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阅读”是党史研究者的一门必修课。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首先应当立志读书、放眼读书。其次是要制订一个周密的读书计划。要把与“本人专治的学问关系密切的科目”，作为重点阅读的内容；要多读一些“传记书”，这其中不仅包括人物传记，而且还包括学术回忆和学人日记。党史研究者若多读一些这样的书，知道一位学者如何成就，其知识和素养如何养成，这样随他学去，便可使治学精神日益提高，治学方法日臻完善。除此之外，还应当广泛阅读一些“课外书”。这样既可以“劳逸结合”，也可以“博采众长”。对于这类书，研究者只要“知养生”、“知体道”，就一定能够读出它的妙处来。

关键词：阅读；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也就是说，只有通晓乐曲才能懂得音乐，只有遍察宝剑才能识别利器。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专业学习和从事学术研究。对党史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因其本以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为业，主要从事文字工作，所以对知识面和阅读量的要求更高。这也是党史教学和研究中，要把“阅读”列为“入门课”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要修好这门课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面虽无终南捷径，但也确有几个必须注意的事项，说出来可以为党史初学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立志读书

读书须“立志”，否则就可能会因缺少方向和动力，而变得虎头蛇尾，有时甚至半途而废。曾国藩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1]那么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怎样才叫“立志之真”呢？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要“胸怀大志”。一个人能否读书，与他的志向和抱负很有关系。如果是以混张文凭为目的，那么文凭到手就可以不读书了；如果是以养家糊口为目的，那么能够养家糊口就可以不读书了；如果是以功名利禄为目的，做了官，有了钱，也就可以躺下来睡觉了。这样目光短浅的人，随时都有可能中断读书，即便是学业在身，他们也不会把全部心思用在读书上。相反地，一个目光远大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局限性，因为他们读书的目的是既不止于温饱，也不止于名利的。

其实在中国学术界，许多著名学者都是超越这种局限，很早就立下读书宏愿的。比如，蔡尚思早年在南京，曾入住国学图书馆。他的志愿就是把这个号称“江南之冠”的大图书馆中的历代文集看完。一位馆员听闻摇头说：“古来没有此种人。”而蔡尚思则说：“事在人为：一年可以等于二、三年，例如每天用十七、八小时读书；反之，二、三年也可以等于一年，甚至比一年还少，例如每天只用五、六小时以下读书。我决心每天用十六到十八小时翻阅中国历代文集。”[2]他说到做到，结果真是把这些馆藏图书看完之后，才走出这个图书馆。蔡尚思后来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与蔡尚思一样，钱锺书也是如此立志读书的。1929年入学清华大学后，钱锺书的第一个志愿就是“横扫清华图书馆”。在此期间，他用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个礼拜六，把读过的书整理好，抱去图书馆还，再抱一堆回来。[3]据夫人杨绛回忆，钱锺书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以至于“在清华待了4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有去过” [4]。钱锺书的勤奋好学，甚至让他的老师吴宓也大为惊叹，认为当时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人等，不过尔尔。[5]

第二，要“专心致志”。古时候有个叫大珠的高僧，别人问他得道的捷径，他回答说：“吃饭，睡觉。”问者不信，以为高僧开玩笑，大珠解释说：“我吃饭就是吃饭，我睡觉就是睡觉。”其实他是以最朴实的语言，讲出做事必须“专心致志”，不可一心二用的道理。这对我们读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章学诚说：“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6]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听人说某人博闻强记，看起来好像特别神奇，其实这都是他平日读书时“专心致志”的结果。

读书“专心致志”，不仅有益于“记忆力”，而且还有益于“注意力”。比如，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到什么书，发现的都是灯谜材料。会作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发现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专注那一项，那一项便自然会显露出来。鲁迅也曾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7]。这种发现是否真切姑且不论，但他们专注的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否则，即便阅尽天下藏书，我们也不会有大的收获。

