文章原来打算继续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但由于《德法年鉴》没有办下去，在马克思的支持下，这两篇文章发表在1844年8月至10月的《前进报》上。

恩格斯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一文，集中于对卡莱尔《过去和未来》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批判，可以看作是之前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的续篇。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19世纪40年代初的英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陷于贫困和破产的无产阶级的批判；二是来自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利益和社会地位受损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批判。卡莱尔在1843年出版的《过去和现在》一书，是站在封建贵族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卡莱尔在对12世纪以来的“过去”和19世纪的“现在”的对照中，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贫困、野蛮和道德堕落作了揭露和批判。但是，卡莱尔把社会发生的所有罪恶的根源，都归于“抛弃了中世纪的宗教笃信”和宗法关系“被破坏并日益瓦解”，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出路，就是回到封建贵族阶级统治的“过去”社会中去。恩格斯认为，卡莱尔的这些探讨，实际上是封建贵族阶级对失去昔日荣华的哀叹，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一文中，恩格斯提出的三个基本观点，既是对卡莱尔的错误观点的深入批判，也是对自己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和立场转变的初步阐释。

第一，对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的探索。针对卡莱尔的观点，恩格斯提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归根结底也只是用来检验逻辑运算问题。”在恩格斯看来：“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作为“人的启示”，对“历史的启示”的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面向“新世界”，即在于“直到最后获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

恩格斯阐明的这一历史观，既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的突破，也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改造。恩格斯已经清晰地意识到：“我何必照抄费尔巴哈的话呢？”历史观上的这一重要转变，在恩格斯文章的结论中得到实质性的落实。这一结论就是：“英国状况对历史和所有国家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在社会关系方面，英国无疑地远远超出了所有其他的国家”。

实际上，恩格斯（马克思也是这样）在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的显著特征，既在于对唯心主义历史观谬误的突破，同时也在于实现这一转变中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弃去和对辩证法内核的吸收，以及对费尔巴哈历史观的弃去和对唯物主义基础的吸收。由于在历史观上的这一思想转变，才能同时引致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第二，对英国状况分析的“核心问题”，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在对卡莱尔观点的批判中，恩格斯指出：“如果卡莱尔从人的整个无限性去理解人之为人，那么他就不会产生这种想法：再把人分成两群——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贱民，老爷和愚人”。卡莱尔把封建贵族阶级的“老爷”，看作是社会变革的救世主，而工人阶级则是“贱民”和“愚人”。与此相反的是，恩格斯把工人阶级状况视作“核心问题”，认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尽管他们道德堕落。拯救英国要靠他们，他们身上还有可造之材；他们没有文化知识，但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而卡莱尔所代表和推崇备至的封建贵族阶级，“已经日暮途穷；它的全部思想，一直到最终结论，都已卖弄净尽，而且见诸实际，它的王国正迅速走向灭亡”。恩格斯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英国的工人阶级在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这里，恩格斯已经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基本思想，在“英国状况”之后的两篇文章中又强化了这一基本思想。“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尽管是在半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神圣家族》中正式提出的箴言。这一箴言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信心，它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思想转变的显著标志，也是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从事他们的“共同的工作”的最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对社会主义者及其理论的期盼。恩格斯指出：“卡莱尔在他的全部狂想曲中，对英国社会主义者只字未提。只要他还停留于目前的、虽然远远超出了英国大批受教育者但仍然是抽象的理论观点，他自然不会特别熟悉社会主义者的志向。”以卡莱尔的立场和观点，他是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评价的，甚至对英国社会已经产生社会主义思潮也必然是置若罔闻。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尽管社会主义者现在还比较弱小，但他们是英国惟一有前途的党派。民主主义、宪章运动很快就会被接受，那时英国工人群众就只有在饿死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恩格斯对英国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意义和作用的信心和信念，成为青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思想转变的核心问题。

三、青年恩格斯对18世纪英国社会发展研究

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一文中，恩格斯对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政治和哲学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同英国的工业史和经济史的关系、特别是工业革命在英国社会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恩格斯提出：“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同时，“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在恩格斯看来，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产生，无疑成为“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

18世纪中叶开始的英国社会革命，是英国经历的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一方面比“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另一方面也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在恩格斯看来，“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

英国的这场“社会革命”是涉及社会整体变革的革命，恩格斯称之为“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恩格斯已经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革命对工业的推进作用上，揭示了社会经济关系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也从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变化中理解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

恩格斯在对英国18世纪的科学革命的分析中指出：“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各门科学发展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科学以哲学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二是“科学以实践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同“实践结合”“以实践为出发点”，恩格斯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还提到，这一“实践”最主要的就是工业实践。

