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分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看法。综合考虑时代特点、历史任务、时间跨度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50年”。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人类解放理论主题不断展开、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历史，表现为前后相继的发展主题阶段：在科学论证人类解放的过程中创立和发展、在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革命中发展前进、在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曲折前进、在追求人类解放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实践推动下开拓前进。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认清马克思主义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历史逻辑，自觉承担起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神圣职责，是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获取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历史阶段  发展主题  历史脉络
    作者简介：孙来斌（1967-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一、引  言

 

历史分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根据南斯拉夫著名哲学家弗兰尼茨基的观点，每个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分期、对问题和人物的选择以及对所获得的成就的批判性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做阶段划分，要综合考虑历史分期的依据、时间跨度的衡量、国别地域的反映、人物流派的选取等因素，因而“是一个众说纷纭，颇难完全统一的问题”。英国著名学者麦克莱伦曾说：“近百年来，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繁杂，有时竟难以捉摸，想要对它作出很全面的考察，必定会流于肤浅。我力图要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描摹出来。”

从国外相关研究情况来看，具有代表性的分期观点有两种：一是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五阶段分期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三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二是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五编”分期法，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中国和第三世界、欧洲和美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前者侧重历史脉络，后者侧重地域反映，两种划分在国际范围内都颇有影响。但现在看来，由于成书时间、写作视角等原因，两本著作分别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做了东欧式、英美式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及西方的发展情况反映较多，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反映不够，尤其是缺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的反映。而且，两本著作在何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贯穿其间的主要脉络及其变化方面缺乏阐释。

从近年国内相关研究情况来看，由于研究选题的特殊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总体偏少。其中，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的分期为：19世纪的奠基时期、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时期、在社会主义连续胜利中重大发展时期、20世纪下半叶的曲折前进时期。庄福龄教授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总体沿用了前书的分期，且对理论主题做了一些新的概括，将叙述分为四篇：奠基篇（1840—1895）、开拓篇（1895—1917）、发展篇（1917—1956）、创新篇（1956—1997）。总体来看，这两部著作在学界影响大、流传广，但由于成书时间的原因，都未能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因此，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视野，无疑很有必要。

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大致将50年作为历史分期的时间跨度。具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反映马克思主义批判对象本身的变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表明，自18世纪末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存在45—60年的长期波动。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本身应该反映批判对象的这种变化。其二，选择合适的时间跨度对发展阶段进行分辨扫描。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做整体性质的分期扫描，应该选择较大的时间跨度，不拘泥于微小的细节，而侧重反映思想脉络、主题演进、历史坐标。当然，这种历史分期力图真实反映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过程，虽然“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尽可能“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其三，参照有代表性的历史分期方法。1908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曾以回顾和展望的双重视角，根据斗争特点的转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两个50年”。有国内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诞生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历史划分为“三个50年”。这种历史分期方法，大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是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是人类解放，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21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因这一主题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演进而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50年”。

 

二、第一个50年：马克思主义在科学论证人类解放的过程中创立和发展 

 

 

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1895年恩格斯逝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50年。

