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建学科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强调多元建设主体参与协同发展。为了更好地推动党建学科内涵式发展，党建学科亟待转变发展理念，开放学科建设主体的组织边界，开展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基于三螺旋理论相关理论成果以及党建学科的特性，党建学科必须优化学科发展的动力构成，凝聚大学、党政机构和企业三大建设主体，以大学为核心，由党政机构提供保障，企业发挥协同支撑作用，三方主体打破原有的组织边界，共同助力党建学科长远发展。其中，基于学术研究的大学主体应侧重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科理论研究、学科体系构建和学科自身建设；基于政策支持的党政机构主体应侧重政策支持、体制机制架构和提供实践平台；基于应用情境的企业主体应侧重人才实践基地建设和推动知识持续创新。

　　[关键词]党的建设；党建学科；建设主体；知识生产

　　一、三螺旋理论与党建学科建设

　　《辞海》中对“学科“的释义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教学的科目，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2]2577学科是一个发展性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其进行了内涵阐释。美国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认为学科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一门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这些“学科”而建立起来的组织。[3]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则认为学科是一种规训制度，包含着动态的知识生产结构、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生产制度。[4]12-20周光礼和武建鑫认为学科既是一套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也是一套体现社会建构的学术制度，学科在大学组织中主要表现为研究平台、教学科目、学术团队、规训制度、学科文化。[5]宣勇和凌健提出了学科的二元视界，从“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和“作为知识劳动组织”两层语义上甄别学科的概念。[6]刘献君认为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认识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7]学科既是知识的集合体，也是大学的重要组成。在知识语境下，学科是一种被规训的系统知识体系，是一门学问知识的集合。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层面的学科是一种在学术领域的再分类，按照一定的逻辑构成知识分支体系，其中蕴含了不同的知识形态。总体而言，学界对学科的定义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知识体系的分支”；二是“学术组织”；三是“知识——权力体制”。本研究主要就“知识体系的分支”含义展开论述。学界对学科内涵的诠释相对成熟。与学科相比，对学科建设主体含义的认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学科建设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费孝通认为建设一门学科在机构上大体要包括5个部门，分别是学会、专业研究机关、各大学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8]马陆亭认为学科建设包含大学和政府等多方责任主体，学科建设的重心在二级学院,大学层面要关注学科群构建,政府关注的重点是制度保障和体系建设。[9]罗云认为学科主体是指担负学科发展职责的某种社会机构或组织,学科主体是多元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都可以成为学科主体。[10] 三螺旋理论的提出最先始于生物学领域，揭示了环境、基因和生物体三者之间的非线性网状关系。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滋运用三螺旋理论阐释了“政府——大学——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11]6此后美国社会学家罗伊特·雷德斯多夫继续完善该理论，以大学、政府、产业为三要素构建了三螺旋理论模型。国内许多学者运用该理论对我国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周春彦进一步将三螺旋理论本土化，提出我国大学、政府、企业协同育人创新方式；石火学提出大学、企业和政府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的主体；陈桂香提出高校、政府、企业协同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有利于发挥各育人主体的资源优势,激活资源存量,放大资源效能,实现协同方利益最大化。[12]三螺旋理论中提到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学、政府和产业之间的边界正变得愈加模糊，从事知识生产的大学与知识应用的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政府在两者的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随着大学、政府和产业之间产生更多的交互合作，三者围绕知识生产与应用呈相互联结、螺旋上升的三螺旋关系。其中，大学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具有较强的知识创新能力；企业是产业的外化表现形式，具有捕捉市场需求、催生知识革新的能力；政府具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员，同时承担一定的创新风险。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的组织，也是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机构，已成为知识联结、扩散与应用的关系场域。就学科建设而言，学科建设的主体主要是大学和科研单位，同时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和企业也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主体。一方面大学的学科建设服务于国家教育战略需要，另一方面教育发展促进了知识的迭代，在这过程中不断完善学科的发展方向、内容建构和文化形塑。党建学科是一门跨学科和跨组织的学科。“无产阶级政党从确立目标开始，就与资产阶级政党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无产阶级政党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其产生、发展逻辑与资产阶级政党有很大的区别。”[13]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为研究重点的党建学科，就其研究对象的高度综合性、复杂性与整体性而言，该学科在本质上应当成为一门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并自觉地遵循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同时，相较其他学科，新时代党建学科的建设主体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即大学、党政机构和企业三方主体都参与了学科建设发展的具体进程。党建学科的发展正是通过主客体的互动交流产生新的知识，进而推动学科建设体系逐步完善并实现进一步发展。当前，为了更好地推动党建学科内涵式发展，新时代党建学科亟待转变发展理念，开放学科建设主体的组织边界，开展跨学科的知识生产，为党建学科发展提供新的进路。 虽然学界对三螺旋理论在整体思路上基本达成共识，核心理念对党建学科建设主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相关理论成果是基于各国国情提出的，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在对学科建设主体的构成内容和具体分析方面，还需要根据各自国情和学科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而言，新时代党建学科建设主体应根据中国国情和新时代的阶段性特点，立足中国大学人文社科建设的实际和学科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运用三螺旋理论的核心理念，对党建学科的建设主体进行重新筛选和区分，并就主要建设主体的定位、职能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以使各主体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协调，更好地推进党建学科发展。