科学与实践的结合集中体现于工业过程之中。“社会革命”推进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也激发了“社会革命”。恩格斯提到的“工业革命”的标志主要有：1763年詹姆斯·瓦特着手制造蒸汽机，1768年制造成功；1763年乔赛亚·韦奇伍德采用科学原理，奠定了英国陶器制造业的基础，在斯塔福德郡的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生产陶器的手工业区，这个地区共有6万人从事陶器生产，在近年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只要一个工人开动，可以比旧式纺车多纺纱15倍；1768年理查·阿克莱发明了水力纺纱机，这是从一开始就考虑用机械动力的第一部纺纱机，它纺制water-twist即织布时作经纱用的纱线；1776年赛米尔·克朗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机械原理，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它和珍妮纺纱机一样，纺制mule-twist即纬纱；1787年卡特赖特发明了动力织机，这种机器又经过多次改进，到1801年可以实际应用。恩格斯列举这些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在工业过程中的成功运用，就在于阐明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恩格斯认为，“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近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棉纺织业的兴起。”一开始珍妮纺纱机的使用，只是降低了纱线的生产费用，由于扩大了市场而给予工业以第一推动；但是，它还没有能触及“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生产的性质”，后来“在阿克莱和克朗普顿的机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机建立了工厂制度以后，运动才开展起来”。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工厂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很快就普及了”。工业生产的社会性质、工厂制度的建立等等，引发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引发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

第二，恩格斯提出了“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的论断，不仅阐明了英国“社会革命”的内涵，而且也揭示了其中涉及的利益关系，“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

第三，18世纪英国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产生，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成为英国“社会革命”的必然结果。在英国的“社会革命”中，“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同时，“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

四、青年恩格斯对18世纪英国政治制度研究

在《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一文中，恩格斯对18世纪英国宪法和国家制度的发展作了探讨，特别是对英国宪法、立宪君主制的政治机制及其各种要素同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作了阐释。这时，恩格斯还没能明确阐释政治制度以及包括宪法在内的上层建筑，同社会经济现实和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但他已经抓住这种关系的关键环节，对英国宪法的阶级实质，对以“中间阶级”及资产阶级为统治、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阶级相联合的英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特征作出深刻阐释，为同马克思一起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思想理论上最后的准备。

第一，恩格斯对“究竟是谁统治着英国”的问题作出探索。在对“究竟是谁统治着英国”问题上，最直接的答案就是：“财产在进行统治”。恩格斯认为：“财产使贵族能支配农业地区和小城市的议员选举；财产使商人和工厂主能决定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的议员选举；财产使二者能通过贿赂来加强自己的影响。财产的统治已经由改革法案通过财产资格的规定明确承认了”。私有财产制度确定了英国宪法的根本基础。这就表明，“既然财产和通过财产而取得的势力构成中间阶级的本质，既然贵族因此在选举中使自己的财产起了作用，从而不是以贵族的身份出现，而是站在与中间阶级同等的地位，既然真正的中间阶级的势力总的说来比贵族的势力强大得多，那么进行统治的当然是中间阶级。”“中间阶级”即资产阶级，依靠“财产的势力”取得了宪法上的统治权，同时通过贵族阶级的“中间阶级”化，成为从属于“中间阶级”的“势力”。但是，“因为人民还没有弄清楚财产的本质，因为人民一般说来——至少在农业地区是这样——在精神上还是麻木的，所以能容忍财产的专制统治”。

第二，关于宪法中的“公民的权利”问题，恩格斯指出，在英国，“个人在宪法本身的范围内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即使是一些基于“习惯”的所谓“权利”，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恩格斯对五种所谓“公民的权利”的实质作了剖析：

一是所谓“新闻出版自由”，即被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不受阻挠地和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而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权利。恩格斯认为：“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着像在英国那样通行的广泛的新闻出版自由，这种看法一般说来是对的。不过，英国的这种自由也还是很有限的。诽谤法、叛国法和渎神法沉重地压制着新闻出版业；如果说对新闻出版业的迫害还不算多，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政府害怕对新闻出版业采取的措施必然会不得人心。”举例来说，“正像1842年以后普鲁士的新闻出版自由一样，英国的新闻出版自由一百年来得以存在，完全是靠当局的恩典”。

二是所谓“人民集会的权利”，恩格斯认为，“这里已经包含了某些限制。如果集会的结果不是请愿，那么这个集会即使不算完全违法，但无论如何也很成问题了。”恩格斯举例说到，在奥康奈尔的诉讼案中，检察官就强调：这些已被认定为违法的集会，当时不是为讨论请愿而召开的；“但是，主要的限制还是警察的限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事先禁止或中断以至解散任何一个集会”。

三是所谓“结社的权利”，尽管在表面上，“凡以合法手段追求合法目的的一切结社都是容许的；但是，结社每次只许成立一个大的社团，不包括分社。如果社团要分立一些设有专门组织机构的地方分社，那么只有为慈善目的和一般金钱方面的目的才允许建立，而且还必须持有被指定经管当地此类事宜的官吏的许可证。”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得到这种结社许可证，就因为他们说明了这样的目的；宪章派虽然在自己的章程中逐字逐句地照抄了社会主义者社团的章程，但未被批准结社。”究其根源，还是在于“结社权利的范围再大，也仍然是富人的特权；结社首先需要钱，富有的反谷物法同盟筹措几十万元易如反掌，而贫穷的宪章协会或不列颠矿工联合会仅结社经费一项就难以负担”。在恩格斯看来，所谓的“公民的权利”同样受到私有财产制的制约。这就是说，“公民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财产的权利”。