当然，读书“专心致志”，也不是说要认死理，去钻牛角尖，而是要努力将生书看熟，并从书中悟出道理来。朱熹说：“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鹘突，都只见成一片黑淬淬地。须是只管看来看去，认来认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间又看；饭前看了，饭后又看，久之，自见得开，一个字都有一个大缝罅。今常说见得，又岂是悬空见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见得。文字只是旧时文字，只是见得开，如织锦上用青丝，用红丝，用白丝。若见不得，只是一片皂布。”[8]由此可见，同样文字，有人“见得”，而有人却“见不得”，其关键全在于能否具有“看来看去，认来认去”的这种“专注”的精神。

第三，要“矢志不渝”。这也是“立志读书”的关键一环。昔人常说，有志者立常志，无志者常立志。“常立志”就是因为他做不到“矢志不渝”。这便是孟子之所以反对“一曝十寒”的道理。他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9]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还曾据此写过一副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10]毛泽东一生是做到“矢志不渝”的，即便晚年病魔缠身、行动困难时，他都一直坚持读书。所以当我们钦佩毛泽东知识渊博、功勋卓著时，同样也钦佩他那种“生命不息、读书不止”的高贵品质。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王国维，因为他把“矢志不渝”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王国维说，读书治学，须有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种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种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种境界也。[11]第一种境界是说，要持之以恒，意志坚定。尽管“昨夜西风凋碧树”，尽管只有一个人，还要独上高楼，还要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说，要能吃苦耐劳，经得起考验。尽管日渐消瘦，都“衣带渐宽”了，也绝不后悔，还是要心甘情愿地“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是说，在热闹场中，不会有所发现，你“寻他千百度”也不行，但偏偏是在“灯火阑珊处”，在人迹罕见的地方找到他了。

事实上，党史研究是非常清苦的，有时候读完一本厚书，也可能找不到一条需要的材料。并且即便投入很大精力，阅读大量史料，可以产出一点成果，但由于所谈问题皆属过去，也未必符合现实需要，所以很难受到大家的关注和认可，不像一些明星那样随便几句话，就可以引发社会轰动效应。因此对王国维的“三种境界”，我们党史研究者更需认真体会。正如金冲及先生指出：史学研究者，不要想一步登天，要立足于持之以恒的努力，“不争一日之短长”，扎扎实实地上了一层楼，再上一层楼。[12]

二、放眼读书

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所谓“案头书要少”，就是前文所说的读书须“专心致志”的意思。因为案头的书一多了，就会东看西看，则此心先已散漫了，这样自然看不出书中的道理来。所谓“心头书要多”，就是说要“放眼读书”，尽可能地扩大阅读的范围。所以案头的书，既不必受限于一科，也不必拘泥于一部。这一点对于青年学子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上“精神偏枯病”。若在青年时期，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要作由专而博的工作，其难真如登天。[13]

这就是说在读书过程中，我们还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梁启超说：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显出”，单有专长而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读书一事，“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若有一专长，又有充分常识，此为“最佳”[14]。所以，顾颉刚主张在读书时，一个人应配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他说：“显微镜是对于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于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于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于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15]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一些研究者读书太专之后，不但对史学以外不感兴味，即便对所专以外的部分，也是日渐疏远，甚至不能了解。对此，雷海宗曾经批评说：此种人只可称为“历史专家”，但不能算是“历史学家”。片断的研究，固然不可缺少，但对历史真要明了，非注意全局不可。我们时常见到喜欢说话的专家，会发出非常幼稚的议论。他们对于所专的科目，在全部学术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知，所以除所专的范围外，一旦发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16]。

其实，读书太专的问题，与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有很大关系。今日大学本科所设课程，在实施中往往专精有余而通识不足，而一般学生为学分、为毕业，对本门课程已是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高校就只能向社会送出一批半生不熟的知识青年。他们既无法从事专门的研究，又难以应付复杂的人生。此等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则又被挤到一条更狭窄的道路上，终日为论文、为课题劳神费力，这时候再要他们“不务正业”去放眼读书，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了。