　　二、新时代党建学科的建设主体

　　

　　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通常以理论独尊、以大学为核心，并由学科自身驱动。而随着时代发展，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活动方式已发生了转变，学科之间的边界逐渐淡化，“多价知识”“多学科”的理念开始助推知识的革新。知识生产与社会服务之间的联结愈加紧密，知识的生产通过传递经验、团队协作和跨学科交叉来实现，强调跨学科性、多元性。知识应用语境跨越了单一学科的知识框架，主动适应外部社会的需求，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应用相互融合，使大学与社会的边界更为开放。党建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内在于学科命题之中，亟须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整体上提升党建学科建设的学理性和系统性。 目前学界多从党建学科建设的困境、路径和内容开展研究，关于党建学科建设主体的讨论还较少。捋清建设主体及各主体发挥的作用，即回答“谁来建”的问题，对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亦贯穿学科建设的始终。党建学科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强调多元建设主体参与协同发展。基于三螺旋理论和党建学科发展面临的现实境况，新时代的党建学科应凝聚大学、党政机构、企业三方，以大学为核心，由党政机构提供保障，企业起协同支撑作用，三方主体打破原有的组织边界，根据环境的变化在边界切面架构新的协作关联，整合不同的资源形成合力，共同助力党建学科的长远发展。 第一，在学科建设三大主体中，大学扮演的是学科基础和研究平台的角色。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的核心 ,也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 ,必须将之纳入学校整体建设的系统中加以考虑。[14]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大学不再是处于脱离社会的“象牙塔”，而是社会知识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就党建学科而言，大学的主要职能应侧重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科理论研究、学科体系构建和学科自身建设等。大学不仅承担着培养人才、从事科学研究的职能，还致力于将知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应用成果。大学是创新知识的孵化器，为党建学科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提供了自由开放的环境。大学是学科建设和发展最关键和最基础的主体，也是党建学科三大建设主体的核心。三者围绕党建学科知识生产与应用在大学这个建设主体中呈相互联结、螺旋上升的三螺旋关系，党政机构和企业建设主体功能的发挥都需要大学的参与。例如，党建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跟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互动互补，因此，必须建立基于党政机构的实践平台和智库平台，加强大学与党政机构的交流与合作，让学术研究成果在相关实践平台中试点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补齐当下党建学科人才培养中缺乏实践能力的短板。 第二，基于党建学科的政治属性，党政机构主体在学科建设中发挥提供保障的作用。党建学科是一门政治性与学术性高度统一的学科。正如有学者认为，“作为一门科学，党的建设学科必须遵循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不能游离于学科和学术之外；同时，它又不是一般的社会科学学科，而是一门具有‘姓马’‘姓党’本质属性和鲜明特征的社会科学学科。”[15]党建学科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长期领导执政提供智力支持，学科建设既要解决不同时期党的建设遇到的实践难题，又要对未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前景进行理论构建和战略预判。与此相对应，党政机构主体也将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为党建学科发展持续提供必要的资源。党建学科在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矛盾运动中获得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其建设和发展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实践，又要遵循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党政机构主体在学科建设的“三螺旋”主体中扮演的是确定政治基调和提供政策支持的角色。党政机构不仅可以适度出台政策指导党建学科的发展，充分利用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实践平台和智库平台，为党建学科教学和研究人员提供更为广阔的实践舞台，帮助大学将前沿党建科研成果转化为知识生产，而且可以鼓励和推动企业主体加速新知识的应用。 第三，党建学科的良性发展离不开企业主体的紧迫需求，企业主体发挥着重要的协同支撑作用。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数量庞大，党的基层组织往往依托大中小型企业而建立，基数庞大的党员遍布在各种所有制形式企业中。根据中央组织部党内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6月5日，全国党的基层组织486.4万个，其中机关基层党组织74.2万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93.3万个，企业基层党组织151.3万个，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16.2万个。企业基层党组织数量最多，占比最大，约占总数的31%。[16]企业主体是党建实践的丰厚土壤和党建发展的关键一环，党建的学科建设离不开企业主体功能的发挥。同时，随着党的领导的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全社会对党建学科学术研究成果的需求更加迫切。企业主体的主要职能侧重为大学的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基地，为学术研究的开展提供研究结果反馈和实践调研土壤。通过校企合作，能够加强对党建学科相关基础问题、基础研究的支持。同时，大学的学者只有更加关注企业党建实践的实际，给予现实充分的观照，相关学术研究才能更具理论深度。党政机构主体也可以通过积极鼓励大学和企业的合作，在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促成党建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以更好地推动党建学科的发展。 虽然大学、党政机构和企业作为建设主体，在推动学科发展上职能不同、各有分工，彼此不能越位，但是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是相互隔离和分散发挥作用，而是彼此紧密联结，呈三螺旋结构相互助力，共同作为学科发展的动力推动党建学科的发展。换言之，虽然三大建设主体与党建学科中心轴紧密相关，但是三者都有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和空间，彼此互不干扰，但又缺一不可，并围绕党建学科发展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互相推动协同发展。倘若三者彼此分散开来、各干各的，或者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那么各自作为建设主体推动党建学科发展的作用和效果就会削弱。只有大学、党政机构和企业三大建设主体呈三螺旋的稳定结构，彼此有效联结、互相助力，党建学科的内涵式发展才能获得稳定和可持续的支持和保障。

