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包含理论进程、实践进程且两个进程之间交相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发生质量互变的原因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属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质量互变也应当是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与实践层面的质量互变的统一。不论是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还是实践层面的质量互变，都是过程的集合，具有过程性的特征。每一次质量互变的实现，都意味着推动实现质量互变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较之从前更加深刻，都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较之从前更加深远。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质量互变；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包含理论进程、实践进程且两个进程之间交相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实现着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并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到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再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鲜明地体现出从量变到质变、再从新质基础上的新量变达至更新质变的质量互变特征，是质量互变规律在这一兼及思想理论运动和社会实践运动的统一体中的历时性体现。基于质量互变规律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着重从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角度对该进程进行分析，以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质量互变的发生必然、理论与实践质量互变的过程特征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质量互变所体现的意义进阶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质量互变的发生必然

根据质量互变规律，任何事物都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和由质变到量变的质量互变过程，质量间的互变表现为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所谓连续性，是指在度的范围内产生的发展变化；所谓阶段性，就是指连续性的中断，即旧事物的终结与新事物的诞生。质量间的互变是以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为根据的，因而是必然的和普遍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质量互变之所以必然发生，是与作为理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主要推动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密切相关的。

就马克思主义来说，我们可以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构建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即包括列宁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科学理论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p41-42)。既然马克思主义从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中产生，那么它在本质上就不是“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p41)，而有着鲜明的与时俱进品格。对此，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p588)。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凸显了主观符合客观、一切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的思想理路。这样一种思想理路不仅否定了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而且鲜明地揭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实现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本应具有的题中之义，而不考虑时代的发展变化和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情况而教条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和观点的行为，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失敬和伤害。

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不论是列宁主义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们的产生环境及革命实践均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不同。然而，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初的俄国和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列宁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换言之，列宁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它们坚持和固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具体结论，而是因为它们领悟并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此作为观察世界、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的有力武器。由此可以看出，科学理论在面对截然不同的客观实际时，牢牢坚守的是原则立场、根本方法，辩证采纳的是具体的观点和结论。在原生态的科学理论与不同的客观实际相互作用、调适的过程中，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时代主题而不断生发出新的科学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再生形态为鲜明特点的广义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更加注重思想的解放，因而其理论体系的开放程度更高、理论架构的延展性更强，由此也就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不断根据客观实际、主要矛盾、目标任务的变化而实现新的发展进而形成理论的质性飞跃。

从作为推动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在五四运动前，马克思的学说就已经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有了一定的传播。然而在当时，这一先进的思想不仅未能唤起民众，而且还时常受到误读和曲解。历史事实表明，科学的理论只有通过先进的阶级以及代表该阶级的先进政党才能发挥启蒙大众、引领大众进而改变世界的目的。作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诞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努力实现科学理论对群众的“掌握”；另一方面通过“武器的批判”，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丰富理论进而发展理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实践在我们党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价值标尺和成效评判的重要作用。作为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投身到了实际的革命斗争中，然而思想理论建设的一度缺失也曾让我们党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就曾指出：“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4](p1357)正是得益于对成功失败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于实践中认识到了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对于实现党的目标任务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不断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绝非是书斋里的文字游戏和头脑中的思想风暴，而是基于深刻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之后作出的应当如此、必须如此的抉择。

二、理论与实践层面质量互变的过程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社会实践运动和思想理论运动过程的统一体”[5](p65)，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属性。从理论角度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想理论层面形成的结果；从实践角度来说，中华民族所迎来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现实层面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属性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应当是理论进程即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和实践进程即实践层面的质量互变的统一。而不论是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还是实践层面的质量互变，都是过程的集合，具有过程性的特征。

1.理论层面质量互变的过程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即首先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感性的认识，然后通过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并对所占有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跃升。理性认识的形成意味着“产生了概念……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6](p285)。与一般的理论发展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的演进不是以建构纯粹的形上理论体系为目的，而是要通过对源于实践的科学理论的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发展来更好地作用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实现了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不仅要观察其是否提出了新观点、新论断，还要看相关理论是否符合实际、能否指导实践，唯有如此，对理论进程中质量互变的判定才有客观、科学的标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中，客观实际的多元性、复杂性意味着其所对应的理论也必须包含多方面内容，能够对各类实际问题作出科学解答。因此，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所体现的过程特征主要表现为：在理论的空间层面，需要以解决各类问题的部分理论的发展和跃升来推动包含这些部分理论的“总理论”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以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为例，学界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因其科学、丰富的理论内涵实现了对民主革命时期之中国的正确观察和解释，从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飞跃’”[7]。不过，在毛泽东思想这一“总理论”正式提出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之前，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些具体问题就已经开始并完成了理论上的解答。比如，他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深入分析和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军事路线，而《实践论》《矛盾论》的问世则意味着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这些部分理论的先后提出和科学阐述最终共同凝结成为毛泽东思想这一“总理论”，而它们也以其相较于既往的在认识上的大幅跃升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的第一次飞跃。