但是，有志于学者，为学术人生计，还是要克服这些困难的。章学诚说：“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17]我们倘若不愿做这种“陋儒荒俚”式的专家，就必须事先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这如同造房子必先打好地基一样。打好一个大地基以后，在它的上面，建筑高楼大厦也好，建筑亭台轩榭也罢，都是悉听尊便的。但若是基础不好，上面所能够建造的，就只能是茅草屋、活板房一类的东西了。

当然，今日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无人可以再做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亚里斯多德。但对一门做到专深精透，对其他各门也能略知梗概，仍然是学者的最高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要向老一辈党史家学习。比如，胡乔木一生就是博览群书的，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还是哲学、历史、文学、法学、语言学、音韵学、逻辑学，也无论是古书还是今书、中国书还是外国书，他都广泛涉猎。数十年下来，他的大脑已经成为一个汇集各种知识的“海洋”，一提笔、一想问题，那积累的知识就会化作奔腾的文思，化作解决问题的智慧，凡是了解他的人，无不为之赞叹和称羡。[18]

在胡乔木的书架上，甚至还有许多似乎与人文社科无关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电子计算机、医学、冶金矿业、机床设备、生态环境等类书籍。藏书中既有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的《天工开物》，1928年版的《优生学与婚姻》，也有最新版的量子理论、宇宙体系论等新书。其中仅数学类图书即有几十种。他的藏书室设在家中最大的一个房间，银灰色的3米高大书架一字排开，共8排，每排17个，共136个书架，他的办公室里还有4个特大书架，林林总总，达4万册之巨，算得上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型图书馆了。[19]胡乔木之所以被誉“大学问家”、“中共中央一枝笔”，我想与他这种不拘一格的读书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在党史学家中，龚育之也同样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据金冲及先生回忆：龚育之一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记忆力特别好，知识面之广有时叫人吃惊。我们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有一次随便谈到康有为，谈到对联。我讲：吴佩孚在洛阳过五十大寿时，康有为送了他一副对联。上联是：如日方中，百岁勋名才一半；下联是：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他笑着说：第一句不对，是“牧野鹰扬”。他一说，我就知道自己错了。“如日方中”是朱东润教授送给另一个人五十生日的话，我记混了。而且它同“洛阳虎视”根本对不起来。给我印象那么深的原因是：中国近代历史是我的专业，不是他的专业。刚才举的恰恰又是一件小事，他完全不需要记得，却记得那样清楚，那样准确！可见他读书面之广，而且总是用心地读的。[20]

不过放眼读书，也不能空廓而不着边际，更不能舍弃专学，一味追求“博雅”之名。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由博返约的。否则，前无所见，后无所期，即便发愤苦读，也犹如“不系之舟”，纵然可以日行千里，又有什么实际的功用呢？梁启超说：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功夫，选定局部，阅读材料，抉择取舍。以十之一二做涉猎的功夫，随便听讲，随便读书，随意谈活：“如此做去，极其有益”[21]。因为这样汲取来的知识，可以彼此促进，相互补充，更有益于格物致知，把握事物的本相。其实学问本来就如同一个矿脉，各种矿体杂然并陈，只是人们为了学习的便利，才将之分门别类，使它们变成一系一科，各自独立罢了。所以在读书时，我们就只有将“显微镜”和“望远镜”一并用上，才能分清它的脉络，看出它的所以然来。

三、读专业书

书籍之浩如烟海，无人可以全部读完，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但人们之所以还要强调博学，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个人的学业必先专深，然后才能与之谈及广博，才能达到博学的境地。事实上，学者也只有专精一门，才有可能自成一家，成一家方可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就是吕思勉所说的“与本人专治的学问关系密切的科目”，应当“知之较深”的缘故。[22]就党史研究来说，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书籍，是需要“知之较深”的，必须作为重点阅读的内容。