　　三、推动新时代党建学科主体建设的实践进路

　　党建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既要回应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实践问题，又要对学科建设发展的理论框架、生成逻辑、建设目标、发展阶段、学科体系、学科人才等进行深入研讨，以期更好地建立起学科自信和学术自信，发挥其应有的学科价值。因此，党建学科建设不仅要加强跨学科领域的合作，而且需要大学、党政机构和企业三方携手，在关涉学科发展的各大领域群策群力、共同推动，构建多元主体之间互动和合作的架构，发挥“三螺旋”框架中各方的合力，更好地推动党建学科内涵式发展，进而发挥党建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 （一）充分发挥大学主体在学术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 大学主体应以跨学科为发展趋向，制定科学的党建学科建设方案，做好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制度设计，明确学科建设定位。同时，严格按照学术思维和学术范式，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党建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学科体系，加强研究型人才培养，更好地发挥大学在学科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例如，大学在党建学科建设方向上要对理论党建学和应用党建学进行区分。理论和应用虽然不可分，但在学术研究上却是两个明显不同的领域。理论党建学主要还是围绕原著经典和档案材料进行深挖；而应用党建学则从党史学、社会学（田野调查）、新闻学（媒体宣传）、管理学（管理科学）等其他学科进行拓展。就党建学科而言，大学可以在党建硕士研究生培养上进一步区分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学术型硕士主要往博士研究生培养，致力于学术研究；专业型硕士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侧重于实践工作。现实的党建工作对应用型人才，即专业型硕士的需求量巨大。大学只有对理论和应用的学术研究进行细分，完善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才能更好地实现理论和应用研究各得其所，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同时，党建学科是政治性与学术性高度统一的学问，既然要建设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就应该遵循学科建设规律，培养学术精神，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学术门槛。党建学科教学与研究人员应自觉建立和维护学术范式和学术共同体。 （二）逐步完善党政机构主体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形式 党建学科建设离不开党政机构主体提供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党建学科的发展高度重视，并为学科设立和快速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未来，党政机构主体应在为党建学科发展提供政策和资源配套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形式，在尊重学术学科发展规律和推动党建智库设立上着力。党建学科建设不能违背学术和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给予党建学科发展充分的学术空间是学科内涵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党政机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搭建好学科发展框架，明确自身定位而不越位，给大学的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留出适当的容错空间，营造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以吸引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参与到党建学科建设中来。同时，党政机构主体应积极推动党建智库建设以更好地发挥党建学科的科研资政作用。智库是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对政党和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会舆论与公共知识传播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在党政机关、大学科研机构一般设有各种类似智库的研究机构，民间也有各种智库。党建学科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资政育人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党建学科在智库建设方面还较为薄弱。党建智库的建设正处于发展阶段，智库的研究力量和水平都有待加强，智库的机制建设亟待科学化。