科学论证人类解放的伟大意义及实现途径，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题。19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既出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个性自由的萌发、普遍交往的进步，也出现了社会矛盾的加深、阶级对立的尖锐、民族压迫的扩大：自1825年开始每隔十年周期性爆发的英国经济危机，深刻表明了西欧社会基本矛盾的加剧；相继爆发的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强烈表达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英国对印度的多次侵略战争、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突出反映了西方对东方的掠夺。这深刻表明，资本主义在带来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是19世纪上半叶提出的世界之问。对此，当时欧洲思想界纷纷提出解决之道。国家和法的完善、人性的自我认识，分别反映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解决之道，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李嘉图-穆勒定律”反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思考，但改良主义的思路难以医治资本主义的痼疾；“实业制度”“新和谐公社”“世界协作”等救世方案，反映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探索，但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愿景无法解脱现实生活中的苦难。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审视了脱离实践的思辨哲学、隔靴搔痒的改良主义、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经过艰辛的理论跋涉而获得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发现，以其对问题分析的深刻性、社会批判的彻底性、解决方案的现实性，实现了对各种社会解决方案的批判性超越。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批判性超越的过程，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是在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主体活动中不断推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主宰社会运行、形塑社会面貌的统治力量。资本的私人性、剥削性、扩张性、历史性，演化为占有的逻辑、剥削的逻辑、侵略的逻辑、暂存的逻辑。资本逻辑的生产形态、人格形态、国际形态，导致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相矛盾、资本与劳动相对立、西方与东方相冲突。资本逻辑生成了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但又不断由这种资本扩张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危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人类解放的发展前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刻阐明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辩证统一。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让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而消灭资本的统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答案。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思考了西方与东方相冲突的解决之道。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三个从属于”深刻揭示了当时西方与东方的不平等关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强烈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野蛮掠夺，声讨殖民主义者对东方民族犯下的无耻罪行。在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凭借对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深刻把握，凭借对俄国等东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证材料的深刻把握，提出了一种特殊的东西方共同胜利的设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一设想，事实上也给出了解决资本逻辑所致的西方与东方相冲突问题的答案。其基本思路和主要之点在于，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在东西方革命相互补充的世界革命中，推翻资本统治，实现人类平等、自由和解放。概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在三者相互交织、有机结合的理论整体中，人类解放这一理论主题得到理论彰显、科学阐明。

从西方产生到世界传播，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传播的重要特点。反对制造理论的乌托邦，深深扎根于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学说的根本特质。马克思主义从一诞生起，就与工人运动密不可分，决不满足于“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为推进革命斗争实践、加强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而不懈努力。1864年9月第一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工人运动国际联合的新高度。马克思强调指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在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受了巴黎公社实践的初步检验。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及时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多方面深化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第一国际解散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亟需成立新的国际联合组织。在恩格斯的倡议下，第二国际于1889年成立。恩格斯竭力弥补因马克思的离世而可能出现的理论缺位，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提出新的观点。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敌对的理论和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先后展开对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杜林主义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到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走出西欧，不断扩大国际传播和世界影响。具体到俄国而言，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1卷的俄文版先后出版，到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多地被译介到俄国。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第二版序言中不无感慨地写道：曾几何时，沙皇俄国还被视为阻碍欧洲前进的反革命堡垒，而现在“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1885年4月，恩格斯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抛弃了过去抱持的民粹主义思想，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因此致信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表示“感到自豪”，并说：“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三、第二个50年：马克思主义在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革命中发展前进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50年。

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拉开无产阶级伟大革命斗争的序幕，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列宁这里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指的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并出现一些新变化：由于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垄断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似乎得到了克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对抗看似已经消失；资产阶级调整统治策略，一方面有限度地扩大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实行资产阶级改良政策，另一方面利用从殖民地掠夺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导致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革命意识淡化，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得到缓和；随着殖民地的瓜分、资本输出的扩大和垄断资本国际剥削的加剧，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与东方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但后者力量薄弱、反抗难以奏效。世界资本主义的上述变化，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理论家们的反思——时代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是否过时？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其中，伯恩施坦的观点尤为引人关注。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论著中，伯恩施坦声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原理已经“过时”，必须对它进行系统的修正。根据伯恩施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缺乏解释力，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在其自身系统内可以得到解决，进而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此，他大谈特谈“最终目的微不足道”，极力淡化人类解放的最终追求。