第一，阅读文献。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党的历史文献，二是“经典作家”的著述。它们都是需要重点阅读的经典文献。党史研究者必先精通这类文献，然后才可遍览群藉。否则，“行不由径”，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朱熹说：“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23]也就是说，经典文献是“主人”，其他论著是“解者”，是它的“奴仆”，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它们的介绍，而应该登堂入室，与当事人对面交谈，这样才更利于问清事情的缘由，探明历史的真相。

其实，对党史研究来说，阅读文献还有另外两重意义：一方面，经典文献是历史演化的经验总结，是历史过程的逻辑结论。因此以经为本，然后读史，这样考之于经，验之于史，再会之于心，便可以“通古今之变”，把握党史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经典文献本身也是一种“史料”，是历史留给今人的“掌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侯外庐认为章学诚的这个命题，乃是清代“最放肆的学说”，在当时“有其进步的意义”[24]。事实上，即便在今天，它对于我们阅读文献，从事党史研究，也同样具有“进步的意义”。

当然，阅读文献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要述而不作，不可牵强附会。正如恩格斯指出：“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25]二是要实事求是，不可任情褒贬。比如，李大钊信奉马克思的历史观，但对其中的个别论断，也指出“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认为“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26]。这一看法当然体现那个时代的历史认识，但同样也表明李大钊坚持实事求是，始终保持“尊疑”、“重据”的史家本色。

第二，阅读著作。这主要也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历史”著作，即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的书籍，二是“史学”著作，即关于党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书籍。它们也都是需要重点阅读的书目。不过对这一类书，党史研究者也应有所侧重，要首选“最重要之书”来读。对此，徐复观的看法虽有些极端，但也确有其独到之处。一是不看第二流以下的书，至于那些专为稿费而写的文字，最好是一个字也不要看。二是读到书中的某一个问题时，要先把可以收集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今人的有关研究，先看一个清楚明白，然后再去对照原典；千万不能用后人的研究代替读原典的工作，否则一辈子都要“居人胯下”[27]。

对党史研究来说，阅读著作也有其特别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历史”著作，可以管窥一时代的治学精神。比如，把每一时期党史研究的主要著作，都搜罗齐备，按时间的次序排列，然后从头读起，这样通过历史比较，考察它们的内容、风格及方法，我们就可从中复活这一时代的学术精神，一如当年的样子。另一方面，通过“史学”著作，可以把握一学问的知识体系。因为这类著作是史学中的“哲学”，是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要集”。它所呈现的是党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流派和一切变动，并揭示其对知识及社会的贡献和消极影响。因此通过它，我们就可以增强在理解和运用这一门学问上的智慧与经验。

不过阅读著作，也需有公正的研判，切不可求全责备。事实上，正如章学诚指出：“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28]。大意是说，“风气之开”者，若要昭明风尚，必然有所取舍；“风气之成”者，若不更新创造，必然走向衰败。但世上谈论学术的人，不知道扶持风气，却只知道曲从风气，这也是“学而不思则罔”的缘故吧。因此，对于各种党史著作，我们今天不仅要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而且还要回到特定的史学语境中，作历史地想，作历史地看。

第三，阅读文章。其实文章也本是著作的一种，之所以将其单列出来，就是因为它还有与一般专著不一样的地方。常听人说，大部头好作，小文章难写。因为后者要求短小精悍，不给作者叠床架屋、铺陈渲染的空间。据说有人曾问丘吉尔：“如果让你作两分钟的演讲，需要多少时间准备？”他回答：“半个月。”“如果让你作五分钟的演讲，需要多长时间？”“一星期。”“那么让你做一个小时的演讲呢？”“现在就可以。”丘吉尔的回答带有幽默性，但其中也蕴含深刻的道理。因为短小精悍的东西，往往对结构和体例的要求更高。所以相对于一般专著来说，阅读文章对于锻炼我们的“史才”，往往更为直接，也更为有效。