四是所谓“人身保护的权利”，即“每个被告（犯叛国罪的情况除外）享有在诉讼开始以前交保证金获释的权利”。恩格斯认为：“这种备受赞扬的权利又是富人的特权。穷人无法提供保证金，因此只得进监狱”。

五是“每个人都有由与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的权利”，恩格斯认为，“这一个权利也是富人的特权。穷人并不由与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由他们的天生的敌人审讯，因为在英国，富人和穷人是处在公开敌对状态的”。

第三，关于英国的“民主制”的实质，恩格斯指出：在英国，“中间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是备受压迫和凌辱的，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虐待他们；在英国，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英国所走向的民主制是社会的民主制。”恩格斯认为，就其实质而言，“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消除社会的祸害。民主制的平等是空想，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的或整个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到底。”依靠现有的“民主制”来获得“平等”只是一种“空想”，而且穷人也不可能在现有的“民主制”的基础上获得“平等”。

第四，作为《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结束语，恩格斯提出争取基于“社会主义的原则”的民主制度问题。在“中间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阶段中的“民主制”，“只是一个过渡，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而通过“试验”，恩格斯认为，“从中必定马上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恩格斯指出，“穷人”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具有“新的要素”的、体现“社会主义的原则”的民主制度。

五、“英国状况”在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中的意义

关于“英国状况”三篇文章在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中的意义，恩格斯本人直至晚年还记忆犹新，印象深刻。1885年，恩格斯在回顾自己40多年前思想转变过程时特别提到：“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

恩格斯对他在曼彻斯特时期的思想转变及其意义，其中主要是在“英国状况”三篇文章中“异常清晰”的思想转变作出的自我评价在于：其一，从“经济事实”为起“决定性的历史力量”的分析着手，揭示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本源和动力，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为接续的同马克思共同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其二，集中于以“经济事实”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形成与阶级对立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对18世纪中叶之后一百年间，英国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演化和实质的初步分析，为之后同马克思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了重要理论铺垫；其三，在对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发展的分析中，揭示了英国各种政党形成和党派斗争的基础、根源及其本质，对科学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确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四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部政治史”作出的分析，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尽管恩格斯还没有提出相应的“术语的革命”。过后不到两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实现了这一“术语的革命”，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的整体理论。

“英国状况”三篇文章，对恩格斯在1844年9月之后同马克思开始“共同的工作”，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恩格斯对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变迁分析研究中实现的思想理论上的飞跃，最先集中体现于恩格斯1844年秋至1845年3月间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1880年5月，马克思在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撰写的“前言”中，对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思想演进作过高度评价，认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主题就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必然性”的阐释。恩格斯通过对工业革命的发展及其后果，以及社会历史变化根本动因的分析，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作出深刻论述。这正是“英国状况”三篇文章提出的核心思想。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而工业革命越发展的地方也正是无产阶级越发展的地方，英国就是发生这种变革的典型地方，也是这种变革最主要的结果即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

恩格斯基于“英国状况”三篇文章得出的基本结论，对工业革命的过程及其功能作了深入分析。在对1764年哈格里沃斯制造的珍妮纺纱机，到1767年阿克莱发明的翼锭纺纱机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再到1785年走锭纺纱机，以及梳棉机和粗纺机的问世等工业革命过程的惠顾，恩格斯认为，工厂制度成为棉纺业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生产工具的变革、工厂制度的建立，并由此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引起近代英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恩格斯认为，由于这些发明，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带来了工业生产的巨大高涨；“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恩格斯结论是：“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这些论述，实际上就是“英国状况”三篇文章基本思想的赓续。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对英国社会关系和社会阶级的分化的状况作了深入探析。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几乎全被占领，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生计的任何保证，道德败坏，政治骚动”等等。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和社会阶级的分化，一是表现为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二是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被挤到了无产者阶级中去；三是由于迄今为止的手工业生产被废除，由于小资产阶级被消灭，工人已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恩格斯强调：“现在，谁要是生为工人，那他除了一辈子当无产者，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是现在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地扩大了，不仅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成为无产者阶级，而且小土地所有者、佃农、手工业者小厂主、小商人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破产，一批一批地转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工人阶级是贫苦的阶级,也是最革命的力量。

显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以“英国状况”三篇文章的基本思想为基础的，是对“英国状况”三篇文章思想的集中而充分的体现。“英国状况”三篇文章的思想跃升和理论菁华，不仅是链接恩格斯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和过程；而且也是深入理解恩格斯之后不久与马克思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和理论特征的必然环节和过程。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和政治制度研究，以及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思想转变相并行，恩格斯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制度研究，以及对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现思想转变的。

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学术界》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