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些众多的问题中，亟需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和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处理好五大关系，即正确处理好一元指导与繁荣发展的关系，也就是“一”与“多”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事”与“理”的关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正确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忘本来，古为今用，以中国文化为载体；正确处理“中”与“西”的关系，吸收外来，洋为中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正确处理好“常”和“变”的关系，面向未来，坚持以综合创新为方法，不断从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中概括出中国理论。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五大关系

    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依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在这些众多的问题中亟需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需要我们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一、牢记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正确处理好一元指导与繁荣发展的关系，即“一”与“多”的关系。

    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正确处理好一元指导与繁荣发展的关系，即“一”与“多”的关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做出的重要论断。大家可能要问，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就是当代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国家。让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让人民当家作主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组织和团队就是共产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制度叫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时代、在当代中国，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践行这一思想就是践履马克思主义，就是践履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立党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立国依靠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同样，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和国体就不复存在了。

    有人天真地认为，能不能不要或不讲根本指导，而让马克思主义作为诸种文化中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但是，这种想法和观点忽视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任何上层建筑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且归根到底都服务于经济基础。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种社会制度，也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统治阶级是剥削者时，这种文化就要表达剥削者的愿望，统治阶级是劳动者时，这种文化就要表达劳动者的愿望。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了反映和维护其经济基础的主导文化，该国家的存在就难以维系和持续。因此，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决定的。

    坚持思想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即坚持一元指导，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国家的共性，决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所谓“最民主”的国家，其指导思想也是一元的，区别只在于呈现形式和表现方式的差异和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一元”，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多元”和“自由”都是牢牢限制在为资本主义服务这个大框子之内的，因此，他们所说的“多元”都是资本主义的多元，他们所说的“自由”也都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自由。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文化思潮，几乎找不到一种是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其本质上都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理论和学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这一现象的秘密，这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2]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作为经济和政治反映的文化，就必须为经济和政治服务；文化如果不为经济和政治服务，它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和存在的价值，同时经济和政治的存在和发展也会因得不到文化的支持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任何国家的文化从来都是服务于该国家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与该国家经济和政治利益相冲突的文化，从来都是该国家所反对和排斥的文化。

    我们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强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决不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代替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和发展的各项具体工作。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和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主要表现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表现为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指导。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文化问题只能由每一门学科的专家和研究者按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每一学科独特的发展规律予以创造性的探索、研究和解决。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同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是完全统一的。关于这一问题，邓小平同志曾做过深刻的阐述，他说：“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方针了。”[3]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要想获得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就必须坚持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和层次性。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层次性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不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的多样性是指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多样性，而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层次性也是指有益于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民群众的健康的文化层次，而不包括那些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精神垃圾。我们所讲的百花齐放首先是指“花”，而不是危害人民利益和健康的“毒草”；我们所讲的百家争鸣是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利益的百家争鸣，而不是剥削、奴役和压迫广大人民的利益集团的百家争鸣。

    历史和实践表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以此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二、立足时代实践，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从中国实践中概括出中国理论，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从特殊中概括出普遍，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从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中概括出中国理论，再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正确处理好“事”与“理”的关系。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重要论断。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建设离开了中国实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加分析地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渐行渐远。一些学者的研究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关照，无病呻吟，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对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对国内外重要思想理论动态，对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漠不关心，要搞所谓“纯学术”。一些理论看起来花里胡哨，表面上很热闹，甚至很深奥，但是，中看不中用，根本原因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缺乏足够的阐释力。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当是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自然延续，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母体、来源和动力。这一观点的实质就是观念自己产生自己，而不是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实践中寻找观念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活和实践是一切认识的来源。任何观念和思想都不可能成为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最终原因和源头。我们不能幻想从某一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观念出发来建构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相反，应该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实践出发，从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来思考研究时代提出的客观要求，思考和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任务。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内容，只能来自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不能从旧的传统观念的母胎中蕴育生长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理论是对时代的任务和问题的“解”和“答”。一种理论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真正的创新的理论，就在于它回答了时代的问题，完成了时代的任务。不同时代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有万千形态，就是因为不同时代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任务，因而对这些问题和任务的回答也就不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哲学界定为对时代问题做形上解答的学问。由此，我们认为哲学和理论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它是否提供了解决时代问题、完成时代任务的方案，就在于它是否从事中见理，器中见道，从特殊中发现普遍，从个别中提升出一般。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是否做到了“下学而上达”。