就党史研究而言，阅读文章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以杂志为中心，阅读重要文章。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的相关论文，《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杂志上的专题文章，都是需要重点阅读的内容。二是以学者为中心，阅读代表作品。张静如先生曾提出过一个43人的党史学家名单，这其中有不少还是党史大家。[29]他们的文章在选题立意、谋篇布局上都有独到之处，所以也应当作为重点阅读的内容。

其实，阅读名家名篇，对党史研究者特别是其初学者的意义更大。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讲“学慎始习”的道理。他说：“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30]也就是说，一个人读书治学，与制作木器、印染丝束相类似，最初的加工对成功要起决定作用；一旦等到木器做成，色彩染定，就很难翻改变动了。所以初学的作者，必先研习大家的风格，順沿其根本去探讨其枝叶，这样文思才会自然圆通。

四、读传记书

传记书是史书的一种，因其有故事、有情节，一般人都爱读它，但许多学者却不愿将它作为案头书。其实读这类书，对我们的学术人生也是大有益处的。梁启超说：我们看一个人的传记，看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许多在很小的地方，所以自己对于小事末节，也当特别注意。但不单要看他的成功，还要看他的失败，如何会好，如何会坏，两面看到，择善而从。[31]

不过我这里要讲的，却不是这一类书的全部，而是专指学人的“传记书”。只是所涉范围要大些，不仅包括人物传记，而且还包括学术回忆和学人日记。我们研究党史的人，若多读一些这样的书，知道一位学者如何成就，其知识和素养如何养成，这样随他学去，便可使治学精神日益提高，治学方法日臻完善。

第一，学人传记。这主要包括两种传记：一种是“他传”，即他人对传主的记述，如《梁启超传》（吴其昌）、《胡适传》（罗志田）、《吕思勉传》（张耕华）、《范文澜传》（谢一彪）、《胡乔木传》（本书编写组）等；另一种是“自传”，即本人对经历的自述，如《胡适自述》《郭沫若自传》《顾颉刚自传》《上学记》（何兆武）、《暮年忆往》（张静如）等。这其中总有一两位学人，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阅读他的传记，便可对他一生的环境、背景、事迹、著作、性情等一目了然，无一遗漏。从他对学术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中，我们可以获得激励和鞭策，受到一种真切而深微的感动，从而不知不觉地发扬志气，向上努力。

笛卡尔说：神话的魅力唤醒了心灵，而历史上值得纪念的英雄事迹在被人读到的时候则提高人的心灵，帮助其形成判断；读好书就像与过去时代里最杰出的人谈话，他们向我们展示的尽是其思想中的精华。[32]而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一些学术名家就应当是心目中“最杰出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值得纪念的“英雄事迹”。事实上，也正是有这些“英雄事迹”，中国史学才得以绵延不绝、发扬光大的。比如，在司马迁的传记——《汉书•司马迁传》中，一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3]，曾让多少史学家为之前赴后继。在刘知幾的自传——《史通•自叙》中，一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34]，曾让多少史学家为之唏嘘感动。

当然，读学人传记还有另外一层现实意义。章学诚说：“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35]也就是说，史家是阅读历史的重要“媒介”，我们若不能“志其志”、“忧其忧”，就很难读懂他笔下所刻画的历史人物，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其志”、“其忧”，去把握更真实的历史了。这也就是我们研究党史的人，要关注学人特别是史家的传记的重要原因。

第二，学术回忆。这也主要包括两种回忆：一是本人撰写的“回忆录”，如《三松堂自序》（冯友兰）、《韧的追求》（侯外庐）、《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板凳集》（彭明）、《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二是他人编写的“纪念集”，如《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大历史系）、《程门立雪忆胡绳》（郑惠）、《何干之纪念文集》（刘炼）、《胡华纪念文集》（人大中共党史系）、《怀念龚育之》（本书编辑组）等。这其中虽然不都是“武功秘籍”，但也确有许多读书治学的“金玉良言”。