列宁积极参加了反对伯恩施坦的思想理论斗争，并以其深入的理论研究，科学回答了时代之问。他深刻揭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实质，即“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严肃批判了修正主义借口实践的发展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错误，强调只有把坚持和发展结合起来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他坚信：“19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小市民的种种动摇和弱点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理论斗争的过程中，列宁潜心研究唯物辩证法，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列宁根据无可争辩的大量统计材料和研究资料，科学回应了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他深刻论证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性、腐朽性、过渡性，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科学预测到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为俄国在帝国主义时代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积极践行人类解放的追求、在伟大的社会革命中发展前进，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题。开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是这一主题的实践成果。以帝国主义论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以一国胜利论为直接理论指导，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将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理论变为制度上的实践。“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走在追求人类解放道路的前列，这看似是一条奇怪的历史之路，实则不然，它彰显了革命辩证法所反映的历史逻辑。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表明，间接过渡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可行道路。关于苏俄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列宁有过和平共处的论述，但更多论述的是世界革命话语下的斗争思想。为了促进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和人类解放事业，列宁在1919年创建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概括地讲，列宁用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回答时代之变，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回答工人阶级“怎么办”，用新的理论阐发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指明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用间接过渡的方式表明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用关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回答了帝国主义条件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出路问题，等等，将马克思主义整体推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继续领导苏联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后来评价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鸦片战争以后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进步潮流同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潮流的历史交汇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考察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的成果，包含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丰富内容，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总的来看，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推翻资本统治、追求人类解放的探索，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系列著述中，列宁多次表达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意思。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明确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用斯大林的原话重申了这一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正确的时代判断，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联系起来，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中国的建立，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开展，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提供了可行的出路、光明的前景。这一时期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既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也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条件和契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大批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彻底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世界各民族平等交往、共同发展展现出光明前景。”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亚洲风暴盛行及其“‘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取得胜利和在西方遭遇失败的不同命运，促使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开始进行深刻反思。其中，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关于俄国革命道路普遍意义的反思、关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道路的探讨，助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其中，葛兰西以“反《资本论》的革命”为题的文章，体现了他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独特理解。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和列宁“分别表现了两个阶段：科学和行动，这两个阶段既是同质的，又是异质的”。受卢卡奇、葛兰西等人思想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此后不断发展，并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达到鼎盛时期，出现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演化为探讨人类解放主题的特殊而复杂的思想谱系。

 

四、第三个50年：马克思主义在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曲折前进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50年。

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来促进人类解放的事业，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与对峙。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形成。随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先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论战，而后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解冻’，成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各自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1956—1966年，中苏两国共产党发生十年论战。中苏论战背后的成因、涉及的内容都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具体地说，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选择怎样的相处之道？对于这一重大时代问题，中苏两党在当时产生了分歧。其中，苏共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必要性，认为帝国主义已经愿意接受和平共处，“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中共则认为帝国主义是和平共处的障碍：“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对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苏共强调重要性、现实性，中共强调条件性、斗争性，各自站在自身立场和角度，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做法来评价对方。关于中苏论战，邓小平后来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东欧国家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开始着手改革。总的来看，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有体制的弊端，僵化的模式不仅抑制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而且也抑制了社会成员的个性发展，由此拖累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进程。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以后，开始调整改革思路。他主张“改革新思维”，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强化并放大了赫鲁晓夫忽视不同制度之间斗争性的错误。正如意大利学者安德烈·卡托内指出的：“戈尔巴乔夫并未强调资本在世界统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是对这一新情景作了一种中性的描述，结果把谁是决定因素、谁是被决定因素这个谁依赖谁的矛盾(相互依存的矛盾)掩盖起来了”。这样做的结果，最终使改革方向出现根本性的错误，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1956年，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历史经验，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惜的是，“第二次结合”也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实现的。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阶级斗争的作用被不断强化，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吹响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首创成果。这一首创成果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巨大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21世纪。