    循此思路，我们就要追问，我们今天时代的实践主题和历史任务是什么？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时代问题？我们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重任？谁回答了上述时代问题、谁完成了上述时代任务，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所以，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立足实践，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认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认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不忘本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中国文化为载体，坚持古为今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还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确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

    树有根，水有源。“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4]“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5]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一个民族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从历史上看，它对于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于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统一的大家庭，对于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现实上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都可以提供重要资源和积极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传承和弘扬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放到整个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去考量，让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融入整个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大系中。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所在。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它就只是一种外在于我们的文化，外在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根的文化，就不可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和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不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不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它依然还是古代的文化，就是服务于传统社会和传统经济基础的旧文化，就不可能反映、维护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也就无法为广大人民所认同，无法成为反映和维护今天的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其作用也就无法实现出来。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传统文化是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它不是现代文化，不是我们今天直接拿过来就能够运用的文化。把传统文化直接搬到今天来无法解决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也无法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和使命。因此，我们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利用中华文化载体的时候，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是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的反映。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因而就会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忘记本来，不能忘记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生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生成的，这三种文化都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但是，传统文化是一个源头，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源头的基础上形成的。

    今天，我们继承发扬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传统文化的资源。但是，当代中国文化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的反映。因此，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当然也包括传统文化的自信，但是，更重要的自信是当代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四、吸收外来，坚持以外来文化为工具，坚持洋为中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利用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正确处理“中”与“西”的关系。

    对于外来文化，我们既要反对盲目排外，同时，还要反对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和全盘吸收。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路小道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了人类社会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6]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7]又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8]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坚持既反对盲目排外，又反对“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的盲目崇拜和全盘吸收。他说：“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9]吸收、分析和借鉴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应当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

    因此，对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橘在淮南则为橘”，到了淮北“橘”就变成“枳”了。同理，洋人的办法在洋人那里行，到了中国可能就不灵了。唐僧到西天取经，取回来了“唯识宗”，但是，因为他不致力于佛学的本土化，因此，他所取来的“唯识宗”很快就失去了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说，王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唐僧，他去西天取来了真经，但结果没有成功，原因就是他没有把真经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去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

    总之，“古之道”不能驾驭“今之有”，“洋之道”也不能驾驭“中之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汲取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建设发展面向和解决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人的哲学社会科学。

    五、面向未来，坚持以综合创新为方法，利用马中西不同思想资源，不断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面向未来，坚持以综合创新为方法，运用好马中西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资源，正确处理好“常”和“变”的关系。

    综合创新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和发展一个重要方法。最早提出这一思想方法是张岱年先生。张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创造的综合”论（《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载《国闻周报》1935年3月18日），到80年代发展为“综合创新”论（《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清华大学学报》 1987年第2期）。张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响应和赞同，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综合创新，于是，方克立先生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关于文化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 2006年04期），将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方先生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张先生和方先生对综合创新的论述和阐释还都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没有进到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层面，没有进到回答时代问题、完成时代任务的层面。一个时代的任何理论创新如果离开了对这个时代的生活实践的追问，离开了对这个时代的任务和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无法进行的。因此，如何进行综合创新这一世纪之问，在学界实际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直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才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怎样才能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创新呢？简单说，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运用马中西三种资源所提供的原理和方法，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既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还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既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又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路径和方法，切实解决了如何进行综合创新的世纪难题。     

    概括地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和指导下，牢记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好一元指导与繁荣发展的关系，即“一”与“多”的关系；立足实践，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正确处理好“理”和“事”的关系，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不忘本来，坚持以中国文化为载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正确处理好“中”和“西”的关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面向未来，坚持以综合创新为方法，正确处理好“常”和“变”的关系，不断从中国实践中概括出中国理论，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6～4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39页，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13页，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

[6]《列宁选集》第4卷，第285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底3版。

[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70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作者简介：孙熙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