在理论的历时性层面，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也体现出鲜明的过程特征。比如，从哲学史研究中的内史、外史视角观照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不论是毛泽东本人内在的思想进程还是外部因素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两者都经历了日就月将的发展过程。就毛泽东本人内在的思想进程来说，我们知道，他在1939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国革命”中，第一次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了阐述。而在1940年1月所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和2月20日《解放》杂志所载《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中，毛泽东就把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谈及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容作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在此基础上，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毛泽东又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1947年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1948年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中，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有关内容作了更加细致、深入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中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容并不是毛泽东本人一蹴而就、一气呵成的，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而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就外部因素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来说，从毛泽东认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8](p147)，到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其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9](p334)。正因如此，刘少奇才在这一事实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9](p334)。

不论是从空间维度审视还是从时间维度考察，我们都可以判定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时段、不同主题的历史路标的指向明晰了通往质变的道路。因此，从量变到质变的实现既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也不是灵机一动和神来之笔，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跃升路径，以及对客观实际的全面科学的分析和系统深入的把握。

2.从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到实践层面的质量互变的中间环节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p11)前已述及，与一般理论的发展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的进程不是以建构纯粹的形上理论体系为目的，而是要通过对源于实践的科学理论的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发展来更好地作用于实践。为实现这一目标，用得到质变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实现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并以此转进为物质的力量便显得尤为重要。不过就事实而言，全党对于科学理论的接受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因此，在全党范围内营造有利于学习和接受科学理论的氛围和环境便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之举。纵览党的历史上既已实现的两次理论飞跃，不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提出还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皆分别与当时在全党范围内广泛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就毛泽东思想与整风运动的关系来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和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明晰了何以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何以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等重大问题，从而有力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范围内的学习贯彻。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毛泽东本人写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来指导整风运动的开展，而且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也积极通过学习、宣传、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开展工作。比如，1943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指出：“廿二年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11](p572-573)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12](p495)。在整风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全党开始自觉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并把它作为指导一切工作的理论指南。

就邓小平理论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系来说，面对“两个凡是”的禁锢，邓小平积极支持思想理论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而迅速在全党范围内推动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共识，创造了解放思想的良好氛围。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在1978年12月13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基调。以此为基础，全党上下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可以说，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开端，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得以开启，邓小平理论也由此得以形成。

3.实践层面质量互变的过程特征

毛泽东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6](p292)毕竟，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的标准，也只有通过实践“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6](p293)。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质量互变而言，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能否成立需要实践的检验，而实践层面的质量互变是否形成则需要通过现实层面质变的发生来印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层面的质量互变必须建立在理论实现质变且持续作用于实践的基础之上。从理论实现质变到现实层面质变的发生，两者间形成了一个运用得到质变的理论不断推动实现社会变革的连续过程，因此，实践层面的质量互变也必然具有过程性的特征。

（1）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与实践层面的质量互变在发生次序上有先后之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的过程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6](p296)。这一论断明确揭示了理论的质变发生在先、实践的质变出现在后的规律。从实际层面来说，实践上的质变之所以滞后于理论质变，原因在于，实践层面质变的实现意味着社会现实发生了明显的、深层次的、较之既往截然不同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发生，需要作用主体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决心、毅力和勇气，面对并战胜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实现社会深层次的变革。在实践层面发生质变的过程中，诸多因素乃至多种力量会被牵入其中并产生张力，而对张力的消解既是实现质变的必然选择和必经过程，同时也需要有充足的时间投入和充分的耐心支撑。以毛泽东思想为例，我们知道，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共七大上正式提出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首先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艰苦考验，后又经受了解放战争的砥砺和磨炼，最终才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完成了带领炎黄子孙从任人凌辱的“东亚病夫”到挺直腰杆“站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因此，理论质变与实践质变在时间上的先后之别实际上表征了二者在实现难度上的客观差异，而实践质变的不易自然也意味着它的实现必定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2）理论的质变未必与实践的质变一一对应。实践发生质变的长程性特点也意味着并不是每一次理论上的质变都能够推动实现实践上的质变。一般而言，理论层面的质变需要满足在吸收前已有之的优秀思想的基础上，立足和着眼变化着的实际提出新的思想理论，且这一新的思想理论在实践中已被证明不仅可以推动对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利于促进事业的持续发展等条件。不过，对于实践层面的质变来说，它并不一定为理论层面质变的发生所决定，实践层面质变的发生需要满足诸多主客观条件并以客观实际所发生的质性改变作为最根本的评判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次理论上的质变都能够在量的积累层面推动实践向其发生质变的临界点靠近，但每一次理论质变未必一定能够直接推动实践质变的形成。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对一种实现了质变的理论进行审视时，不应简单地以这一理论是否推动实现了实践上的质变为价值评判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任何一种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思想理论都是我们党思想建设的重要成果，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都应该得到全党的重视和珍惜。

