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不是指特定历史时间点的选择，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选择，是从受资本逻辑主导的附属国家走向主动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带有偶然性的主体选择在其后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通过纯粹文本研究、理论逻辑推演能提出来的，它实质上反对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理解的教条主义，以及过于看重经验而看不到思想、理论价值的经验主义，本身包含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马克思主义与化中国的统一，是包含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时代会开辟思想的新境界，会赋予思想以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地开辟新境界，必须不断地做出原创性贡献，才能去引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宣传应该抓住的主线是：品鉴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智慧，感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量。应该坚持的学术旨趣是：面向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学理的回应，推进思想的发展，助推实践的进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有很多命题或范畴，本来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意蕴，但当被说多了、说泛了，我们可能就会忘掉它提出的背景和意义，就会看不到它所内含的实质和真谛，以及它对当今时代的启示和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就是如此。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面对当今中国思想观念领域的现状，我们仍需要全景勾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意义和价值，更清晰地回答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如何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问题，厘清一些相对模糊的、有争议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助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历史的选择”？

作为产生自欧洲19世纪中叶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被接受，最终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个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过程，我们常说，是历史的选择、必然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需要回应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三个选择”。只要是选择，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偶然性。之所以认为是历史的选择、必然的选择，普遍认同的原因是，这是在当时经过充分比较、大浪淘沙的结果，是在比较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等各种思潮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

这种理解当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如此观点实际上是把历史的选择理解成了在特定历史时间点的正确选择。也就是说，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一套能够带领中国走出困境的的革命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恰恰就是关于革命的理论，因此当时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带着浓厚革命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具备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潜力的马克思主义。依这种逻辑，会带来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际上就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注定只是名义上的。这意味着，从革命的视角进入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只是看作政治革命或暴力革命的理论，历史的选择也就只能被认为是在历史时间点的正确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不是指特定历史时间点的选择，而应该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选择。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到今天的历史进程，归根结底就是从君主专制国家走向民主法治国家、从传统社会（封建社会或专制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西方资本帝国的侵略主观上的“恶”带来中国社会发展客观上的“善”，使中国进入到被动现代化的进程中。摆脱西方资本帝国的控制、找到主动现代化的道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现代社会，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而马克思主义一定意义上就是关于人类社会摆脱资本逻辑主导、世界历史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当时的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却饱受着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带来的一切灾难，历史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中国摆脱特权等级逻辑和资本逻辑，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因此我们说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必然的。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这段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从受资本逻辑主导的附属国家走向主动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政治革命只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也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目的本身，而是为了摆脱资本逻辑主导的历史阶段不得不主张采取的方式或手段。中国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也绝对不只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分析资本逻辑与市场经济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每个阶段包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都绝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而是一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理论。也只有如此理解，才能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历史的选择，强调的是必然性，也就是说它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个阶层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也绝非是由个别伟大人物或一两件历史事件所能左右的。这是否就意味着主体的意志和力量仅仅是被动的，或者毫无价值？我们该如何理解它是人民的选择？如何理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做出的选择与人民的选择的关系？

这个问题关涉对客观历史规律与主体能动性关系的理解。唯物史观从来不否定历史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反而认为历史必然性是通过历史之人的主体能动性显示出来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人的活动，历史什么也选择不出来，历史的必然性归根到底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的必然性，而且实现历史的目的或结果，必须既要找到积极的主体力量，又要依循根据主体的历史活动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主动的、积极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人民的选择，强调的是主体能动性，说明的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在救国救民道路上进行的主动的抉择，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抉择。

