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统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正确认识新阶段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新中国7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坚持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方向，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持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根本经验，构成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新阶段需要完善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的集体创造力，以此释放新的发展动能。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社会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集体创造力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这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也意味着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又带来新的挑战。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态势和现代化道路，李培林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两大短板是城乡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需要推动社会结构的改进补齐短板。[1]国外部分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在生态环境、粮食生产、社会问题等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凯瑞·布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家庭结构变化、男女比例失衡等，亟须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腐败、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公问题。[2]迈克尔·赫德森认为中国需要保持均衡的社会主义经济，避免西方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3]也有学者对中国的未来表示担忧，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毫无疑问的，但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管理体系不利于创新，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不确定性。[4]不难发现，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还存在着短板，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成挑战。

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和当前的新挑战，如何解决发展难题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哲学方法论要求人们不断回到起点追问原初问题，借助对原初问题的追问夯实认识的基础。对发展问题的反思包含对原初问题的追问：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根本动力是什么？从“人”的视角去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便是一个基本思路。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刻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内涵，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一、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互动理论

在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全面”一词对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全面现代化要求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统一，要求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因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互为前提、相互促进，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不断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二者是有机统一的过程。

1.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5]。社会有机体是在主客体的物质生产实践中构建的，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而产生社会有机体。尽管人是社会的主体，但这种社会有机体不是单个人的机械组合，而是在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有机连接。社会有机体包含着各个环节和要素，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构成社会的有机系统。社会是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不断对自身进行创新、调节，促进自身系统的不断完善以保持稳定发展。

社会有机体是全面联系、有机互动的系统，因此协调发展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属性，社会全面发展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发展是各因素、各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每一种因素、每一个环节都对社会发展发挥着作用。要使社会保持在良好的运行状态，必须让各个要素、各个环节处于协调的关系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是将社会看作有机发展的整体，面对发展中不平衡的问题，“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6] 。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有机体，整体的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社会全面发展展现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相互协调共同进步的态势，呈现出社会系统各个要素、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一致，最终促成整个系统的优化和有序运转。与之对应的是，社会的片面发展或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则让整个系统失衡、失序，最终也阻碍了每个人的发展。

2.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互动

人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需要和实践活动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人吃穿住行所需要的物质资料，需要的满足又产生新的需要，推动社会不断进步。随着经济水平和人综合素质的提高，人的需要也不仅限于物质资料的满足，精神文化、生态环境等多元化需求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促使社会前行的主体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个性、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尺，只有当社会的发展能促进人能力的提升、关系的丰富、需要的满足时，才能算真正的发展。

与此同时，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其社会本质决定了人并非孤立的原子，而是生活在社会中受社会结构制约的个体。人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7]社会关系决定着人发展的程度，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普遍发展的基础上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发展阶段受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人并非随心所欲创造社会历史，而是在过去继承下来的、既定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社会与人的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全面发展的阶段，人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向前推进。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现实载体，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产物，在全面发展的社会中，人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能力才能得到展现。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与个人是有机的统一体，社会存在于个体的生命活动之中，同时个人存在于社会系统中并为其所塑造；同时，马克思并没有回到传统社会的“社会本位”的立场，而是肯定个体的人是社会生活的真实主体，个性的发展乃是人类发展的具体体现。基于这一立场，马克思从社会系统的整体揭示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包括的生产力进步和文化繁荣等为个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个人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整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变迁；另一方面，个人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具体表现和动力支撑，离开具体的个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就变成空话。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物质条件，但同时现实的分工体系让人陷入非常狭隘的生产体系中，劳动的异化让人走向片面畸形的发展。所以，通过克服资本主义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便是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其目标则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的共产主义。在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里，社会全面发展与个人全面发展呈现有机统一的关系。追求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直接目标，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人的全面发展程度越高，社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就越强，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3.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统一的过程

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统一的过程。一方面，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需要通过人来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知识技能、身体素质等是客观存在的，作为生产力的要素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9]现代化不仅表现为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变革，还表现于人身上，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指标。在现代化进程中，如果忽视人的发展，导致人的整体素质落后于社会现代化水平，使一部分人的现代化落后于另一部分人，将会导致现代化陷入各种困境中。另一方面，个人受制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现代化是推动人的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的现代化从系统结构入手改造传统社会，在新的理念、价值、制度基础上重构了人与人的关系，确立了人思想和行动的法则，提出了人变革自身的要求，也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机制。在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

基于上述理论以及实践经验可以看到，社会全面发展与个人全面发展存在有机统一的关系。新发展阶段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好社会发展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发展、人的发展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所带来的发展不平衡性难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坚持社会全面发展与个人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以制度创新培育和释放各类主体的创造活力，这是中国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发展新阶段寻找发展新动能的根本途径。对于这一观点，既需要从理论逻辑上予以阐发，也需要立足中国发展的经验事实予以验证。

二、坚持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方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同时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道路。