（3）实践层面质变的完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质量互变完成的标志。前已述及，理论上的质变未必能够即刻推动实践质变的完成，但实践质变的完成一定是理论质变作用的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质量互变来说，它立基于理论质变与实践质变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的基础之上，是理论质变与实践质变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当中，实践层面质变的完成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就认识过程来说，认识自实践开始并最终要回到实践中去，从而实践层面质变的完成也就意味着一个包含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的双重质变的完结。当然，达成实践层面的质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它不仅需要理论质变先在地为实现实践质变提供理论支撑，需要全党在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奋斗目标的引领下不断地变革现实，而且需要在整体性的实践质变实现之前，通过局部的实践质变达成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改变的转进。因此，一次实践层面质变的完成，既意味着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认识更加深入，也意味着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把握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发展达到了新高度、跃升到了新境界。

三、理论与实践质量互变的意义进阶特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次质量互变都以理论和实践的建树推动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因此，每一次质量互变的实现都有着重要而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般来说，不论是理论层面的质量互变所产生的意义还是实践层面的质量互变所带来的影响，都具有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意义进阶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质量互变的形成和实现，不仅意味着推动质量互变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较之从前更加深刻，而且也意味着日益接近伟大复兴的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较之从前更加深远。

1.理论层面质量互变的意义进阶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同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不仅以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军队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而且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初步的探索。虽然由于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诸多因素和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出现了某些偏颇，但是毛泽东思想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指导实践的过程中，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邓小平理论的诞生赋予了毛泽东思想以新的生命力，使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了新的运用和发展。由此，毛泽东思想也就超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限制，而与当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诸多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思索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定位表明，面对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发展的眼光和发展的事实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守正创新，自觉担负起了在新时代继续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科学指导的重要使命。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其理论生命和价值从而也就得以延续和升华。

2.实践层面质量互变的意义进阶

每一次实践层面质量互变的发生，都会在极大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通过中国的成功示范对世界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虽然不同时期的质量互变所面对的时代环境、基础条件、任务使命不同，但是每一次质量互变都会为其后新的质量互变创造更高的起点和更有利的条件。由此，实践层面的质量互变所产生的意义，也将随着互变程度的深入和实践影响的扩大而在中国和世界两个层面递进。

比如，为学界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在理论层面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在实践层面则以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为鲜明特征。中国人民“站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意味着党可以带领人民集中力量从事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从而“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物质条件、思想基础和制度保证”[13]。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站起来”，还标志着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从而可以鼓舞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意味着我们党对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所面临的“富起来”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就“站起来”与“富起来”两者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前提和基础，后者是方向和目标；只有挺直腰杆“站起来”，才可能进而追求“富起来”，而只有将“富起来”变成真切的现实，才能够把“站起来”的根基浇筑得坚实牢固。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地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已经初步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富起来”的实现在夯实了“站起来”的根基的同时，也进一步确证了“站起来”所具有的非凡意义。当今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的事实在为世界反贫困事业作出实实在在贡献的同时，也向世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以参考、借鉴的发展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层面鲜明地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在实践层面则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作为根本特征。“强起来”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标志，它使我们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更加充满自信，同时也更有能力为人类进步和正义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强起来”是一个持续和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自任，通过擘画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引领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坚决反对霸凌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和公平正义，从而树立起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赢得了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扬。在新时代，“强起来”的中国已经开始对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今后也一定能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征程上继续砥砺奋进，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4]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王让新、李弦.关于认识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几个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2020（2）.

[8]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9]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3] 顾海良.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N].学习时报，2020-08-26（1）.

作者简介：裴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员。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6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历史经验”（项目批准号：19ZDA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