不过这种“金玉良言”，也不是可以轻易得到的。虽然有人愿意坦白出来，比如胡适就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确认，自己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另一个是赫胥黎。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而杜威则教他怎样证明。二者加起来就是他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36]。但也有人表示无可奉告，比如钱锺书夫人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就有一段十分有趣的记述：“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37]

这当然可以理解为钱锺书伟大的谦虚，亦或是他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却不仅要认识母鸡，而且还想看看它的营养结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身体的成长与摄入的食物有关，精神的成长也是如此。有些人精神茁壮是因为吃了常人吃不到的补品，比如机缘巧合，读到常人难见的内部资料；或者是得了什么海外仙丹，比如精通外文，优先获得域外文化的滋养，这些都是我们想探听明白的。其实，正如曹聚仁指出：无论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都有两种恩赐：一是“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二是“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38]。不过也确有一部分学者，对面交流，往往秘而不宣，但却愿意印刷出来，供大众学习。这的确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然而不管怎样，只要他把文字印刷出来，我们就可以收获曹聚仁所说的那两种“恩赐”。

第三，学人日记。与自传和回忆录不同，日记会给我们另外一种阅读体验。事实上，除非如某些天才人物在写日记的时候，就具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否则大部分的日记都是顺着事件之流写下来的。对日记主人来说，他可能计划着“未来”，并且“未来”对当下也未必都是晦暗不明的，但“未来”绝对不是“已知”的。[39]自传或回忆录就不一样了，因为在写作的时候，“未来”是已被确认的，这样传主就自然会筛选生命史中的材料，并有意识地赋予它一个意义的框架。

由此可见，日记所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变迁会更加真实。比如，鲁迅就曾说过：“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这样写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40]胡适的日记也是如此。余英时就曾指出：“胡适在美国留学的七年（1910—1917 年）是他一生思想和事业的定型时期”[41]。因此从这一部近80万字的《留学日记》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在异域文化中，一个学人日常生活和精神成长的鲜活材料，读到“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42]。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读传记或回忆录就如同“倒放电影”，可从故事“梗概”中，直接摘取治学经验；而读日记则如同“顺看电影”，带着“悬念”，观察事态的演化，这样可以收获更多故事“情节”。当然，阅读日记的意义也不止于此。事实上，几乎所有学者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私人写作的前史，并且这种私人写作还往往与此后的公开写作之间存有密切关联。而日记则可以保留这个“前史”的真实记录。因此我们从日记中看到的，就像画家画的不是画面，而是那画面形成过程中的各种草图；又像摄影家拍到的不是人体，而是那人体从受孕到发育和生成的全过程。这可以说是阅读日记，我们所能得到的又一大收获了。

五、读课外书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也就是说，要精通一门学问，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涉猎。这也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多读一些课外书籍，广泛涉猎旁门知识，还有更多益处。一是可以“劳逸结合”。比如阅读党史书籍，劳累了，找点其他方面的书来读，这样可以发挥大脑其他部分的功能，以缓解它在这一方面的过度疲劳。二是可以“博采众长”。比如研究党史问题，困住了，找点其他学科的书来读，这样有利于打通“障塞”，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章学诚说：“夫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用。五谷至良贵矣，食之过乎其节，未尝不可以杀人也。是故知养生者，百物皆可服。知体道者，诸家皆可存。”[43]所以对于“课外书”，我们只要“知养生”、“知体道”，就可以读出它的妙处来。

第一，书可养性。一般人太忙，有时候把性灵都泯灭了，不单趋逐于热闹场中为不可，就是沉溺在故纸堆中，弄得头昏脑胀，也会消耗读书治学的初心。这时候读些诗词歌赋，最能陶冶心性。曾国藩说他每日案牍劳形，而每夜必取诗文高声诵读，这是很有道理的。比如，他在一则日记中写到：“夜二更后，眼痛，腰痛，幸时时以苏诗、陆诗讽咏自娱。”[44]这种自娱也不单是为了消磨时光，而是其经史之外所必修的“课业”。曾国藩甚至认为，要“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45]。