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实现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精神大提振，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了多方面的理论突破。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谓最突出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将市场和计划从社会基本制度中剥离出来，突出其经济手段功能和具体制度属性，突破了将市场逻辑等同于资本逻辑的传统思想束缚，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相结合，使全社会充满了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在实践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理论上实现了三重不同意义的超越，即超越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传统解读、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超越“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是有利于推动人类解放进程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起着一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发挥人民性、公平性的价值导引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也发挥着一定的渗透与浸染作用，它根据强大的市场逻辑去影响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个体性、效率性的催化作用。从实际运行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人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当然，在积极利用资本的同时，如何处理好市场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关系、着力减少资本逻辑对人的发展的负面影响，始终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总起来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当下实践及历史进程有了更为深刻、具体的认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处于长期并存、相互竞争、既有斗争也有合作的关系状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世界社会主义与各国社会主义之间呈现整体与部分、国际性与民族性等多重关系状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可以而且应该是多样的；现实社会主义与未来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过程与目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关系状态，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人的发展的每一个进步客观上都是向着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目标的接近。这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的理论观点，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解和认同。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继续发挥重要影响力。在拉丁美洲，依附论影响深远。这一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旨在探讨外围资本主义不发达状态成因及其对策。它以拉丁美洲为分析范本，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宏观背景，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理论来源，以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为理论叙事，深刻批判了“中心”对“外围”的剥削，从独特的视角对不发达问题做了一种新的诊释。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新的动态。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出现了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其中学院派研究渐成主流，传统革命话语退隐，社会运动主体重构，探讨重点指向社会正义、生态危机、城市空间等现代社会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阶段的行程中既有凯歌高奏，也有叹息低吟；既有重大曲折，也有柳暗花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度过了“黄金时代”，各种危机交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的结尾，即在人类处于世纪之交、千年更迭之时，一些西方学术组织和媒体纷纷推出千年风云人物评选，马克思先后在多次评选活动中名列榜首。一个以批判资本主义著名的思想家，被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学术组织和主流媒体评为千年伟人，成为一种引人关注、令人深思的千年级的“现象”。这一现象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穿透力和现实影响力做了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注脚。

 

五、第四个50年：马克思主义在追求人类解放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实践推动下开拓前进 

 

 

从21世纪伊始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四个50年。这一个50年，同时包含已然和未然。站在历史和未来之间的当下思考，兼有回顾和前瞻的双重性质。马克思主义在这一个50年的发展，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它在21世纪的发展样态乃至整个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

“21世纪的马克思几乎必然不同于20世纪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必须对当前人类遇到的时代问题作出深刻有力的回答，才能迎来新的更大的胜利。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为促进人类解放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经济基础和交往手段。同时，世界面临的复杂性、风险性、不确定性不断突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抬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工人阶级革命意识愈加模糊，社会政治运动的主体、客体、手段、环境、过程、结果等都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样性、耦合性。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政治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总体性的高度复杂性实践，其中，作为这种高度复杂性实践的特殊表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高度复杂性问题，人类解放面临多元复杂性因素的挑战。世界怎么了？人类解放事业何以推进？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之问。

“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这是青年马克思的名言。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我们无法预见21世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倘若这些解决方案要获得成功的机会，它们就必须提出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面对西方社会出现的高度复杂性问题，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虽仍在坚持资本主义批判，但阶级话语进一步退却，“后”学（“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风格流行，社会替代方案乏力。值得注意的是，伯尔特·奥尔曼教授坚持阶级话语，并对人类解放之路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做了自己的分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已开始死亡，这是确定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则是进入“野蛮时代”（高度文明的中断）；要将社会主义从可能变为现实，就需要抢在“野蛮时代”到来之前发生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要使社会主义革命从可能变为现实，工人阶级必须形成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可能是成功，但也可能是失败；为了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的可能，马克思主义者“无论身处何地,都要尽其所能地去为之奋斗”。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的使命，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篇章，奏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最强音。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从思想史的长镜头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价值追求，谱写着人类解放事业发展的新篇章。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要勇于回答时代之问，并着力破解一些高度复杂性的问题。

直面资本逻辑与全球性挑战问题的特殊纠缠。当前，全球出现一系列亟待解释的背反现象。第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与“失能”。面对2019年刚果埃博拉疫情、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科学技术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但与“科技拯救人类”的美好愿景相比，显得行为笨拙。第二，人类普遍交往的扩大与“失序”。在现代交通、信息产业的支撑下，当今人类交往的普遍性、深刻性发展到新的历史水平。同时，国际上出现了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的现象，出现了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退步思潮。第三，西方社会调节机制的流行与“失灵”。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解释失效、运用失灵的困境。在经历了政府的强化管制、放松管制、再次强化管制的循环之后，资本主义危机仍然反复发生。这些背反现象，既有资本逻辑引起人类的“连带的祸害”（如国际金融危机），也有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如新冠肺炎疫情）。资本统治导致金融危机、劳动异化，妨碍人类自由；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面具下的生活”，同样妨碍人类自由。“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时至今日仍有其道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该继续亮明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反对资本逻辑对世界市场的主宰，推动改变少数国家主导市场秩序、国际金融资本恣意放纵的市场局面。与此同时，必须积极回应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要积极回应国际进步人士的有关呼吁，努力汇聚追求人类进步和解放事业的强大力量。