少数知识分子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的具体体现，人民的选择也并不排斥少数知识分子、先进分子的贡献，它开始于少数知识分子的选择，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选择为中介最终呈现出来。必然性也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历史必然性不可能通过个别具体的历史事件表现出来，只能在这些事件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来，在历史进程中的人也很难意识到（不排除少数人能意识到）自己从事的事业的历史必然性。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带有偶然性的主体选择（在当时经过多次选择也具有历史时间点的必然性）在其后的历史阶段、包括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才呈现出清晰的必然性，能动主体的能动活动最终成就了历史的必然性。这恰恰符合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中国人民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什么还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呢？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思路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发挥作用，要在中国落地，那就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挖掘这一命题在当今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绝对不是通过纯粹文本研究、理论逻辑推演能提出来的，而是在革命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甚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提出来的。众所周知，正是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最早提出了这一命题，他讲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有观点认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从一开始便具有某种‘中国化’的特色”，他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中国化，只是没有明确提出罢了。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容易犯在中国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错误，而且还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意义大打折扣。总体上来看，自觉地主张并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该是毛泽东，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最多可以被视为自发推动。

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知道它所针对的两个对立面，也就是当时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两种错误倾向。不提这两个对立面，我们就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成一个泛泛而谈的命题，认清了这两个对手，就会发现它的现实针对性。其中之一是经验主义，这个对立面自然是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其道理是，立足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经验，搞中国的革命就行了，何必要靠外来的思想？显然，能够成为经验主义的人都是经验丰富的，没有太多经验的人很难成为经验主义者。依靠经验来干革命、做事情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过度强调经验、依赖经验，看不到或低估思想、理论的价值就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解决中国问题、推进中国社会变革，没有一套指导思想肯定是不行的。

另一个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其实是很典型的“学院派”，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标榜自己代表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以共产国际决议名义，以为照搬苏联经验，就能够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能成为教条主义者的也不是一般人，因为他们要么是坚决不打折扣地执行上级指示，要么肯定是熟读甚至精通马克思主义并且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信服和认同这套理论就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没有错，本身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错误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也一定会无视一些人已经积累起来的中国革命的经验。

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反对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理解的教条主义，以及过于看重经验而看不到思想、理论价值的经验主义。理解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不要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要在有意识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的时候，无意识地成为违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神实质的人。应该看到，并不是我们认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对立面在今天实际上还是存在的。到现在依然存在着“什么主义都无所谓、靠经验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就行”的观念，也依然存在着沉浸在经典文本中、用经典作家的某句话为依据来评判现实的观念。教条主义的思维还是经常会出现的，因为人们越相信某种理论的力量，就越容易陷入到教条主义中，这种不加反省的“信仰”往往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障碍。在今天也总有人欣然把对经典作家的文本考证与研究作为真正的学术和思想，不看具体语境而依据经典作家的话来讽刺和批判改革开放以来的具体实践，把符不符合经典作家的观点的做法作为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我们在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时，绝对不能只是固守、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某个观点，更不能单纯以其为本来评判现实。如果生搬硬套，理论脱离实际，必然会陷入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只会陷入表面上热闹非凡，实质上沦为思想文化边缘的局面，造成理论上的停滞发展和实践上的重大失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包含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其一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出现，就是要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就是要回应时代、引领时代的，如果它不与世界、时代对接，不与中国、实际结合，就无法发挥它改变世界、引领时代的作用。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为了理论而理论，完全用理论来评判现实，只有实现中国化、解决中国的问题，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彰显这一理论的力量。其二就是要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坚持就是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不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力量必须在发展中得到验证，如果始终固守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看似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作家的尊重，实际上则是对经典作家的侮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国现实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三、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对手出发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可以对其加深理解。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还需要正面回答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在基本已经形成的共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包含“两化”，一个是“化中国”，一个是“化马克思主义”。

具体而言，所谓“化中国”，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落脚点为分析中国问题、影响中国历史进程。这方面实际上就是要求要立足实践，正如毛泽东早就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就此而言，能动地改造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化马克思主义”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总结和提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落脚点为发展理论、创新理论。这方面就是要求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言说，接着马克思的理论往下说，说出经典作家、前人没有说出的新话，表达出新观点、新范畴、新命题、新判断，而不只是简单阐述他们的思想，只是客观描述他们的思想或仅仅执着于“正本清源”。它要求我们随着时代的要求实现理论本身的发展，因此必然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