与曾国藩一样，马克思也有读“课外书”的习惯。马克思爱读海涅和歌德的诗，爱读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也很喜欢看小说，而且有时是两三本小说同时开始，轮流阅读。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休息方法，那就是演算数学。代数甚至是他精神上的一种安慰剂；在生活中最痛苦的时刻，他总是借此自慰。例如在夫人燕妮病危的日子里，马克思已不能再继续照常工作，在这种沉痛的心情下，他只有把自己沉浸在数学里才勉强得到安宁。[46]曾国藩和马克思的例子，都能很好说明作一些其他“功课”，可以起到收心养性的效果。

不过读“课外书”可以养性，但也可以移性。比如毛泽东早年的阅读经历，就是一个例证。他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47]这些“课外书”，对毛泽东的影响的确很大，他后来在革命中的许多创举，也都源于早年阅读中收获的灵感。只是这种“移性”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但也有的“移性”是要我们引以为戒的。这使我想起《红楼梦》里薛宝钗的话。她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能有几个这样？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读书误了他，可惜他倒把书糟踏了”[48]。事实上，在党史研究中，也确有一些人读了“课外书”后，养成了“捕风捉影”的习惯，喜欢用“张家长、李家短”的心态，去研究党史事件，去分析党史人物。这真是“读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

第二，书可医愚。黄宗羲说：“学则智，不学则愚。”[49]这句话用在读“课外书”上也很妥帖。因为当局者有时反而糊涂，不如旁观者看得清楚，所以换个脑筋，也许更容易解决问题。再进一步说，“天下同归而殊途”，我们也不能“专己守残”，对其他知识“束书不观”。至于那种“入主出奴”的学科偏见，就更不可取了。古时候有个笑话说，寺中塑三尊像，先儒、次释、后道。道士见了，马上把老君移入中位。和尚见了，则把佛祖移到中位。读书人见了，又将孔子移回中位。三圣只得彼此安慰说：“我们原是好好的，却被这些小人搬来搬去，搬坏了。”我们切不可再做这样的蠢事了。

事实上，多读“课外书”，就如同给我们多配了几副“好眼镜”。前文提到顾颉刚说要配上两副镜子，现在看来那个“望远镜”还要讲得更具体一些。就党史研究来说，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和哲学的眼镜，都是必须具备的。在学术研究中，这叫做跨学科研究。譬如我们研究毛泽东，毛泽东的文史哲是贯通的，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就很难读懂毛泽东。再如我们研究一个具体问题，譬如民生问题，没有经济学知识，没有社会学知识，我们的讨论就只能浮在表面之上。总之，社会历史是复杂的，人生命运是多变的，我们只有多配上几副“好眼镜”，才能看得真切，才能做到“双眼自将秋水洗，一辈不受古人欺”。

当然，读“课外书”，也不能因此而走向极端。章学诚说：“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50]也就是说，读书治学，如果一味逐新趋异，就如同穿衣吃饭，饱了还贪美食，暖了还加皮衣一样。这是“书呆子”才会干出的傻事。所以，读“课外书”，也需有个“主心骨”。有之，则如张旭学书，见公孙大娘舞剑，便能有所感悟；无之，则如燕人学步，结果“失其故行”，只好“匍匐而归”了。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是需要牢记于心的。否则，种着别人的田，结果荒了自己的地就不好了。

第三，书在躬行。陆游还有一首教子诗，叫《冬夜读书示子律》。诗中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也表明一个人读书，须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纸上功夫，要无“遗力”；二是纸下功夫，要有“躬行”。这个“躬行”就是实践，读无字之书的意思。这是一种特殊的“课外书”，我们要利用它来检验书本知识，并通过它将已学知识化为己有，为己所用。