1.新中国现代化对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提出，要将目前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0]，强调以工业现代化来改变落后的农业国家。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1]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2]，中国现代化之路需要符合国情，探索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现代化建设提出新的要求。[1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昭示着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当下的任务。

纵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从工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从单一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转变，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确保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越来越强调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于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现代化建设初期，我国是落后农业国的事实，决定了工业现代化是首要目标，同时“四个现代化”思想逐渐成形；改革开放之初，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在生产力解放的基础上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有实现的可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从整体、协调、可持续的角度看待发展，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出对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则体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从最初的重视经济发展到追求全面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突出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体现出新发展阶段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理念对发展的现实矛盾的理论回应。

放眼世界的发展理念变迁，全面发展的理念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全球的发展理念经历着从经济增长到综合发展，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中心的变化过程。最初的发展观以经济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正是如此。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使西方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恢复，经济腾飞的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带来一系列发展问题，对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比如从“拉美奇迹”到“拉美陷阱”的转变。面对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人们渐渐意识到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4]。综合发展的思想被提出来，“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涉及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1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作为发展战略，人是发展中心的原则是“发展取得动力和达到平衡的条件之一”[16]。法国经济学家佩鲁认为，对世界的分析需要从人的角度“指出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17]。综上所述，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国情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为目标，要求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仅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增加，更表现为中国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华5000多年文明中蕴含着强大的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坚持“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8]，这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有内在一致性。社会现代化过程需要并形成人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在发展生产变革社会的过程中，几代中国人也历经艰辛的成长过程。改革开放和发展不仅面对自然，更是直面自身固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变革的本质是人自身的变革，中国人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发展的历史洪流，在不断革新和创造中实现了自身的进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面貌、新思想。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医疗水平等等，亿万民众在学习和行动中提升了自我。在短短的时间里，中国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有了显著提升，从1990的0.501提升到2019年的0.761[19]，且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指数。中国发展指数RCDI（2020）总指数达到了98.68的历史最高水平，呈现稳定持续增长趋势[20]；过去被西方国家嘲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在健康层面提升显著，2019年中国预期寿命接近7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742岁[21]；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精神文化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对劳工的剥夺制度之上，社会分化必然严重。与消费社会相伴而来的大众文化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的不平衡发展最终会塑造出片面发展的人和畸形的人际关系。在国际层面，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为发达国家带来富裕的同时也掠夺着落后国家的资源、破坏着落后国家的生态环境，最终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哈贝马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是局部的而是系统性的，晚期资本主义陷入合法化困境，由于经济增长的实现受制于“不是为了全民的普遍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利润极大化的私人目标”[22]的优先权，国家对经济层面的干预导致危机转嫁到政治和文化领域，最终带来新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

与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非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以实现社会和人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万企业帮万村”行动就是典型的事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迅猛，2017年民营企业数量是1998年的20多倍。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能肩负起社会责任，在国家的鼓励、引导和支持下，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贫困治理工作，从2015年到2020年6月底，共有10.95万家企业参与到这一行动中。[23]企业党建的政治引领、政府商协会和公益慈善组织的带动，让民营企业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动能之一，政府、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合理规制资本，让资本服务于人民，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体现。

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与个人全面发展的互动共同构成中国发展的目标体系，构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强调社会系统的全面发展，“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需要“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24]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根本条件，而个人的全面发展又是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和表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内涵集中体现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中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中国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快速提高了国民整体素质，不仅基础教育得到普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也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8.93%提升到2018年的13.03%[25]，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不断增强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基础；经济的发展为广泛的就业创造了条件，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为全世界的贫困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我国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恩格尔系数从2015年的30.6%降低到2019年的28.2%。[26]中国经验显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发展不是只让一部分人发展，而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发展与个人全面发展不仅是一种价值目标，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手段，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实践证明了以人的现代化推进社会发展是正确路径。

三、以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面现代化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了新征程，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寻找发展动能。社会与人全面发展既是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破解不协调不平衡发展难题、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手段。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现存的发展矛盾和未来将面临的挑战也要求进一步坚持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在二者的良性互动中克服发展难题。

1.深刻认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坚持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观念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上对中国发展道路一直存在质疑，西方更是以自己的道路为圭臬。我们需要深刻认识中国现代化道路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集中体现为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以社会的全面发展打破资本逻辑带来的发展片面性，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促成整个社会系统的优化，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是在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形成了显著的阶级对抗，导致整个社会的内在断裂和传统共同体的瓦解。社会主义一词的原义则包含了社会的“联合”与“共享”的内涵，以此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立足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而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出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对共同体的认同度。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理念正是为了克服现代社会片面畸形发展的缺陷，探索新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运行机制，从系统层面入手解决导致人的片面性的制度与结构成因，从而在整体层面为最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畅通渠道、创造条件。以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与个人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并在二者的互动中寻找社会主义发展的动能，这既是过去中国发展的经验，也昭示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中国既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又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只能在自己的社会文化基础上探索新道路，这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核心便是坚持社会全面发展与个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并以二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此价值目标。