另一方面，就是要运用中国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落脚点为中国话语、中国表达。如果说，第一个方面的“化”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内容上的“化”，这方面的“化”可以说是文风上的、形式上的、叙述上的“化”。这方面的要求就是“让马克思说中国话”，把马克思主义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它又必然含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甚至生活化的意蕴。相对于第一方面的“化”，这方面的“化”似乎相对容易，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还是存在语言表达过度政治化、学术化而不接时代、不接地气的问题。

无论是“化马克思主义”还是“化中国”，这里的“化”强调的都是过程，是变化、改变、变革、发展的意思。“化”的过程必然会产生结果，结果也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现，就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里还存在着相互模糊并未形成定论的词汇，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一些术语。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强调的是作为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互结合、也就是化马克思主义与化中国同时进行的过程。一个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作为结果或作为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形成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是包含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是包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

既然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术语，就有必要区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这些经典作家的学说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有时也可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又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学说。当然还有更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被之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中文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有时是狭义的使用，有时是广义的使用。当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狭义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做出如此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成立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话题之外，谈论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看作是广义的，尤其是讲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时，一定是广义的使用，一定不能只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广义和狭义的区分，有助于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其实，如果我们认定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才叫马克思主义，认定马克思主义只是19世纪欧洲的某种思想，那么它就会有过时的地方。如果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思想，它本身就包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时候，那就不会问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问题了。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反映了提问者还是只从狭义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没有从广义上去理解。

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提出反对把西方理论奉为圭臬时，有人会反问，马克思主义不就是西方的学说吗？其实，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早就不再是来自19世纪欧洲的思想，它至少是古今中外的各种理论、各种文明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理论。我们很难想象，一种纯粹的外来的学说、与中国文化毫无融合的思想可以成为中国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已经将中华优秀文化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兼容并蓄各种先进理论的统一体，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扎根，才能成为指导思想。

四、如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间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这些理论成果，需要讲清楚的有三对关系：

第一对关系是作为创立者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对关系，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所立足的时代背景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特权和等级逻辑到资本和市场逻辑、从相对封闭的国家到开放的全球化、从相对稳定的生活到激烈变革的生活的历史阶段，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资本和市场逻辑主导的人类社会历史阶段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也包括当今中国所要面对的问题，当然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需要回应的、而且一直在力图解决的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所立足的大的历史时代背景没有根本改变，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以贯之的。不能怀疑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找到了很多的借鉴。

当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面向不同阶段的中国问题而生的，肯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一样。因为时代一直在发展，每一代人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完全以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作为评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有些情况下，我们会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看作为普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特殊的、民族化的，这当然有一定道理，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面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进行分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多面对的是中国社会及其历史走向的问题。但我们在今天应该看到、也应该着力挖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在中国，不仅仅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显著标志，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还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内容本身，也提供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第二个关系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一般表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词汇的关系。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是它更加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可以看作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进行的概括，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进行的概括。

关于这两次飞跃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当前存在的错误观念是，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两者不是一回事，也因此有了两种相对立的观念，要么只推崇毛泽东思想，认为它才是唯一的、真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是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具有当下性。从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上来看，两大理论成果必然有所不同，但我们不能因此割裂开来，更要避免将两者对立起来。习近平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时曾提出：“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同样，我们既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否定毛泽东思想。

我们需要强调，毛泽东思想里面存在着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都可适用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解放思想的产物，本身是对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理解的打破。就像我们不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某句话来认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一样，我们也不能根据毛泽东思想或者毛泽东的某句话来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看似是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尊重，实际上恰恰是毛泽东一直所批判的教条主义的表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理论成果，都不是随便提出来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提出来的，它们都在当时历史阶段体现出非常重大的作用，都对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发挥着持续影响。

第三个关系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定位，实际上已经很明确地讲清楚了两者的关系。也要看到的是，有学者明确提出“完全可以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飞跃”，在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主要解决的是革命道路与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问题，其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主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与中华民族富起来的问题，其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现在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因而可以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如果认定这是第三次飞跃，那就意味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前者相对于后者就从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成为具有独立性的、继承发展的理论。是否可以认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取决于中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变化，取决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战略目标的实现。随着中国面对的时代背景的转换，随着时代问题的解决，随着理论自身的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是必然的，应该以历史的、长远的眼光看。