毛泽东早年就十分重视读这种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在这本听课笔记中，毛泽东还谈到对“才”的看法：“才者经济之谓也。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51]。这表明一个人获得才干，不仅要注重书本知识，读有字之书，而且还要注重社会实践，读无字之书。对此，马克思讲的更为直接，他说如果一个学者放弃参加社会活动，或像“乳酪里的蛀虫”那样，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或实验室里，远离当代生活和政治斗争，那就把自己毁了。[52]

其实，对党史研究者来说，多读无字之书，还有两大益处。一是可以丰富阅历，更好地阅读党史书籍。清代文学家张潮说过：“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53]二是可以积累经验，更好地讲述党史故事。黑格尔也说过，对于同一句格言，出自饱经风霜的老人之口和出自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之口，其意指和内涵是不同的。[54]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从由幼年走向了成熟，他不再是一个懵懂少年，而是一位阅历丰富、经验丰富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了。我们若不多一点阅历和经验，又怎能讲出它的那种“饱经风霜”的味道呢？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8页。

[2] 蔡尚思：《我是怎样冲破重重难关的》，《学人谈治学》，浙江日报编辑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页。

[3] 据同学饶余威回忆，钱锺书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也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划线和评语大都是自此君手笔”。参见《清华的回忆》，《清华大学第五级学生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4] 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版，第72页。

[5] 陈玉新：《钱钟书的人生智慧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6]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3页。

[7]《<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8]《朱子语类（卷十•学四）》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8页。

[9] 杨伯峻：《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4页。

[10] 张贻玖：《毛泽东的书房》，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11] 王国维：《人间词话》，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12]《金冲及先生治学答问》，《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

[13] 雷海宗：《专家与通人》，《大公报》（重庆）1940年2月4日。

[1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40页。

[15]《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和方法》，《学人谈治学》，浙江日报编辑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6页。

[16] 雷海宗：《专家与通人》，《大公报》（重庆）1940年2月4日。

[17]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1页。

[18] 徐永军：《胡乔木的每天三件事》，《党的文献》2015年第4期。

[19] 夕羊：《胡乔木和他的藏书》，《图书馆界》1996年第3期。

[20] 金冲及：《人生有追求》，《怀念龚育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2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40页。

[22] 吕思勉：《吕思勉谈读书治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23]《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3页。

[24]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页。

[26]《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27] 徐复观：《我的读书生活》，台北《文星》第4卷第6期，1959年12月出版。

[28]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4—155页。

[29] 这43位党史学家指的是：胡乔木、胡绳、何干之、胡华、张如心、龚育之、石仲泉、廖盖隆、金冲及、鲁振祥、彭明、王淇、彦奇、戴鹿鸣、何沁、王真、纵瑞堂、萧超然、沙健孙、梁柱、周承恩、张注洪、刘弄潮、刘桂生、毛磊、王学启、何理、肖甡、盖军、郭德宏、王仲清、朱乔森、金春明、吴家林、马模贞、马洪武、王德宝、杨世兰、徐树绩、郑灿辉、郑德荣、姜华宣、谭双泉等。参见张静如：《中共历史学怎样研究文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6期。

[30] 刘勰：《文心雕龙》，王运熙等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

[3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31页。

[32] 笛卡尔：《论方法》，《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何兆武主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页。

[33]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第9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34] 刘知幾：《史通通释》，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3页。

[35]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6页。

[36]《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页。

[37]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名作欣赏》1992年第2期。

[38]《曹聚仁文选》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39]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6页。

[40] 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41]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2]《胡适全集》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43]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5页。

[44]《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585页。

[45]《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09页。

[46] 保尔•拉法格等：《忆马克思恩格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8页。

[47]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8页。

[48]《脂砚斋全评石头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页。

[49] 黄宗羲：《明儒学案》下册，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7页。

[50]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4页。

[5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9-530页、第548页。

[52] 保尔•拉法格等：《忆马克思恩格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页。

[53] 张潮：《幽梦影》，刘如溪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42页。

[54]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23页。

作者简介：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学术界》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