新时代，随着党建学科进一步发展壮大以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推进，党政机构的党建智库建设必将迈入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阶段。 （三）深入挖掘企业主体支撑学科发展的潜力 当下党建学科的学术研究偏重大学和党政机构这两大主体的作用，对基于应用情境的企业主体的作用和价值重视程度有待提高。中国具有非常庞大的党员基数，在企业等非政府机构里的党员数量占有不少的比例，对这部分组织的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机制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新时代的党建学科必须扎根社会，以社会需求为引擎，发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创造性，重视协同合作的研究方式，积极回应现实的问题和挑战。目前，党建学科已经初步构建起理论研究、党建史研究和应用研究3个基本的方向。其中应用研究侧重于机关、国企、非公经济、社会组织、街道、军队等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现了组织体系的全覆盖，凡是必须建立党组织的企业，要求应建尽建，加强党的建设。因此，无论是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实践需要，还是从党建学科学理发展的学术研究需要，党建学科建设都需要企业的参与。大学除了应设立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党建学科专业型硕士外，还要主动加强与企业的对接与沟通，在有条件的企业尝试建立党建学科实践基地，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企业为促进自身发展和开展党建工作的需要，也可以主动将相关人员送到大学进行党史党建等知识的培训或进修，或者委托大学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当然，构建企业与大学之间的合作模式，需要政策引导、政府支持、企业配合、大学对接，有效激发多方的创新活力，让党建研究、党建学科发展和党建人才培养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得以落实和深化，走出一条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的党建学科发展新进路。随着未来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建立，区分了理论党建学和应用党建学的研究方向，并运用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以社会需求为引擎，发挥整个社会的力量，尤其是加强企业对党建知识生产的促进作用，推动党建学科在更多细分领域深入发展，实现党建学科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未来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时，挖掘企业党建实践的理论价值，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更加科学和稳定，巩固拓展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和教育成果，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拓党建学科未来发展的蓝海。

　　四、小结

　　总之，党建学科的跨学科性和较强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党建学科建设主体的多元性。单纯由大学主体推动党建学科建设不仅将举步维艰，错失学科发展的宝贵机遇，甚至还将导致学科建设方向出现一定的偏差。基于新的学科建设起点，新时代党建学科的建设不能仅靠大学单个建设主体，而是大学、党政机构和企业在创新协同过程中开放组织边界、整合组织资源，在明晰各自职责和目标的基础上，通过知识整合和转化满足各方需求，协同发力。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要扎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式发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把准学科定位方向，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领作用。”[17]党建学科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关联最为密切的一级新学科，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代党建学科建设应基于学术研究的大学主体、政策支持的党政机构主体和协同支撑的企业主体，通过大学、党政机构和企业三方主体协同合作形成合力，扎根中国大地，真正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党建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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