我们会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强调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和开辟新境界，应该基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角度看。时代会开辟思想的新境界，会赋予思想以原创性。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跟其他学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作为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国家和政党的事业在不断发展，它也就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思想本身一定要有原创性贡献，本身一定要开辟新境界，而是它背后的时代和社会发展到了新境界，要求思想有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地开辟新境界，必须不断地做出原创性贡献，才能去引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才可能去引领党和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五、应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最后一个需要厘清的基本问题，涉及如何更好地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学者曾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问题，值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倾注全力进行认真研究”。可惜的是，相对于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甚至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的研究现状显然还不能让人满意。我们还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深入人心，使其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就内容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显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前一方面来说，就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经验、规律等，挖掘其对当今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启示。后一方面就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阶段的理论成果尤其是最新理论成果。值得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研究是分不开的，但两者是不能等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所能涵盖的，它本身还包含着知识分子与社会人士的努力和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宣传，应该抓住的主线实际上就是品鉴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智慧，感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量。这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强调的是实践的智慧。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解决中国挨打的问题、挨饿的问题到解决挨骂的问题，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到改革，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身确实就是一部筚路蓝缕、开创大业的历史，它本身包含着治国理政的智慧，对于认识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我们自己的人生一定会有启迪。第二句话强调的是思想的力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作为改变中国进程的学说、思想、理论，一定有它的厚重性和预见性，关键是如何把它挖掘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明确这一主线、这一目标，才不至于使其没有实质内容，成为没有实际价值的命题。

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首先应该确立研究者本人的学术独立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献为载体的，也经常会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冠名，这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总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业，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而言，只需要学习阐释宣传就够了，没必要进行理论本身的创新。这种理解显然是有问题的，每一个理论成果，我们都会强调它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者在其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应该扮演与政治家不同的角色。学者的成果一部分可以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所吸收借鉴，一部分也可以作为自己的学术成果，发挥好改变人们观念的作用。我们不能指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献涉及中国社会所有领域、所有人的所有方面，学术研究者的独立性的、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有广阔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可以是对前者的有益补充。

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追求学理的分析和思想的深度。总有观念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更重视实践性，也因此更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反过来其学理性、思想性不够，一些文献读起来相对容易，学术研究的价值不大。政治家的思想直接来自于实际问题，也直接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确实不如经典作家的文本那么具有思辨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本身也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把它当成是政治文献，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它本身也一定是理论、思想甚至哲学，也同样具有学术性和思想性。学术性和思想性，不体现在表达是否抽象、思辨甚至晦涩上，而应该体现在思考问题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上，这一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具备的。关键的是，研究者要挖掘出这一维度，往深处走，要善于从政治报告中找到学术问题，善于透过文字的表象把握其内在的思想。

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须从根本上摆脱批判性、解构性的逻辑而追求建设性、建构性的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囿于时代背景和当时条件，往往体现出批判性、解构性有余，至于建设性思考则稍显欠缺，这是追求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的逻辑在发挥作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其要义已经不再是如何打破一个旧社会，而是如何建造一个新社会，表现在理论特质上特别需要的是建构性、建设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顺应这一发展史趋势，深挖建设性逻辑，更多注重从现实出发进行有指导性意义的理论建构，以助推社会进步。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坚持的学术旨趣是：面向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学理的回应，推进思想的发展，助推实践的进步。只有回应问题的学术才是真正的思想。面向中国问题，一定要回应中国的问题，包括现实的问题和理论的问题，回答人们心中的困惑、观念的困惑。要进行有力的回应和回答，当然需要研究经典作家的理论，需要进行文本的深度耕犁，需要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宣传阐释，但决不能陷入到文本中，只做经典作家的注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需要聚焦中国的时代问题，回答时代的问题。只有关注中国时代问题并且进行深刻回应，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才会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才会体现出它真正的价值。

作者简介：陈培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