2.优化社会系统，补足发展短板

社会全面发展与个人全面发展的有机互动是系统优化的过程，促进整个社会系统的健康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文化等发展有着密切关联，一旦失去平衡就会相互掣肘，导致既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最终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从系统论的立场出发，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整体性的趋势，而确立全面发展的战略则是国家层面的积极选择。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向创新经济转型、构建创新型经济体。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新的条件和要素，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系统机制。从社会系统论角度推动系统创新以实现全面发展则是一个根本出路。具体来说，在经济发展之上进一步推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等是社会系统演化的内在要求，因为社会系统本身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以“内卷”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容易造成恶性竞争的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最终会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求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优化，最终促成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全面发展，由此来满足人对物质、社会参与、文化等多层次需求的满足。

3.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培育社会发展动力

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的全面发展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能所在。发展的片面性在影响人生活状态的同时也阻碍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面对现代生活方式下生育意愿的下降引发人口危机、创新动能还不足以支撑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需要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充分发掘和释放人的能动性。舒尔茨认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高回报率的投资。若国家的资源只用在物质领域而非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会使得“人的能力没有和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27]。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依靠高素质、创新型人力资源激发社会活力。按照蔡翼飞的测算，中国劳动生产率弹性为5.94[28]，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将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力资本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拥有很大的潜力。在新发展阶段要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本发展体系，有针对性地解决目前存在的教育资源不平衡、高级技能教育不到位等问题，提升健康型人力资本和创新型人力资本，培育和释放亿万民众的创造活力，激发亿万民众的创造热情，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将成为新时期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种动能最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国崛起的真实的基础，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4.创新社会体制机制，激发社会集体创造力

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互动需要推动制度创新，探索相应的体制机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释放新动能。主体的行动是在社会系统中实现的，系统的结构则在根本层面上引导或限制了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一个合理的高效的社会系统集中表现为能够激发各类主体的集体创造力。新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构建创新性经济体和创新型国家，这就要着力从系统结构入手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能够激发各类社会行动主体创造性的国家创新系统。从现实看，一些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是阻碍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关键原因，它们形成了某种稳定的结构体系，从根本层面上导致了社会和人的片面发展，限制和约束了社会个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通过分析阻碍发展创新的体制原因，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找到了突破口。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动力，新发展阶段仍然要坚持这一根本理念，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推进改革，探索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

从社会试验的角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宽松自由的社会大环境，最大限度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是人类文明发展中最具开创性的社会实践。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社会主义仍然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1世纪最有影响的事业，也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新探索。所以这一社会实践本质上是思想、制度、文化创新的过程，需要立足本土进行创造性探索。创新常常意味着挑战现有的知识、价值和规范，在破除各种陈旧藩篱中进行。然而社会和人都有强大的传统观念、惯性力量和利益格局，突破藩篱必然引发各种阻力和挑战。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质上需要继续推动试验性探索，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为此，需要赋权各类社会主体，创造宽松自由的社会文化环境，保障探索和创新的自由，力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整个社会的集体创造力。这些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民众，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发展和进步的主导力量。

注释:

[1]李培林.“十四五”时期要积极推进社会结构的改进[A].李培林、陈光金、王春光.202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

[2][英]凯瑞·布朗著，张学敏译.2030年的中国[A].[美]迈克尔·赫德森等.中国未来三十年Ⅲ——重塑梦想与现实之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6.

[3][美]迈克尔·赫德森著，霍星辰译.房价，中国政府该如何控制[A].中国未来三十年Ⅲ——重塑梦想与现实之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15.

[4]J. Stewart Black ，Allen J. Morrison，Can China Avoid a Growth Crisis[A]，Harvard Business Review[J]，2019：94-103.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4.

[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0-11-0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5.

[8][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53.

[9][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著，殷陆君译.人的现代化 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8.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4.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14][16][埃]阿卜杜勒－马利克等著,杜越等译.发展的新战略[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4，5.

[15][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印金强、赵荣美译.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79.

[17][法]弗朗索瓦·佩鲁著，张宁、丰子义译.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75

[19]UNDP. 202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he Next Frontier: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344.

[120]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RCDI）及中国发展信心调查2020年度结果发布[EB/OL].https://news.ruc.edu.cn/archives/304694.

[21]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DB/OL].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DYN.LE00.IN?view=chart.

[2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79.

[2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民营企业与精准扶贫”课题组.“万起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评估报告[A].李培林、陈光金、王春光.202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55.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1.

[25][28]蔡翼飞、谢倩芸. “十四五”时期中国教育型人力资本分析预测、主要问题与提升建议[A].张车伟.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十四五”时期人力资本提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0，26.

[26]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迈向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新发展阶段——2020—202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A].李培林、陈光金、王春光.202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3-4.

[27][美]舒尔茨著，吴珠华等译.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8.

作者简介：魏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邴薪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