处理东方与西方之间制度与结构的双重摩擦。当代中国正经历着自身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两个方面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制度摩擦，是长期存在的；强起来的中国与日益焦虑的霸权主义大国之间的结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摩擦不可避免，但是分歧可以管控，摩擦可以节制。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要改变以霸权主义为主题的世界历史叙事。在今后的中美博弈过程中，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该通过协谈与斗争相结合、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等多元多样途径，同时处理好制度摩擦和结构摩擦，促进大国关系的特殊平衡，并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澄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搞所谓的制度趋同、模式统一，而是强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包容和超越发展程度、发展道路、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别，强调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

破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自主与发展的两难困境。在国际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西方中心论长期大行其道。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模拟欧美国家的经济起飞路径，才能斩断贫困与落后的因果链条，实现现代化”。然而，“按照这种理论行事，众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反而陷入自主与发展之间的悖论，面临所谓保持自主与实现发展难以两全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在关乎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保持自己的原则，走一条自主发展之路。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人要带领人民接续奋斗，完成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届时，我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讲，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实现了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整体发展，又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有机结合，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性逻辑的超越。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而可靠的选择，因而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贡献。

尊重社会主义运动国际性与民族性两大特点。实现人类解放，必须依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离不开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民族性的特点。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表明，如何正确对待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与民族性，是人类解放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解放的蓝图是美好的，但是它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实现模式。“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我们只有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才能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才能为其他国家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提供借鉴。对于中国自己来说，“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时代的问题已经提出，关键看人们如何作答。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和人类解放的前景，中国共产党人最有理由自信。“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书写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类解放的中国故事，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六、结  语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人类解放既是崇高的社会理想，也是现实的展开过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望马克思主义发展已经走过的路，无疑可以从中获取宝贵的历史经验，从而启示我们走好当下的路，并稳健地迈向未来。

其一，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而时代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时至今日，“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只要大的历史时代没有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人类解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永恒的主题。当然，这一主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具体说来，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以及人类面临高度复杂性挑战的时代条件下，人类解放这一主题依次表现为：在科学论证人类解放的过程中创立和发展、在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革命中发展前进、在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曲折前进、在追求人类解放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实践推动下开拓前进。从中不难看出，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一元，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价值旨归，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阶段而始终不变；人类解放追求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多样，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现实任务，随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演进而变换。这种一元与多样、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有机统一。

其二，认清马克思主义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它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前进的。英国学者齐曼斯基曾描述过这种现象：“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发展大致可以描述为螺旋的曲线”，在经历改良主义的危机之后，“正统的、批判的和富有想象力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起来并接近领导地位”。这种现象，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19世纪20世纪之交，先是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泛滥，造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严重曲折，但是，历史接着迎来了列宁主义诞生和十月革命胜利的辉煌。20世纪末21世纪初，先是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造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严重曲折，  但是，在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之后，历史接着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辉煌，并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挫折，邓小平认为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并告诫人们：“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人类解放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我们不能因过程曲折而放弃目标，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

其三，自觉承担起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神圣职责。纵观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主题是一元多样的，也是一源多流的。从一元多样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版图存在一个重心变迁的过程，即重心从西欧到俄国再到中国，总体上表现出由西到东变迁的过程和态势。从一源多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版图存在一个多种路向的过程，即作为共同思想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东方和西方都有发展演进、思想谱系。就其发展脉络而言，从西欧到俄国再到中国，无疑是一条基本路向、历史主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来看，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自动实现的，它离不开理论主体的积极推动。回应时代问题、进行理论创造、指导社会实践，需要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必须有更明确的主体自觉、历史担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有兼具自信自觉的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引领，有独领风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强力支撑，有国际上追求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正义力量的积极支持，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定会引领我们向着人类解放的崇高目标阔步前进。

 

参考文献：

[1]顾海良编著：《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2]梁树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主题的深度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年第1期。

[3]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及实现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